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然后，我路经开罗，当时由于英军刚刚打过一次胜仗，所以开罗已免除了被德军侵犯的危险。
最后到了卡拉奇。
正在我多方安排，早日前往加尔各答转赴重庆时，忽然接到杜诺万将军的加急电报。
他在电报中要我在开罗待命，可能需要我再度返美，去安排战略处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某些问题。
史迪威当时是在华府。
这一来，颇使我进退两难。
我奉到海军部的命令，是火速回重庆，立即展开工作。
杜诺万将军的命令，用意似乎有欠明确。
再者，如果说是史迪威将军对我个人或对于他自己刚刚同意过的中美合作所的协定改变了主张的话，我留在卡拉奇或再回开罗，都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我认为海军部的命令应该优先于战略处的命令。
于是，我就动身继续赶往重庆，那儿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处理。
我万万没有想到，杜诺万将军后来就以这一件事为根据，指责我公然抗命。
回到重庆之后，我突然奉到战略处的通知说，史迪威将军对我大为不满，并且要将我的全部工作纳于他的直接指挥系统之下。
那份报告中又说，史迪威特别要求亲自指挥暹罗训练团（暹罗，即后来的泰国），以及亚艾弗勒在缅甸的101团。
我的确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在我看，史迪威将军在2月间给马歇尔元帅的信里，已说得十分清楚；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对我讲的话是：“玛丽，继续做你优良的工作。”
最糟糕的是，戴笠将军坚决拒绝把泰国的那个训练团交出去。
无论在法律上或在道义上讲，他都是对的。
因为，这件事在中美合作所协定之中已经讲明了是所中工作的一部份，而戴将军是合作所的主持人。
因此，我很难想得到他的帮助；
是我们美国人这方面不顾协定明文的规定。
史迪威将军一回到重庆，我立刻就去求见，好让他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同时，我也带上了李吉特做我的“参谋”。
这时，他正出差到重庆，希望能借此熟悉情况，加强总部与战地的联系。
史迪威将军的办公室是中国式的房子——有庭院围绕着房屋。
我很高兴将军那位很能干的公子（别人称他“乔伊表兄”的），还有情报部门的首长狄基（ Joe Dickey ）对我都仍很友善。
我走过一排办公室，那是为保卫将军而设的，都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气氛。
史迪威将军本人也很友好，他衔着烟嘴，向上翘着，几乎完全像是罗斯福总统抽烟的那个角度。
我立刻便提出了我的问题。
第一——关于泰国人的。不要，史迪威将军仍然不要管他们的事。那只是因为他的好友杜诺万要他那样做，他为了友谊不得不有所表示。
当然，如果与协定上的规定抵触，而戴将军又反对的话，还是应该由我去负责。
听他这样讲，我才松了一口气，这样我才可以免受戴将军的责难。
关于在缅甸的第101营地，他所要求的只是继续原来的工作和成绩。
他根本没提过要接的话！
“将军，”我跟着说：“战略处说您对我在此地所能做的事，都不满意。”
“当然不会，”他叫起来：“如果我真不高兴的话，你会晓得的。我要亲自对你讲！”
我奇怪，在战略处里面，究竟有什么人来搞这一套呢。
我需要有一个联络官，能使史迪威将军的参谋人员经常晓得中美合作所在做些什么事情。
莱柯少校（ Joe Raichle ）是一位很优秀的海军军官，在北非曾有极好的服务成绩。
我曾请求他帮忙，我认为他的经验对我们一定很有用处。
我问将军能否接受莱柯做他的参谋官之一？
他可能会同意，并且会立即行动。
这是根据我过去与他交往的经验而了解的。
他对我说，“如果你自己着手进行的话，我不会反对；但我不能公然出面帮助你。”
我有些计划，是要与陈纳德将军合作去散布水雷以及别的作业。
史迪威也都一一照准，只要经他的总部核可就行。
然而，当我提到由战略处所选拔的一个心理作战单位，他们需要交通工具和器材。
史迪威将军表示反对。
“不行，”他说，十分迅速而且是毫无转圜余地。
凭良心说，史迪威和我都没听说过那种作战的方法，我们对于心理作战究竟应该包括些什么，一点观念也没有。
我曾向将军及其幕僚人员承认，我曾向战略处要求供给一些资料，结果我收到的好像是一些密电码，我手下最好的破码专家，都无法解破出来究竟讲的是什么。
我猜想，史迪威将军一定想到最坏的地方去了，他和戴笠一样，都认为心理作战可能就是暗杀和下毒药一类的事情。
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我当然不能跟那些事情搅在一起。
另一方面，我承认我没有弄懂，所以一定要设法真正弄弄清楚不可。
因此，我后来就问费希尔，他是在战略处的“干姊妹机构”战时新闻处（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服务，请教他何谓心战。
他同答说他正在干这一行——广播“白色”宣传。
“甚么叫白色？”我问，“难道说战略处的宣传是黑色的吗？”
“白色就是真实的意思，黑色就是谎话了。”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你弄出去的全都是实话吗？”
“他们交给我甚么我就印甚么，”他答道。
总之，还是没讲清楚，于是关于心战单位的运输与器材问题，要靠我自己去想法子了。
当时，我还另有一个要求向史迪威将军提出，这跟我所能得到的补给品有关。
