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小说｜庞瑞贞：老给先生的六块腹肌

多年以后，我回到母校参加七十周年校庆，想起高二那个有些清凉的夏天，晦气好像从天空飞落的石块，每一块都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身上，把我成功地推上了被学校开除的边缘。我真切地认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晦气，是拍了老给先生的“马屁”带来的。

事情要从高中入学第一天说起。老给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作为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他，这节课却上得十分荒唐。他先在黑板上写了“邰闰甫”三个字，然后说：“我叫邰闰甫，邰氏的始祖是上古尧帝的重臣大司农——后稷；《说文》上说，后稷因治理农业有功，尧帝封他为邰国国君，其子孙就以邰为姓氏。甫是象形字，像田中有苗，本义指有蔬菜的田地，是圃的古字。闰通润。圃是要有水的滋润的，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我的先人是管理田园的，我是‘园丁’。我的这份工作并没有辱没祖宗，也对得起父亲给起的名字。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在学校里师生们都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老给先生。如果你们有兴趣叫，我也很高兴。”说完名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的腹部，着重讲了腹部的六块腹肌。他说：“如果你的腹部隆起了六块腹肌，说明你的身体很健康。”之后，剩下的几十分钟，他竟然给我们背了一段《三国演义》。那时我书包里正好有一本，连忙拿出来对照，竟然没错一个字。下课铃响的时候，他随着悠悠的铃声说了一句话，“熟读《三国演义》对于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很重要，下课。”

下课后，我们一班同学都愣了神。一是惊叹老给先生的丰富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二是觉得老给先生的做法不可思议。一个班主任，竟然没有制定班规、讲生活注意事项等等，反而讲了一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我想，遇到这样一位班主任，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十分肯定，从那时起，我们也都叫他老给先生。

好歹后来老给先生的表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

老给先生面皮黝黑，头发粗硬，身材矮壮；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步伐铿锵，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钢炮的味道。从老给先生酷爱麻辣口味和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判断，老给先生似乎是四川人。他用“川普”念对数的英文，本应念作“老革”，他却念作“老给”。学生们听了都觉得有一股别别扭扭的麻辣味道，就给他送了个“老给先生”的绰号。后来，老师们知道了，竟也跟着叫。日子久了，老给先生这个满含着四川味道的绰号，在学校里得到了广泛普及，邰闰甫这个名字只有在会计的工资表和学校的花名册上露露面了。

他上课就像一台设定好了时间的机器，皮鞋的橐橐声伴着细碎的钟声准确无误地走上讲台，再踏着同样的钟声走下讲台。他讲课从来不看讲义，画图不用圆规、直尺、半圆仪。画圆用三个指头捏着粉笔，以胳膊肘为支点，画出的圆，比圆规画出的还圆；画三角形、梯形、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等由线段组成的图案，当然更不在话下，如呼吸一样自然。不论你问他多难的数学题，他都站在你的课桌边，微闭着眼让你把题读给他听。不管多么复杂的题，只要你读一遍，他听完后，似乎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进行综合处理，只需镇静自若地站在那里，就能告诉你多个解题的方法。

站在课桌边讲题，这似乎是老给先生的一个招牌姿势。他的一次例外，就被我拍了“马屁”。

那天是老给先生的数学课。我从老给先生走上讲台，就开始有了隐约的尿意，直到他昂首挺胸走出了教室，胀痛的尿意已是不可遏制。我火烧火燎地出恭回来，乘着排泄的快意回到教室，看见中间那两排课桌的最后铁桶似的围了一圈人，其中一个人趴在课桌上，浑圆的屁股撅在外面。我觉得应该是物理课代表马跃文的“马屁”。马跃文的父亲在家里打大饼卖，他星期天回家背回来的干粮都是香喷喷的大饼。我们那时从家里带来的是掺着玉米面的瓜干煎饼，咬一小口，泛一大口。再加上咸菜是醮了面炒出来的盐粒，含在嘴里翻来倒去地难以下咽。马跃文那黄焦焦的大饼，在我们眼里那就是现在的满汉全席。好在马跃文也没辜负“满汉全席”的营养，长得腿短身长、头小腚大，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衫，活脱脱一匹生长在非洲山地上的山斑马。那两瓣滚圆的腚腄子酷似一对肥硕的马屁股。据此，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非洲马屁。他和我是要好的兄弟，我就铆足了劲儿照着他的非洲马屁重重地拍了一掌，并且高声喊道：“我拍‘马屁’！”啪的一声过后，那“马屁”颤了一下，像大冷天里撒一泡热尿后的冷战。之后，屁股向一侧扭了一下，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夏天，你这是拍谁的马屁？”同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定格了几秒。我一看，原来是老给先生，脸上似乎有一股热血往外喷涌，结结巴巴地说：“老……老师，我……我……我以为是马跃文呢。”老给先生板着脸没有任何表情，重又趴回课桌上说：“马跃文的‘马屁’你就可以拍吗？”众同学皆笑。然后，老给先生继续给那个同学讲题。我想，老给先生这副表情，一定是很生气。

