【史志论坛】明清两代《荣昌县志》纂修考 ‖滕新才 张财霖

 滕新才 张财霖

荣昌县志的编纂，肇始于明代。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四川布政使司行政建制趋于完备，历任长官积极修纂省志，先后问世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四川志》、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总志》、明万历九年（1581）《四川总志》、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极大促进了各府州县的修志热情。但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后，多数散佚，目前仅存明嘉靖《云阳县志》、明嘉靖《青神县志》、明嘉靖《洪雅县志》、明隆庆《铜梁县志》、明万历《重修营山县志》5部。荣昌县志究竟修撰于明代具体什么时间，现已无法详考，笔者推测当在明嘉靖时期（1522—1566）。明嘉靖《四川总志》叙山川形胜，引《荣昌志》曰：“山环绕而蜿蜒，地宽广而爽垲。”叙风俗礼仪，又引《荣昌志》云：“习俗淳厚，男耕女织。”说明至少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总志》成书以前，已有相当成熟的《荣昌县志》，与上述明嘉靖《云阳县志》等应属于同一批次，是四川省最早启动并成书的方志之一。

清同治《荣昌县志》叙正德时高僧妙福事迹，有“明万历丁丑重修县志，核其事实，书曰‘高僧’”之句，引用“旧志”文献多达471字。明万历丁丑为万历五年（1577），已是“重修县志”，则邑乘之初创，当在此前数十年，光阴荏苒，人事变迁，需重新补辑，方称其实。限于资料奇缺，丁丑志已不得其详，但3年后却实实在在问世了县学训导旷昂霄纂修的《荣昌县志》：“旷昂霄《荣昌县志》，万历庚辰修，训导。”万历庚辰即明万历八年（1580），或即丁丑重修的成果，旷昂霄主其笔。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邑人喻思恂在中进士之前，曾读书城南的北宋古刹壁云寺（后更名碧云寺），历久坯坏，有感于僧广文“修理培补之功”，特撰《壁云寺记》，文中“原刹相传为元丰间西江耆腊名曩劫者入蜀所建，倾复不常，见《县志》”数语，透露明朝后期士人尝得见此书，可随意征引。

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重庆府志》叙荣昌形胜，引旧志云：“晒袍山北炫其奇，飞凤峦东拔其萃。锦屏交岫于西，玉盘雄峙于南。环溪左旋而西溯，小河九畔而南绕。”“山皆平伏而清奇，水多曲缠而秀丽，襟山带溪，形胜比他邑称最。”叙荣昌风俗，又引县志云：“士质而静，以诗书为业；民俭且淳，以廉耻为尚。男深耕足岁，女勤绩杼织。”“冠带缙绅，退老居乡，以入仪门为耻，无郊外逸游酣饮之狎。”“士崇敬先师，彬彬礼义。”凡此种种，均表明明代《荣昌县志》颇有条理，门目齐具，行文简雅，惜已不存，仅于省志、府志中聊窥蛛丝马迹。

