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戈 系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列为今年重点任务之首，凸显出消费在国内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提出，需要理解消费的决定要素以实现提振消费的目标。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同时个人的消费意愿或消费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消费的规模。从学理角度分析，提振消费应从两个维度着手：一是全面提升民众的收入或收入预期；二是提升消费倾向。
伍戈分析认为，收入和收入预期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国家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速，即实际GDP的增长。然而，从对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促进中国经济的名义GDP增速上，因为，物价水平的稳定或温和正向增长对消费至关重要。在过去一到两年中，经济的量和价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量相对平稳，但价格与量之间存在偏离。这背后反映出实体需求面临挑战，例如地产调整导致需求减弱。在这种需求面较弱的情况下，许多小微企业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虽然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表现较好，但价格却难以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寻找其他动力源，一方面解决房地产调整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需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稳定物价，推动名义GDP向上增长。
在货币领域，伍戈认为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尤其降低利率成本是提振消费的关键。尽管利率在现有货币体制下具有较大的调整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些限制，如需兼顾国内经济均衡、汇率平衡以及银行净息差等问题。伍戈建议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以此来扩大利率的调整空间，这将有利于名义GDP的扩张，从而为消费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伍戈表示，财政政策同样至关重要，市场普遍预期未来财政赤字率将有所提高，且仍有举债的空间。理想的情况是，新增的财政赤字资源既能用于解决存量问题，如化解债务；也能用于增量消费、投资以及生育补贴等方面。衡量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应综合考虑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真正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在解决化债等存量问题的同时，也关注未来增量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如果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尚未结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短期内发挥弥补作用；如果民众的消费意愿不足还可采取扩大消费券使用范围、以旧换新等形式，以提振消费。
伍戈还分析道，研究消费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消费在过去取得了进步，但作为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在名义GDP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问题。在过去四到五年间，收入增速有所放缓，而消费增速的下降速度更快，这表明消费意愿和倾向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要激发民众的消费意愿，保障性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应继续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以提高生育率，这对未来消费的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和所处阶段，除了在总量上提升收入预期、进行制度性安排外，还应针对生育、养老等面临的挑战，加大定向政策的支持力度，从而促进局部以及总量消费的提升。
伍戈总结，提振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性措施，以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振消费应首先从收入端入手，关注总体收入水平，推动经济尤其是名义GDP的企稳回升；其次是要强化制度性保障，完善医疗、社保等保障体系；最后是针对中国当前特有的发展阶段，在生育率及养老等方面出台定向政策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