这件事没过多久，我们班突然换了一位物理老师。这位老师姓谷名超，是个大学生。人长得细高挑，白面皮，一个月理三次头发，脖子根上常常露着青白的发楂儿，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可是没上几堂课，就露了马脚。他连课本上的例题都讲不明白。每次上课，他都比我们还热切地盼望着下课铃声。课上我们问他问题，他都装作听不见。一次，我趁他走到面前，高声说：“老师，这道例题我还不明白。”谷老师看都不看我一眼，然后转过身，走人。我们班的同学都觉得这个谷老师不好，班委会的几个人就联合向老给先生提意见，让他找校长换掉这个老师。老给先生慷慨应允。可是，他找了几次校长，校长也很犯难。那时候，师资力量不足，校长排兵布阵就显得捉襟见肘。校长很是为难地说，一时间换不掉。老给先生急了，他找来纸笔，用他擅长的颜体正楷抄写了韩愈的《师说》全文，恭恭敬敬地挂在了校长办公桌的对面墙上。校长明白他的意思，只好动员教导处主任凌可风老师兼着物理课，将那个谷超换了下来。全班同学对老给先生十分感激，一致推举我在黑板上写：谁敢仗义执言？唯我老给先生！因为我模仿老给先生的字体最好，推辞不得，只好在黑板上写了。

老给先生昂首挺胸来到讲台，一眼看到了黑板上的字，当即勃然大怒，将黑板擦子重重地拍在了讲台上。他知道那字是我写的，就将我叫到黑板前，罚站了一个课时。临下课，老给先生十分严厉地说：“同学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罚夏天的站吗？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借我仗义执言之名，行拍马溜须之实。此风对于你们这些将来走上社会的青年，有百害而无一利，此风长不得、要不得、姑息迁就不得，切记！”下课后，他把我的数学课代表也给撤掉了。

我对老给先生的罚站和撤掉我的数学课代表非常不满，认为他这是暗地里对我进行打击报复。有一天，我和马跃文说了我的想法，马跃文摇了摇他的肥嘟嘟的小脑袋，讲了老给先生的几个故事。

老给先生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颜筋柳骨，挺劲有力。校长看了赞叹不已，提出来让他把办公室和教室的门牌重新写写，老给先生断然拒绝说：“我的字不是用来写门牌的。”校长深谙老给先生的脾气，哈哈一笑了事。可是，年底的时候，他却主动给学校旁边居住的一个盲人写了一副春联：柴扉晨开迎日出，夜不掌灯心中明。横批：同沐春风。校长路过看到那对联，认得是老给先生的笔迹，很无奈地摇了摇头。后来老师们背地里笑话他，校长给个露脸的机会不做，却给看不见的人写，啧啧！

有一次，老给先生的老婆回了娘家。因为老给先生和老婆没生孩子，家里就只剩了他一人。老给先生在蜂窝煤炉子上燎了一壶水，因为急于上课忘记封闭炉子。到了课堂上神采飞扬地讲了一段时间，方才想起。老给先生却是仍然镇定自若地把课讲完。待回到家里，那把铝壶已瘫软在蜂窝煤炉子上，化成了一摊丑陋的铝疙瘩，把周边的空气灼烧得瑟瑟发抖。

