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报道前，我先去翻看了《冰点周刊》副主编从玉华在《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中写下的一篇手记：
此前读书时，从老师对如何写一头“熊”的讲述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她既不了解熊的领域，甚至对动物也无甚兴趣，不怀期待地去了成都，出发前连同编辑在内的预期都是“因为缺稿，你就去吧，也就是个二流稿子了，没关系就凑一个版吧。”但最终来到现场的从老师，看到熊的墓碑震动不已，写出了相当出色的报道，撬动“活熊取胆”议题进入公众语境，实现了了不起的公共价值。
每每想起，我都会感动得几乎落泪。对“记者”这个职业，是这些报道让我一次次爱上它：无论中间有多少失落、委屈，但我无疑在从事一份顶有意义的职业，不是吗？
4月份，当接到“晶体材料”这个选题时，我认为属于我的那头“熊”出现了——同样，我对这个领域毫无了解，也难谈有什么兴趣。尽管关注ai和科技，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只关注它们能帮我如何拓展生活的疆域，而对“它们从哪儿来”鲜有探究。
幸好，无知也能带来兴奋。采访前，我悄悄跟好友透露了紧张，而这种紧张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虽然两年的从业时间尚短，但由于采写流程大致固定，职业的第一个疲倦期似乎若隐若现：如果习惯在熟悉的水域游泳，那风浪都会变成安全的游戏。
正因如此，我很珍惜这种紧张感，它能挤压一个记者内心的张力，带来久违的“饥饿感”。比如，为了抵抗这种失序，我做了大量有关晶体的功课。不得不说，ai的确是很好的认知伙伴，在快速掌握一个领域的核心信息层面，只要善于提问，使用多个ai交叉验证、补充，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变成特定领域的“知道分子”。
靠近那头“熊”，就是先熟悉森林里每一棵树的纹路。因为主题是“晶体材料研究院的技术落地与产业化”，我翻找了很多科技和科研工作者创业的报道，试图弄清楚他们共同关心哪些问题、机制和个体得失，我希望呈现更多层次和思考的维度。
曾在评稿会中听一位资深编辑讲过，“你对一个事情理解的水位，就是稿件呈现的深度。”记者不是容器，而是厨师。我需要出发自己去寻找食材和调料，最终通过自己的手艺端出一盘活色生香的菜，而不该是格式、素材乃至底稿等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加热的预制菜。
真正在现场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科研工作者的两个特点：
其一，讲话精准直接和切中要害。他们通常不会有太强的“框架感”——碰到“框架感”很强的受访，这是记者常遭遇的一种困境。这些受访有自己一套应对媒体的固有思路，无论你如何试图与之发生更深入、复杂的沟通，都像撞上一堵墙，那是一种“身份”对“身份”的拒绝，而非“人”和“人”的沟通能够跨越的。
布置拍摄现场
但是山大的教授们非常鲜活、具体，个性各异，有的沉稳内敛，有的幽默健谈，还有此后被我一遍遍打去电话请教的年轻老师，谈起自己的工作均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他们对我没有拒绝，即是对“记者”这个身份没有拒绝。他们愿意坦诚地告诉公众，一线的科研人员在做什么、为了什么、苦与蜜是什么、怎样畅想未来。
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非常笃定。自己做的事情对行业、国家乃至世界都将有改变性的影响，这份学科自信让我羡慕不已。
我在提纲里列了一个问题，我问发顶刊和办企业哪个成就感更强，教授们普遍认为这是两种价值，并且非常认可把科研成果应用于国计民生。
相比于人文社科需要不断自证“有用”，来维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做晶体材料研究的师生似乎并无这一层面的焦虑——国家投入资金、产业翘首以盼、产品问世后会很快创造利润，一切都会让从业者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在价值的真空中漂浮。
我开玩笑说，当初就该多苦一苦自己，学好数理化。但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张记者的问题提得很专业”“你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夸奖我的搭档张焕辰“很专业”、举着打光灯一小时“能吃苦”……诸如此类的话，让我感到自己已经触摸到了那头“熊”：尽管我们写的文章、做的视频，未必会立刻兑换成物质生产力，但作为一座连接特定领域与公众的桥梁，一个忠实的“转译者”，去传递一种观点、一类信念、一些能够最终作用于公共价值的信息，它当然非常“有用”。
正如从玉华的那头“熊”带给我的无声滋养，我同样写下这篇不知会被谁看到的手记，希望把这份“饥饿感”传递下去——不要事先设限、不要畏惧未知，你所拥有的，无他，唯有对事情原初的、充沛的、微妙的好奇。我所在的年纪，恰恰是努力圆融外界与自我框架的艰难磨合期，在这个过程中，“自我”难免受挫、沮丧，但不要停下，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写下去，拍下去，去屡屡重新看见那头代表饥饿感和未知的“熊”，我们一定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闻“黄金时刻”。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张焕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