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穿上吊带裙，裙裾迎风飘摆，蓬勃的生命，是这世间最美的风景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摘自邬霞诗歌《吊带裙》

邬霞，八零后工人诗人，14岁南下深圳打工。高强度的车间作业和没有自由的工作制度，一度让她失去生活的信念。

为排遣枯燥压抑的生活，邬霞开始利用一切劳动间隙写诗，她把所有的苦闷和向往都寄予诗歌。没有痛苦，没有怨怼，心中的美好被敲成文字，汇成诗歌，给他人也给自己希望和梦想。

2001年开始，邬霞的作品陆续发表，并参与纪录片《我的诗篇》拍摄，做过《鲁豫有约》嘉宾，也登上过央视舞台。

然而这些光鲜并没有真正改变她的生活状况，她依旧和父母一家人挤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并为又要涨价的房租发愁。

这本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吊带裙》，记录了邬霞全家人在深圳打工的全部经历。文字朴素平实，情感真挚，语言中并没有提痛苦却让读者对她充满了疼惜。

生活千斤重，裙裾在飞扬

邬霞是个爱美的女孩子，从小喜欢拍照，穿漂亮裙子。有一次到城里的大姑家做客，看到一栋栋楼房心生羡慕，立志将来也要成为城里人、住楼房，回来后在纸上一口气写下27个梦想。

因为一部电视剧《外来妹》，使得邬霞对打工很是排斥，可是读初中的她还是辍学了。自古进入城市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念书，二是打工，只能二选一。还没等邬霞反应过来，她就被匆忙安排进入了妈妈所在的松高制衣厂。

厂里的工作并不轻松，从早到晚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而邬霞当时只有14岁，体格单薄，个子矮小，连身份证都是用别人的。所以那几年，她只能顶着别人的名字余真联。

然而这样的工作不仅心酸，还有委屈。

一次邬霞在走廊里刷牙，被门卫抓厂牌罚款了200元钱，妈妈虽然愤怒，却也只能劝她忍。从此以后，邬霞对这个工厂充满了厌恶，恨不得马上逃离。

“我觉得我就像那石缝里的花草，就算有一块石头压着我，我也要倔强地推开它，我也要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

繁重的工作，令人窒息的制度，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都融化成了文字在邬霞的笔端流淌。她利用一切时间去写作。对她来说，那是发泄，更是希望。

为了生活，邬霞通过努力做过文员，还做过前台、仓管，也投过稿。虽然屡次退稿对她来讲打击很大，但她却从没退缩过，十几年来笔耕不辍。这时的文字已经不仅仅是想要谋生的手段，更成为了她生活的见证者，最亲密的朋友。

邬霞依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穿着吊带裙跑到卫生间，从窗子反光的玻璃里看着自己，露出满足的笑容。女人，又有哪个不爱美呢？

沉重的婚姻，奔波的一家人

2000年，妹妹也辍学出来打工了，邬霞感到非常难过。这几年的艰辛她已深有体会，她多么希望妹妹能够好好学习，不再吃她吃过的苦。然而，一切已成定局，她根本无力改变。

妹妹具有音乐细胞，唱歌好听，每当有歌唱比赛都会去参加，拿过名次，也得过奖金。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星，可她的梦想似乎比成为作家还要遥不可及。妹妹结婚有孩子以后，唱歌就只作为回忆和消遣了，梦想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破灭。

“好的婚姻让女人像花一样越来越艳，差的婚姻让女人像花一样渐渐枯萎。”

2011年，邬霞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和男友回到他的老家补办了结婚证。在婆婆家生孩子的那段日子里，她对婚姻充满了失望。一直幻想着另一半能够分担自己身上的重压，能够得到温暖和体贴，可等到的只有婆家的不重视，丈夫的赌博不顾家。

生完孩子，邬霞回到深圳继续和父母一起打工，过年也不想再回婆婆家，可是丈夫却强行把大女儿带回去。邬霞也只得跟回去，父母带着小女儿随后也赶了过去。

后来丈夫出轨，邬霞提出离婚，丈夫坚决不肯交出大女儿的抚养权，还对邬霞拳脚相加。在邬霞的一再坚持下，终是摆脱了这段婚姻，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大女儿的抚养权还是归了前夫。

邬霞一家自从来到深圳打工，深圳就变成了故乡，故乡仿佛成为了他乡。不愿回去的原因有自尊心，也有回去没有谋生手段的无力感。

于是邬霞带着女儿还有父母在深圳租房子住，先是为了省钱和工友合租。可是人大家各怀心事，争吵不断，后来妹妹一家人也来到深圳，这才一家人单独租了房子住在一起。

那段时间，邬霞和父母、妹妹做起了摆摊生意，被骗、被欺负、被抢劫，折腾了一大圈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小生意以失败告终后，全家人无奈又开始进厂打工。

不幸，似乎总是萦绕在苦难人的头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卑微的尘土里也能开出花来，并闪烁出命运的微光。

为房子而努力，打工仍在进行时

自从小时候到县城亲戚家做客，拥有自己房子的想法便在她的心里产生了。从此她一直为房子而努力，却又一直在租房和搬家中度过。

打工两年后，邬霞开始产生了当作家的想法。为了创造条件，她软磨硬泡，妈妈终于答应去外面租房。刚开始是学校的单间，学校不租以后，又搬到了翠景花园小区。这是一座老式小区，也被称为“农民工小区”。

邬霞自嘲翠景花园不见一朵花，自己是农民工，住的小区也被称为农民工小区。好像这个标签已经紧紧贴在自己身上，长进身体里，怎么都去除不了了。

为了分担房租，这个宽敞的两室一厅硬是塞满了合租客，连厨房都住了人。这还不算，为了点水费、电费，各租户之间纷争不断，拉帮结伙，明争暗斗轮番上演，搞得一家人筋疲力尽，不胜其扰。

这时，邬霞想要拥有独立房子的想法尤为强烈。可是错过的机会，被炒的天价的房子都让人只能想想而已，就连日益上涨的房租都快让人承受不了了。

邬霞在书中说：

“我想象中的家，有干净的客厅，雪白的厨房和卫生间，宽敞的卧室，软软的席梦思床，明净的窗户和米白色的落地窗帘。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再也没有争吵、眼泪和担忧。”

后来，深圳的农民房都在改造公寓，终于轮到翠景花园了。虽然对搬家充满了恐惧，可还是不得不再次找房子。几经周折，邬霞一家人忍痛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独栋楼房。为了省点搬家费，妈妈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搬运。一番折腾过后，一家人总算又有了个栖身之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改革前沿的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遍地的工厂，如今已消失了大半。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那些浩浩荡荡的打工人潮不见了。

邬霞作为第二代打工人，在此付出了整个青春和梦想，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最终也没能在这里扎下根来。

面对现在的深圳，没有学历的人，只能到商场、餐厅、超市做最低等的工作。虽然早已厌倦了打工的生活，可是不留下来又能去哪里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回老家，想到这里，邬霞心里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写在后面：

合上这本书，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虽然生活不见得有多好，但也没有那么糟。

邬霞来自生活底层，用最沉重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用诚挚善良做人，却换来被歧视和瞧不起。然而，她却在荒芜的沙漠中昂首穿起吊带裙，裙裾迎风飘摆，生机盎然。

工作不分贵贱，灵魂没有高低。哪怕你身在泥土中里、夹在石缝间，只要用力地生活，头顶那片湛蓝的天空同样属于你。

因为，生命的蓬勃，才是这世间最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