美国海军方面愿意让出4架飞机给陆军，条件是希望陆军方面同意，每月空运150吨的物资给我。
将军摇摇头说，那没有什么用。
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他告诉我说他手下已有太多的飞机，却没有足够的人员去驾驶。
我想，他手下的运输官也应该惊奇才对。
因为我每次求他们运东西的时候，他们的答复常常是：“对不起，没有可调派的飞机。”
史迪威又告诉我说，陈纳德将军已经由白宫得到命令，即使史迪威甚么都没有运给自己的部队，也得替陈纳德每月至少运送4750吨的物资。
这一来，我晓得我是一点顺位也挤不进去了。
李吉特坐在我旁边听着，后来他写信给麦兹尔上校时他是很悲观的。
他写着，“玛丽在讲话，将军在听。无论听到什么，他都是说不行。人生至此，真是艰难，人人为己，魔鬼当权。我一定要赶紧回华盛顿去，免得我在此发疯，咬了我自己。”
事实上并没有那样子坏法。
“乔伊老叔”仍是我久已熟知的老样子。
我倒还喜欢他，而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不过是谁在我背后给我一刀子，总不会是他史迪威将军。
当我们这次会见将告结束，我们要告退的时候，一幕丑剧落于泄了底，史迪威将军的参谋米瑞尔上校提到一件事，战略处在两星期之前曾问他的意见，要派一个战略处的人到史迪威总部来值勤。
李吉特在我旁边插了一句嘴，“战略处是我所晓得的惟一能完全由我们自己人好朋友当家的政府机构。”
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我是战略处驻远东的首长，刚刚离开华盛顿不过八个星期，我曾获得杜诺万将军口头上的保证，而且他还在协定上签了字的。
就在那时候，商量好莱柯可以由我借调到史迪威总部去担任联络工作。
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新人，一位海普纳上校( Karl Hepner ）正在来华途中，戴将军和我都根本一点也不认识他。
另外，又听说有一批战略处的人，列名为“史塔尔团”( Starr Group ）也正在前来中国。
而这又是与我们协定不合的，因为这个新的单位来中国，并不会向戴将军报备。
好像在华府战略处的律师们，根本不曾读过部份协定一样。
于是，我就写信要求战略处解释为何他们要如此突然而且如此明显的违反协定。
我也质问他们为何不事前通知我。
结果，我接到一封由一个波顿上校寄来的回信，信中说，我应当感谢，“杜诺万这一次能抓住机会，派了一个战略处的人在史迪威总部里面去。”
据他说，他们虽然事前不曾通知我，却告诉了戴维斯（ John Davies )，他居于很可靠的地位。
（注：戴维斯原在美国务院工作，自1940至1942年，后来派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又分配在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麾下。)
给他这样一讲，难道说我不是“居于很可靠的地位”吗？
再说，我那“战略处驻远东协调官”的头衔难道只是一句空文吗？
他派在史迪威总部有一个“政治顾问”的名义，而且这次曾陪史迪威一同回到华盛顿去。
是否就完全由于他在中间捣鬼，使得战略处在我离开华府回重庆中间不到两个礼拜，对我态度大变？
是否他们老早就做好了圈套，只待协定正式签字之后，立刻就把我一脚踢开？
当然，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
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物资的运输问题。
这才是我们的生命线，现在，奇奇怪怪的限制开始作怪了。
7
要使中美合作所得到充分的补给，史迪威将军的大力支持是必要的。
但在目前，他自己的部队都得不到充分补给，因而他也就不会单单为我而据理力争，不论我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
不过，他确曾下令所属，“在每一架飞机上都替梅乐斯带上几箱东西”。
问题是这样的事从来不曾发生过，所以，后来他便教给我一个计策，我们后来运用过几次，居然竟有极好的效果。
“玛丽，”史迪威对我说，“如果你需要炸药，那你就先弄一点放在阿萨姆机场白鲁德的营帐附近。他就会把那些炸药搬走，装上下一班起飞的飞机上去，以便能离开他的眼前。”
我一直是用尽心力去安排有关空运的问题。
（注，白鲁德 Henry A . Byroade 原在中印缅战区后勤处，官阶为上校。当马歇尔特使来华时，白鲁德奉调为马帅之随员。1952年，升任为助理国务卿，后即转任驻外使节，曾出使埃及、南非与阿富汗等国。”
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代表Henry Byroade将军，他是美军最年轻的将军
美方的惠勒将军和英国驻缅甸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都很乐意而且急切要帮我的忙，可是，仍然一无结果。
好像是将军们的命令，始终没有能下达到真正主管的部门去的样子。
既然将军们这样乐于帮忙，我简直就不懂，在中国战场上所得到的仅仅是500挺汤姆枪（只有225付弹夹子运到了），炸药的数字不值一提，更没有用于破坏的武器。
此时，我们已然训练好了戴将军所精选的2000壮士；可是，他们都在等候武器到达，以便将学得的混身武艺施展出来去杀日本人。
魏特少校此刻是我的执行官；
犹记1942年初，我在来重庆途中道经锡兰；
在科伦坡一家大旅店铺着厚厚的红地毯以及别的维多利亚式的装饰品的环境中与他相遇的。
那时，他对我的任务一无所知；