清朝是古代修志的鼎盛时期，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先后撰成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3部全国地理总志。每次纂修前都诏令各省编纂通志，限期完成。清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清圣祖敕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清代修志是一种严肃的政府行为，仿历史上宰相监修国史的惯例，“通志皆以总督、巡抚董其事”，省会知府、耆绅鸿儒执其笔，书成付梓，组织管理者题名曰“修”，具体写作者署名曰“纂”。清世宗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故于清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728年12月28日）发布上谕，“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美之书”，“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各省接受任务后，如法炮制，将编写工作下达府、州、县，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地方名彦握管，黾勉同心，共襄其成。《荣昌县志》就是在此背景下蹒跚起步的。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以平西亲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除海上郑成功、郑经抗清势力外，大陆局势算是稳定下来，经济逐渐复苏。与明朝相比，无论国家疆域、民族成分、行政区划，还是职官、户口、土地、物产、赋税，都有了很大变化，于是酝酿编纂《大清一统志》，谕令天下普遍修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直隶天津卫（今天津市）监生史彰出任荣昌知县，兼摄大足县事，曲体上峰意图，着手创修两邑县志。当时条件非常艰难，荣昌虽号称剧邑，城市喧嚣，然自明末战乱以来，人烟断绝30余载，清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设署开治。又因路冲差繁、人口稀少、土地荒芜，不到十年再成榛莽。史彰履任时，县城东门外仍是竹树蓊蔽，行人手分枝干、脚踏泥淖佝偻而过，南门一里许即积水成渠，城内仅破屋六七间，县衙上漏下淤，萿麻环生如林。夜幕低垂，更夫即击柝以惊走虎鹿，梆子声彻夜不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史彰又兼摄永川、壁山（今重庆市璧山区）二县事，钦遵谕旨，购求民间藏书以修县志。召集吏民咨询，答曰：“兵燹之余，即衣物亦鲜存矣，谁复藏典籍？”又召耆老叩问名人胜迹，岂料这些人“年幼即逃避远地，都不复记忆”。四县“皆接壤荒区，人与书茫无可据”，而重庆府的公函频频催促纂修进度，“不容少缓其时”。史彰太难了！“网罗旧籍，概消灭于剩水残山；参考遗文，悉沈沦于金戈铁马。即有一二父老追述旧闻，及细叩其详，终属虚而鲜据”，他真的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与史彰同事9年的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市）儒学训导喻丰年，深知其中的艰难苦楚，感慨说：“嗟乎！为志于蜀难矣，为志于昌元不更难哉？”所幸史彰“以簪组名家，学富二酉”，既有一颗热爱公益的忳挚之心，也不乏尽忠职守的奉献精神，抚治四邑，日理万机，公务之暇，犹探奇寻古，穷极遐幽，“遇断石残碑，留题不倦；逢茂林嘉树，入浦忘归。耳目所经，悉成掌故”。又布置人手，多方采集资料，令县学诸生遍查学宫题名碑录，全县寺庙遗存的各种碑碣，不论完整还是残缺，只要有文字可以辨识，即就近著录进呈。前朝历任职官及其政绩，恳请父老乡亲仔细回忆，按年记录，投置竹笥中，史彰政务之余亲自检视，详加甄别，以备参考。经多方努力，数易其稿，“时近两月始成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史彰差旅途中，将荣昌、大足两县志“删订成集”，为避免日后散失，“泯灭无闻”，不顾囊中羞涩，“措资镂版，以为久远计”。

这是清代历史上第一部《荣昌县志》，“凡夫山川之壮丽，风俗之醇漓，土物之灵奇，生齿之多寡，至于历朝慷慨文章之士，畴其节义嶙峋，畴其功业炳耀，畴其白凤口吐，畴其丹篆梦吞。若乃屹屹琳宫，仙客游于何地；巍巍梵宇，圣僧来自何年，名媛烈女之堪传，逸民隐士之当录，出其闻见，辑为一书，灿若列眉，了如指掌，笔削所至，游夏何容赞一辞哉”！⑥由是观之，书中山川志、风俗志、物产志、户口志、人物志、选举志、寺观志、仙释志、列女志、隐逸志等篇目已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始之功，厥乎伟哉！诚如喻丰年感慨：“噫！此书废缺者数十年而成于一日，成于一人，所谓松竹无言，藉清音而结响；云林寡色，资彩笔以扬辉。”史彰自己却很低调，不事张扬，惟愿此书与他捐俸倡修的文庙大成殿、谯楼及招徕流民数、增报田粮册共垂不朽，“则斯县之规制犹存，余六年之职守庶无遗诮矣”。他也深知县志草创，篇帙阙略，体例不全、内容不周之处甚多，“若夫昌明风化以复旧观，博采遗文以合旧志”，则期待后任荣昌贤令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很遗憾清康熙《荣昌县志》至今未见传本，后世各种志书均无著录。

清乾隆五年（1740），常州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附监生许元基莅任荣昌知县，热心地方事务，建树良多。清乾隆六年（1741）修葺文庙，清乾隆九年（1744）倡捐重修文昌宫、城隍庙、关帝庙，清乾隆十年（1745）补修县衙二堂、三堂，改建奎阁于文昌宫后，清乾隆十一年（1746）捐建玉屏书院。清乾隆十年（1745）五月，奉四川巡抚纪山公文：“川省自明末兵燹之后，州县志书，每多残缺。幸值圣朝深仁厚泽，休养涵濡，久享升平之福，载籍悉皆明备，若不乘时纂辑，殊非整顿地方之道。果能旁搜博采，自可件系条分，积累既多，裒然成集，非守土者之责欤？”许元基闻命，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此前刚上任，即留心访问遗迹，搜寻残碑断碣，已稍补前所未备。在史彰已成县志的基础上，发箧中积储的资料，公务之余，加意编纂，又跋山涉水，广询博访，“事必稽其真，数必核其确”，凡稍有疑似者，宁缺毋滥，“期月而始克成焉”，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付梓刊行。

