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短篇小说）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郝金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城北面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老婆刘琴在本村当民办教师，而村子则在县城的最南端。两口子工作地点相差一百二十多里地。郝金友平时居住在乡里，只有星期天才能与老婆相聚一次。赶上了乡里搞中心工作，有时候两三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

以前交通不发达，郝金友每逢星期天回家，都要在星期六下午请半天假，先乘公交车到县城，然后转乘回家的公交车。转车期间，说不定要等上一阵子才能上车。下车后，还要再步行两三里的路才能到家。到家后，往往是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耽误上班，第二天的下午，郝金友就要匆匆地往回赶。每回一次家，这样一往一返的，加上休息不好，就把人折腾的筋疲力竭。

两口子也想着调动的事，可跑了腿，尽了力，总是不能如愿。老婆废寝忘食地工作，为的就是转正。因转正是有名额限制的，不努力不行。若调到老公工作的地方去，好不容易在原单位积攒的人气就没有了，想在新单位转正，与海里捞月没什么两样。再说，民办教师调动，诸多方面的关系都要照顾，求姑姑拜奶奶，麻烦得要死，弄不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至于郝金友，在单位从干事做起，七八年才熬成了一个助理。为了调回老家所在的乡镇工作，他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调回老家的机会。可是，老家那个乡的领导却说，来工作可以，因位子没有空缺，只能从办事员做起。他反复琢磨着，好不容易熬了个官，说没就没了。在外混了那么长时间，头上连个纱帽翅都没有，与父老乡亲如何交代？唉，回去到底是不划算，还是咬咬牙，不走了。

两口子调在一起生活的事，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

不过，异地分居也有好处。远了香近了脏，小别如新婚。每每郝金友带着风尘回家，老婆都会围着他转来转去。或者拍拍他身上的尘土，或者是轻轻抚摸一下他的脸，嘘寒问暖地没完没了。那情景还真是满温暖、满感人的，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老婆刘琴转正后，终于到了退休的年龄。而巧合的是，郝金友从助理提升为副科后不久，在任上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况且离退休还有两三年的时间，便被宣布退居二线。乡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退二线的人，上班有弹性，没事儿不来上班也行。说实在的，人退二线了，在单位里不前不后的，哪有什么事儿好做的？郝金友想着想着，突然间，他想通了，什么有事就来，没事就不来？别给我兜圈子了，反正是仰躺着睡着尿尿，是死是活鸟朝上。走，咱背着行囊回家与老婆温存去。

刘琴在当民办教师期间，为了转正，为了转正后的职称评定，她先后去县里上了电大，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同时，在业余时间除了发表了许多业务方面的论文外，还在网络平台及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小说、随笔等。不知不觉间，她成了方圆小有名气的文人。

一说到文人，人们往往会把“清高”一词与之相联系。刘琴不解地问郝金友:“老公，有人私下里说我清高，不就是写了一点东西吗？又没影响工作，与同事也都和睦相处，你说我哪儿清高了啊？”

郝金友早就对老婆写文章的事厌恶透顶。写什么写？整天编造那些忸怩作态、风花雪月的东西，纯粹的小资情调。一个正派的人，谁去搞这个东西？听了刘琴关于清高一词的问话，他气不打一处来。恶意实足地说:“我早就看你清高了，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吗？没什么可说的，又有什么可清高的？你看看你，从我回来以后，我说话你总是待理不理的。不知道你脑子里整天在想些什么。你说说，你把我放在眼里了吗？你这不是清高吗？说实在的，办公室的毛头小伙子给我写的讲话稿，我都懒得看一眼。我讲话尽管是随口说的，谁不说我出口成章啊？”郝金友秃噜秃噜地说了一大堆。

刘琴说:“谁还不知你那两下子，在政府干了一辈子没混出个名堂，倒是混出了一个臭官架子。到哪儿都把手叉在腰间，说话时指手画脚。看你那副德行，只是人家不愿搭理你罢了。我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怎么了？左邻右舍我得罪谁了？家里的活儿哪样不是我干的？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倒是不知趣地教训起我来了。别人说我清高，或是玩笑，也或许是带有几分醋意，这是他们不理解。可你说我清高，你凭什么？难道不看书、不学习，整天在你面前点头哈腰地伺候你，你才说我不清高吗？以前两地分居，只看你满诚实的，没想到你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国家培养你，是让你做事，不是让你享受的。早知道你这样，我早就不搭理你了。”

郝金友一手叉在腰间，一手指指点点地说:“你意识上有问题。我叉腰怎么了？我是习惯。正因为这种习惯，说明我有气质，有威严，你看不惯也得看。你可倒好，走哪儿都戴着眼镜，连睡也不肯拿下来。戴眼镜就能证明自己有学问啦？我看是装出来的，写文章也是东拼西凑，胡编乱造造出来的，不一定就是什么真才实学。”

看着郝金友的做派，刘琴说:“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郝金友也回道:“你才是不可理喻呢。和你这样的人瞎叨叨，掉价!”