我对马跃文说：“你我都是老给先生的学生，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些故事？”马跃文有些神秘而又得意地说：“这个你就没有我的优势了。我家老头子打的大饼有好多老师都爱吃，每次回家往这里带干粮，有的老师就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顺便带几个。这样一来二往的，我和老师们就混得熟，这些故事都是从老师们的嘴里听来的。”我说：“怪不得老师们都待你格外好，敢情是你拿着老头子的血汗给老师送了礼，老给先生肯定也得了你的好处。”马跃文的脸一下子红了，语调也提高了，他说：“夏天，你什么人啊？老给先生是吃过我的大饼。刚开始我也曾经想拒收他的钱，两个人推来让去地僵持不下，还是他家大姨给我讲了个故事我才收的。大姨说，有一次老给先生去供销社饭店买油条，服务员算冒了账，多找给他五分钱。回家后他一算不对，就骑上自行车给人家送。到了饭店正好饭店经理在，他也没有多想，就嚷嚷着说多找了钱。服务员守着经理怎么会承认呢？承认了就得扣工资啊，人家就不承认有那么回事儿。他也看不出个死活来，瞪着眼就是一头犟驴，一口咬定就是找错了钱，结果人家骂他神经病。他回来后气得捶胸顿足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后来，他又去买油条，正好还是那个服务员，他又提起那回事儿，人家那女孩子红着脸向他说明了原因，道了歉。他硬是把那五分钱又给了人家，回家还高兴得不得了。”马跃文说到这里似乎有些激动，停顿了那么一会儿，似乎平复了一下情绪，接着说，“老给先生就是有些倔强、刻板、认真，但不可能像你说的那幺小肚鸡肠。”我想马跃文这家伙，世故得很，老给先生这些轶事肯定是他瞎编出来糊弄我的。我在心里发誓，一定想办法捉弄一下老给先生。

终于等来了两次机会。

这年的冬天，学校里分烤火煤。他就叫上我和马跃文一起去帮他。我们去得较晚，有些教师已经称上煤走了，将煤矸石挑出来放到一边。我挑了一些大个头的煤矸石，在装袋子的时候，混合着碎煤每个袋子里装上了六块。马跃文问我，这样不大好吧？那时候我们都想把户口考出来，学习很刻苦，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恨不得把时间挤出水来，谁还注重锻炼身体？老给先生经常把我们从教室里轰出去，让我们到操场上锻炼“六块腹肌”。我向马跃文做了个鬼脸说，这是老给先生的“六块腹肌”。过后，他的老婆起了个囤子将煤倒进去，一看几乎有一少半是煤矸石，就发了一通大火，一口骂不出十个“呆子”。老给先生还不服气，争辩说，老婆，老婆，请息怒，煤矸石也是从煤里出来的嘛！老婆瞅了老给先生一眼道，谷糠还是从谷子里出来的呢，能当米吃吗？老给先生只好大概、当然、或许……说了一通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搪塞了事。

那是夏季的一天中午，我到伙房打饭回来，忽然发现在学校的院墙边有一棵女贞树，卵形的叶片上泛着革质亮光，上面趴着很多小指甲盖一般大的洋辣子。洋辣子一个个附着在深绿的树叶上，仿佛腹部上隆起的一块块腹肌。我小时候不知道被它的毒刺刺过多少次，被刺的地方起一个个晕红的丘疹，刺痛奇痒好些日子。我心里一阵高兴，找了一片沿着叶脉并排趴了六个洋辣子的树叶摘下来。老给先生有一辆八成新的大国防牌自行车。那车子用绿色的胶带缠了大梁和车把，座子上套着一个灯芯绒的红色座套，座套上还缀着一圈黄色的流苏，跑起来，那黄黄的流苏就在裤裆间簌簌地飘。我趁老给先生吃午饭的时候，偷偷地将那片隆起了“六片腹肌”的树叶放到了那个灯芯绒座套的下面。第二天，老给先生来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他劈着腿走路，很像一只蹒跚走路的老鸭。我心里涌动着一波一波的幸灾乐祸。

课堂上，老给先生讲完例题，让我在黑板上做了一道练习题。我走到黑板前，便看见讲台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躺着六个压成了照片的洋辣子，好像六片瘪瘪的腹肌。我意识到做的那件事败露了，心里就有些发毛，心想这下子，肯定有我的好果子吃了。我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心理，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做完了那道练习题。老给先生当即表扬了我，别的什么话也没说。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也会有第三次，次数多了就成了习惯。这年的夏天，我又实施了一次报复行动。不过这次报复的不是老给先生，而是庙山村。这事还得从抄近道说起。

朱城三中离我们七里河村只有三里路程。我们村在此上学的学生全都是走读，并且都是从庙山村的三节子庄稼地里抄近道走。庙山村的干部为阻止学生抄近道，可真是伤透了脑筋，围、追、堵、截等法子全都用过。由于学生们就像野草一样任性而又顽强，所以这些办法始终不见好的效果。我读高一那年的秋天，庙山村新换了一个姓董的村支书，听说这人做事雷厉风行，一般干部都怵他一头。

