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中，补充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初衷本是为了让退休人员的生活多一层保障。然而，当一项旨在惠及大众的制度，在实践中演变为少数群体的专属福利时，其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广泛质疑。
企业年金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这两项制度运行多年后，其覆盖面的严重失衡与日益沉重的制度成本，正引发深刻的反思：取消年金制度，对多数人而言，是否意味着一种迟来的公平？
第一、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年金覆盖率的残酷真相
追溯历史，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从1995年的初步探索，历经2004年的试行阶段，到2017年《企业年金办法》正式实施，已走过近三十载。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则紧随其后，依据2015年国办发文件，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启动。制度设计的蓝图是美好的：企业职工有企业年金，机关事业人员有职业年金，共同构成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保障，提升退休生活质量。
然而，现实运行却与蓝图相去甚远。企业年金采取自愿原则，缺乏强制约束力。在我国经济生态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民营企业，除少数实力雄厚者外，普遍未建立年金计划。
数据显示，在庞大的城镇在岗职工群体中，实际缴纳企业年金的企业比例极低。这导致一个触目惊心的结果：全国超过一亿的退休人员中，能享受到年金待遇的不足1%。
即便在实施职业年金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编制外工作人员虽承担着与在编人员相同的工作，却被排除在职业年金的大门之外。制度设计上的“全员覆盖”愿景，在执行层面彻底沦为了“少数人盛宴”。
第二、制度红利分配失衡：公平性遭受严峻拷问
年金制度的巨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优厚的缴费与收益机制。无论是企业年金还是职业年金，均采用单位承担大头、个人承担小头的模式——单位缴费比例为8%，个人仅需缴纳4%。这意味着，个人仅付出4%的成本，即可获得相当于总缴费额12%的权益积累。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红利。
问题在于，这“红利”的资金来源存在隐忧。
国有企业缴纳的年金，其资金本质上是国有资产；机关事业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则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同样属于公共资源。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让职工分享发展成果本无可厚非。
然而，当这种分享的受益面仅限于极少数群体时，其合理性就大打折扣。对于未能建立年金计划的广大企业职工，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而言，他们不仅无法享受这一制度红利，其缴纳的税收却在事实上间接补贴了少数受益者的年金积累。
这种“多数人承担成本，少数人独享收益”的模式，已构成新的分配不公。所谓的制度公平，在执行层面已严重偏离轨道，沦为部分群体合法化获取国有资产收益的通道。
第三、成本高昂难以为继：制度运行陷入双重困境
年金制度在带来个体收益的同时，也给其承担主体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企业，尤其是部分经营状况本就不佳、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缴纳占工资总额8%的企业年金，无异于雪上加霜，显著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对地方政府财政而言，为庞大的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缴纳职业年金，构成了持续的支付压力。
许多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长期拖欠应缴纳的职业年金单位部分，直接导致工作人员在退休后无法按时足额领取到这笔补充养老金。制度的良好初衷，在地方财力的现实制约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年金制度，这个在西方运行多年的“好东西”，引入我国后遭遇了显著的“水土不服”。
当它无法惠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反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并持续加重企业和财政负担时，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便受到根本性质疑。网友们提出取消现行年金制度的建议，正是基于对覆盖失衡、成本高昂、公平缺失这三大痛点的深刻体察。
第四、寻求更优解：替代路径与普惠公平的未来
取消现行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并非意味着削弱养老保障水平，而是寻求一种更具普惠性、更可持续、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替代方案。核心思路在于：将补充养老的责任主体，由政府或单位强制，转向个人主导、市场化运作。
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 国家已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框架。应进一步优化政策，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和账户运作灵活性，鼓励劳动者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养老规划，自愿参与缴费。这完全由个人缴费积累，权责清晰，消除了制度性不公，也彻底解除了单位和财政的强制缴费负担。
引导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设计多元化、普惠型的年金类保险产品。通过市场化竞争，提供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养老金融工具，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个人可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和财务能力，自主选择购买，实现补充养老储备。
强化基本养老保险支柱： 将节省下来的、原本用于补贴少数群体年金的公共资源（如财政资金、国有资产收益），更有效地投入到提升全体国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和可持续性上。这才能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普惠原则。
结语
年金制度的设计初衷无疑是积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就业形态和财政能力背景下，其运行已深陷覆盖率畸低、公平性缺失、负担沉重的困境。
当一项补充养老保障政策，其受益者不足退休人口的1%，而其成本却由全体纳税人和企业间接承担时，其合理性便荡然无存。
取消现行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转而大力构建以普惠性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自愿性个人养老金和市场化商业养老保险为支柱的多层次养老体系，不仅能够显著减轻企业和财政的不合理负担，更能从根本上矫正当前存在的巨大分配不公。
对绝大多数无法享受年金红利的劳动者和退休人员而言，这绝非保障的倒退，而是迈向更广泛、更真实公平的关键一步。改革的目的，始终应是让养老保障的阳光，普照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