“掉价吗？还倒霉呢!”刘琴一边说，一边使劲地关上了卫生间的玻璃门。

刘琴生活上有这样的习惯，退休以后，无论什么季节，吃完晚饭，她几乎天一黑就上床睡觉。而一觉醒来，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如果晚上多喝了水，一两点钟被尿憋醒的话，醒来以后也很难入睡。因睡不着，她头脑就变得非常清醒。因为头脑清醒，她就会拿起手机，躺在床上开始写作。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常会因写作把被子弄得一忽闪一忽闪的，睡在自己身边的郝金友，就会被惊醒。这样，醒了的郝金友也就没了睡意。

趁着刘琴情绪不坏，郝金友带着商量的口吻说:“你写文章我不反对，可是你醒了以后，能不能穿上衣服到客厅或书房里写？”

刘琴说:“我头放在枕头上有灵感，换个地方就没有了，没灵感怎么能写东西呢？要是真觉得影响你休息的话，你就睡到客厅的沙发上。这样，咱两人都舒服。”

一听说睡沙发，郝金友就软绵绵地说:“我随便说说的，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两人还不算老，分开睡算是怎么回事？传出去也不好见人啊？”

郝金友的生活习惯与刘琴几乎相反。他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看焦点访谈，随后还要看股市评论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到十一二点才上床睡觉。

尽管他轻轻地掀开被角，轻轻地把身子躺在刘琴的背后，刘琴还是时常被他惊醒。惊醒了的刘琴就和他哇啦哇啦地吵闹:“你个夜行鬼，该睡觉不睡，单等人家睡着了，再把人吵醒。你成心的是吧？”

三更半夜的，床上吵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旦被邻居听见，丢人就丢大了。郝金友只有装作没听见，毕竟自己有错在先，让她嘟哝几句，嘟哝累了就没事了。况且，我是当过官的人，没一点肚量怎么能行呢？等天亮后，我再给她做做工作，让她今后改正就行了。

忽然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女人，手里还拿了一些东西。带头的是邻居王大嫂，她恳切地对刘琴说:“现在你退休了，在家里没什么事。听说你在学校教过学生跳舞。为了锻炼身体，现在时兴跳舞，俺想请你指教指教。”

刘琴说:“跳舞是好事。学就学呗，拿东西做什么啊？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我明天早晨就教大家跳舞。”

很快的，大家都学会了跳舞。甚至有几个老头子和几个年轻男子小也一同学会了跳舞。

因每天早晨都要跳舞，吃早饭的时间就向后推迟一个小时，有时还会更长一点。郝金友有按时吃饭的习惯。因吃早餐改了时间，且又不能准时，郝金友就受不了了。他借故生气地说:“瞧那些土儿吧唧的庄稼人，老头老太太的，看了我就够。你倒是与这些人处得来啊？别忘了，你是教师，是有身份的人。与这些人一起跳舞、玩乐，值吗？连饭都顾不上吃，你看这还像过日子的样吗？不行的话，我豁出去这张老脸，早晨到外面吃。你爱怎么跳就怎么跳，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再也不管了。”

刘琴说:“晚吃一会饭就受不了了？一天到晚在家里闲的皮疼，屁事儿倒还不少呢。和左邻右舍一块跳跳舞，哪儿就不对了？再说，早晨我没时间做饭，难道你就不能学着做吗？就非得我做给你吃不可？整天闷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熬日子，时间长了，非熬出病来不可，你就在家熬吧你！”

邻居家的儿子结婚，因郝金友曾是场面上的人，人家就请他当证婚人，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邀请。没想到，在酒席上，他结识了很多新朋旧友，大家一个劲儿地给他敬酒。这个说，敬郝乡长一杯。那个说，好久不见，和郝乡长干两杯。这样，你来我往的，郝金友就喝多了。他竟稀里糊涂地说:“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吗，今天的酒也喝的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辉煌!”这哪扯哪的事啊，这是喝喜酒，怎么打起了官腔来了。大家琢磨琢磨，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

听说郝金友在喜酒桌上喝酒失态，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第二天，刘琴给邻居做了赔礼道歉。邻居说:“郝乡长因高兴喝多了，说两句玩笑话，没什么大东大西的事。”回家以后，刘琴憋不住，就与郝金友吵了起来。她说:“郝金友，人家喊你几句乡长，你就飘起来了。你不就当那几天的副乡长吗，有什么好说的？酒喝多了，就打起了官腔，你还能分清个东西南北吗？俺都替你觉得丢人。”

在任上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我在学校给老师训过话，在村里给村民开过会，给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也都受领导的器重。你看这个刘琴，三天不和我吵架心里就痒痒。郝金友越想越不是个滋味，越想越来气。他趁着前一天还没散发完的酒兴，拿起一根皮带，恶狠狠地说:“你个小教书匠，我非打死你不可!”刘琴见势不妙，迅速躲闪到了一边。没想到，皮带竟抽到了郝金友自己的脸上。顷刻间，他脸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红印子。

因长时间不断地吵闹，两口子到了无法用语言正常沟通的地步。或者是互不搭理，或者是拿吵架说事。以致后来，先是分居，最后是郝金友带着工资卡，漫无边际地出去游山玩水，把刘琴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