这天下晚自习的时候，天空像一块无边无际的黑色幕布，一下子垂到了头顶，胡乱地撒着密集的雪粒。我们一行六七个学生快要走出麦田的时候，忽然从地边的小水渠里跃起了十多个青壮汉子，手里都提着擀面杖样的棍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其中一个似乎是领头的人，凶着脸问我们为什么抄近道，踏坏麦苗应当如何处置？我有些逞能，壮着胆子说，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话音一落，接着就有一个壮汉，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当胸给了我一拳，我感到我那单薄的胸膛一阵锤击般的疼痛。我捂着胸膛，再也没敢吱声。其他的学生见此，也都不再敢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掠走了我们每人一样东西，或是帽子，或是围脖，也有的是书包。

他们掠走了我的绛紫色长条围巾。被取走围巾之后的日子里，正是那场大雪融化的时候，都说下雪暖和化雪冷，天地间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冰窖。我感到我的上身好像穿了一个竹筒，冷风像冰刀在脖子上刮来刮去，然后畅通无阻地刮到胸膛肚腹，周身的血液似乎也冻得停止了流动，暴露在外面的两只单薄的耳朵，仿佛也不是自己的了。母亲好歹攒够了两把鸡蛋，卖掉，又新买了一条围巾。即便如此，也已经晚了，我耳朵上还是冻出了冻疮，又痛又痒。从此，我便对庙山村产生了愤恨。

暑假返校后，老给先生安排离学校较近的我和马跃文每人从家里带了张锄，耪操场上的杂草。用完后带着锄回家的路上，小道两边的玉米正在扬花吐须，青纱帐内弥漫着孕育的喧哗和骚动。我忽然发现这是报复庙山村的好机会，就顺手将玉米耪倒了不知道多少。看到沿路横七竖八躺倒的玉米搅乱了一地夕阳，仿佛惨烈的战斗后的战场，我心里很有出了一口浊气的快感。

第二天去上学，有两个本村的比我矮一级的学生在村后的小桥上拦住我说，千万别再抄近道了，昨天不知道谁把庙山村的玉米给耪倒了好多。庙山村的人用一辆拖排车拉着，横在了学校的门口，要求校长查出破坏玉米的人。他们还派了七八个人，拿着棍子，专等抄近道的学生。我一下子吓出了一身颗粒饱满的冷汗，知道闯下大祸了。等到心事重重地到了学校大门口，我看见横在门口的拖排车上，堆着多半车玉米秸子。萎蔫的叶子死气沉沉地叠搭在一起，腰间全都抽出了一拃多长的棒子，棒子上酡红的玉米须乱麻般地窝着。因为心虚，我没敢走大门，而是转到学校的东墙翻墙而过的。我从墙头上跳下，闯得脚踝生疼，蹲在那里，像一条被打瘸了腿的狗，痛苦而又狼狈。看看无人，也没顾得上疼痛便急急地奔到了教室。教室里的同学大部分正在预习课文，也有的聚在一起议论着玉米秸子的事情。我坐在座位上支棱起耳朵听着，紧张地转动着脑筋，搜寻着应对的办法。这时候，我忽然看到教室的门后边还立着一张锄，知道那应该是马屁马跃文的。我心里一阵狂喜，将马跃文叫了出来，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马跃文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一一点头答应并做了保证。然后，我俩悄悄回到教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在教室里如坐针毡地等了十多分钟，老给先生目不斜视地走到我的跟前，虎着脸说，夏天，你跟我出来一趟。我跟他走到教室外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他说，你昨天带着锄往回走，是不是把人家的玉米给耪了？我强作镇静地说，不知道啊！那锄我昨天根本就没有往家带，现在还在门后边站着呢。老给先生到门后边看了看，回来自言自语地说，锄还就是在那儿呢。然后对我说，你和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

校长办公室里除了校长，还坐着一个人：黑黑的皮肤，留着平头，眼睛里放着寒光，一脸的煞气。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雪夜向我们问话的那个人。校长坐在椅子上，我离校长大约有两米的距离。校长指间夹着一支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透过冷冷的镜片，那幽深的目光，似乎一直戳到骨头里。我的脚底慢慢升起了一股凉意，整个身子在微微地颤抖。老给先生和我站在一起，很有些一同受审的意思。