本书是现存最早的《荣昌县志》，凡4卷、首1卷，分为10门，细目如下：卷首《序志》《图考》，卷1《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城池》《公署》《仓廪》《田赋》《户口》《盐政》《驿站》《铺递》《坛庙》《寺观》《古迹》《山川》《关梁》《风俗》，卷2《职官》《选举》，卷3《名宦》《人物》《忠义》《孝友》《节烈》《仙释》，卷4《艺文》。全书近4万字，内容“虽不甚详核，而体段粗具”。清乾隆十一年（1746）初刻本已失传；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增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年（1797）增补重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传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传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日本藏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钞本。

清同治二年（1863），汉军镶红旗监生文康莅任荣昌知县。其时清朝板荡政局有所缓和，特别是清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后，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气象，“寰宇肃清，年谷顺成，士民乐业，讼狱日稀”，为新一轮修志创造了安稳的社会环境。史彰创修、许元基续修的县志，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印以来，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已过去120年，“其间随时酌更、因事制宜者，则无籍可稽，询诸父老，已不能详百之一二”，“忠孝节义、文物典章，又复湮没不少”，若不及时踵继前贤，重新辑撰，不仅未纂事迹终于阙略，无以信今传后，资观感而寓劝诫，即如史、许二令艰苦卓绝付出的努力，也将日渐散佚而不可复得，以后纵有良史之才，又何以滥觞？于是文康召集县学教谕谢金元及邑中耆绅商议，谋为续修之举，得到一致赞同。乃聘叙州荣县（今四川省自贡市荣县）进士、前翰林院庶吉士廖朝翼纂修，本县副榜举人敖京友协修，县学教谕谢金元监修，并遴选各里绅士，分理采访、誊录、编辑、校勘、雕版、督印诸务。文康、谢金元公务之暇，必亲自披阅裁定。又取《四川通志》《重庆府志》《大足县志》《隆昌县志》《富顺县志》等书，逐一参鉴考订，“将旧志杂者汰之，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新者增之”，务期无遗无滥。从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中旬开局，至清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竣工，历时7个多月，成书22卷，详分44门附5门，约25万字，“其词约而赅，其义严而密，邑乘也，而几于信史矣”。文康特撰《重修荣昌县志序》以示慎重，草书，清秀俊朗，笔力遒劲，翩若惊鸿，矫似游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有书法功底，成为同治《荣昌县志》的一大亮点。

清同治《荣昌县志》是荣昌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内容详实的地方志乘，较之乾隆志不啻是脱胎换骨的飞跃，破茧成蝶的新生，化腐朽为神奇，变璞石为美玉。惜版本流传不广，仅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台湾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有藏。另外，成都图书馆藏有卷1至卷2、卷15至卷19残本。

15年后，清光绪六年（1880）冬，正值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监生施学煌署荣昌知县，奉四川总督丁宝桢公文，“饬新县志，以资采择”，为纂修《四川通志》做准备。时施学煌即将离任，惴惴不安，以不遑克其事为忧，接受县学教谕谢金元的建议，在同治《荣昌县志》的基础上，“惟采录幽佚，补苴掇拾，备掌故而已”。聘刑部江苏司郎中敖册贤担纲，“而以笔削之责寄焉”，因“期迫景促”，经费不敷，明确交代仅“补废弥阙而已”。中经满洲正蓝旗拔贡鸣谦光绪七年（1881）署任，至光绪十年（1884）济南府长山县（今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监生袁杰署理荣昌知县任上，将增修的《荣昌县志》付刻，仍分44门附5门，约28万字，新增内容并不多，主要是职官后任、科举延续、人物新出、艺文增辑者近3万字。是书为清修《荣昌县志》通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有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又出再增刻本，补充清光绪十年（1884）以后事迹，仅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珍藏。

         清光绪《荣昌县志》施学煌序（滕新才/供图）

相对于同治重修志而言，光绪增修志体例上无所创新，不能出其规范，内容上略有补缀，稍事后续而已，故各书著录皆题“文康原本”，或“廖朝翼原本”，充分肯定了清同治《荣昌县志》的集大成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