校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夏天。”

“我问你，昨天你是不是带着锄在操场锄草了？”

“是。”

“你们往回走的时候，是不是用锄把路边的玉米给耪了？”

“没有，我的锄没有往家带，现在还在教室的门后边站着呢。”

“他的锄确实在门后边，我过去看过。”老给先生说。

“那就奇怪了，不是他们这些学生祸害的，又有谁会做这些事呢？”平头气愤而又疑惑地说。

“校长，没事我就带他回去了，还要上课呢。”老给先生说。

校长点了点头说：“去吧！”

返回教室的时候早已敲过了上课的钟声，学校变得寂静而空洞，如一只蜂箱，没了喧闹熙攘的蜜蜂。挂在树上的太阳，把我和老给先生的影子拉得像两件变了形的黑色衣服，长长地铺在地上，夸张而又荒唐。老给先生像往常一样迈着军人的步伐目不斜视地走着，一句话没说。我们背着太阳踏着影子前行，一切似乎像影子一样安静。我暗暗庆幸，靠自己的聪明躲过了一次祸事。

过后听说，我和老给先生回到教室后，董支书因为校长没有查出破坏玉米的人而恼羞成怒，黑黑的脸膛变成了紫茄子。他把看路的那七八个人叫过来，在校长门口整齐地站成了一条线，像七八根预制粗糙的水泥杆子杵在那里。董支书对校长说：“这件事总得有个说法。”校长用手扶了扶眼镜说：“庙山村在我这里读书的孩子应该有十几个人，以后也还会有孩子过来读书的。”董支书听了，二话没说，挥挥手领着七八个人悻悻地走了。

我高考落榜后参了军，在部队里考取了军校。军队塑造了我的品格，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那年春天，我应邀参加了朱城三中的七十年校庆。没想到校长竟是当年的好哥们“马屁”马跃文。他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是原木色，有一种近乎原始的简洁。马跃文办公桌的对面挂着一幅装裱精致的正楷字《师说》。我断定这幅字是老给先生写给老校长的那幅《师说》。和马跃文寒暄了些话语，便直问了他。马跃文说，好眼力，不过这是他摹仿邰老师的，真迹在档案室里存着呢。

我提出想一睹邰老师的真迹。

在档案室里，马跃文让档案管理员拿出了折叠得很规整的《师说》，同时搬出了一摞码得很整齐的、用蝇头小楷写成的教学计划。马跃文直直地看着我说：“这都是邰老师的真迹，你读读这些不是书法作品的‘书法作品’，能读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把《师说》和教学计划全部铺展在案子上，仔仔细细地看。《师说》挺劲有力，刚毅洒脱，一气呵成。那三十一份教学计划则几乎是一个模板刻印出来的小楷字帖。我对马跃文说了我的看法，马跃文摇头不语。我请他指点一二。马跃文神情凝重地说：“邰老师的《师说》由于当时心情所致，字字都喷发着怒气、怨气、霸气和骨气。而这三十一份教学计划却字字透着淡定、认真、恪守和执着。它表现了一个教师从教三十一年来对教学一丝不苟的态度。”我深深地点了点头。

重回到马跃文办公室，我们两个自然是感慨万千。后来说到我们这一级同学，马跃文都如数家珍。谈到我的时候，他说我是我们这一级同学的翘楚。我说：“我算什么翘楚啊，别忽悠我。不过，我真的应当感谢你，当年如果不是你的那张锄救了我，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马跃文摇了摇他那依然不大的脑袋，叹了口气说：“其实，那张锄不是我的，是邰老师给你准备的。”

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想起了煤矸石和洋辣子的那两次恶作剧，送给老给先生的那“六块腹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问马跃文：“邰老师还好吗？”他说：“已经过世十多年了。”我说：“求你一件事好吗？”马跃文说：“只要我能办到的，尽管说。”我说：“你再摹一幅邰老师的《师说》给我吧。”马跃文说：“这事，还是你自己摹吧。”

庞瑞贞，男，山东诸城人。山东作协会员。短篇小说散见于《阳光》《安徽文学》《山东文学》《绿洲》《中国校园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当代小说》《椰城》《辽河》等文学刊物。获第六届“风筝都文化奖”优秀短篇小说奖。获第十届人人文学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出版短篇小说集《空中的蓝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