现在，他却对我们的供应问题了如指掌，不过，他在这方面最初的训拣，是得自加尔各答，他在到重庆来之前，在加尔各答担任过一阵子海军联络官。
我记得，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如果我是一位三星的将军，那么我下令要他妈的甚么东西·都会要得到；否则的话，至少可以晓得我要不到的理由。”
高级主管们常常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工作。
一大批一大批的供应物资由印度源源地运到中国来，可惜就是没有我们要的东西。
空运部每天有二三十架次的运输机到达，此外还控制着中航公司平均每天16架次的运输量。
中航公司的经理庞德先生告诉我，中航的16架飞机，每个月要为美国陆军输送600吨的物资，如此算来，每个月飞越驼峰运来中国的物资，大约在3000到4000吨之间。
但是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副食，竟全部由客运而来。
陆军方面也用同样的方式运送罐头食品。
他们迢迢万里运送花生酱来中国，而中国所种植的花生却多得可以出口。
他们连帐篷钉子和拖带都由飞机载来，我们却甚么也得不到，当然，我们得不到任何急需的枪炮和弹药军火。
有某人或某些小团体散布宣传，使得在将军们的命令与我们之间有所隔阂。
我们可以看得见后果，但却无法晓得究竟是谁在幕后捣鬼，有时候，不给我们供应品的借口竟是说我们是非战斗部队，这种借口曾经一再流传，甚至在魏德迈将军接替了史迪威的职位之后，甚至在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单位人员实际投入战场之后。
事实上，中美合作所人员歼减的日军，比当时全体在华美军所杀的都多。
我不时听到美国的文武官员很郑重地讲起，戴笠是一个“恶棍”，是“民主政治的威胁”。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说中国根本不需要——或根本不打算去使用——我们正在争取的物资。
有朋友告诉我，加尔各答基地第2组组长苏泽兰上校（ Edwin M . Sutherland ）曾说过，“海军里的那个观察员”——那就是指我而言，使史迪威处境为难。
因为我只是为了中国的“私图”而去要东西，中国根本不想打仗，所以，用不着运送任何海军单位所要的物资过驼峰。
史迪威从来不会讲过这种事情。
我晓得，他不是一个两副面孔的人。
尽管我们得不到枪支（甚至于我们训练的人员中，每四个人还分配不到一支枪），可是我们的训练仍照样积极进行。
由于缺乏电瓶，我们被迫使好几百处的侦察电台停用；
这样一来，使得史迪威需要的很多情报来源都受到了阻扰。
由于缺乏黄色炸药，中国人只得用桐油来装备爆炸力稍差的炸药。
1943年4月1日，中美合作所第一大队建立起来，地点距离沿海的浙江杭州不到一百里，也就是在重庆以东2200里，当地几乎完全是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那个单位由海军陆战队的马斯德指挥。
他到那儿不久，就得到情报说，距离当地不远的正北方，正囚禁着有大约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成了战俘。
他们是最近才由天津和青岛移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马斯德立即着手设计如何营救这批人。
当第一大队部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共只有6个美国人。
他们以及同去的中国同伴所带的装备与物资，都是由重庆出发时两辆老爷卡车上装载了去的。
他们当然首先考虑先建起训练营地来。
在训练班开班之前，根本没有枪支弹药到手。
因此，为了要营救两批美国战俘，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武器和弹药。
很幸运的是，戴将军在这个地区附近就拥有为数约2000人训练精良的部队，他们枪支配备齐全，可惜弹药极为有限。
在不太远的地方，另外还有6000人，不过他们承认这一批人训练差得多，说到装备的话，他们几乎样样都需要。
但如果请到他们帮忙的话，就可以救出300条美国人的生命，一旦成功，对日本人是个大打击，而戴将军部属的英勇，必将赢得沦陷区里中国人大大的敬意；
当然，那样一来，将更可以温暖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灵。
我刚刚由华府回到重庆不久，但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暂时忘掉我的其他问题，找到戴将军一同报告蒋委员长，希望能设计一次劫狱的行动，拯救那些陆战队员。
在华盛顿，我曾听到人们一谈到飞机就是好几百架，枪炮就是几千几万，物资就是整艘轮船在往外运。
但我这时却并不敢期望那么多。
我在晋谒蒋委员长报告之后，打给华府的电报中说，“只要马上派出6架飞机运送装备，就足可完成这次任务。我们需要弹药、枪支、炸药、油料，‘外装马达’——以便迅速运搬那些可能不能行动当然更不能跑过山野的人们。请询问霍尔康将军是否能提供物资，协助我们营救他的陆战队官兵。”
霍尔康中将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
据说，马达和炸药都火速运来了，但以后就又毫无下文了。
我们之能在每个月之中接收到6架飞机一次运来的物资，是在两年之后的事。
几乎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那几个礼拜，我们才得到一架飞机可以在中国境内运输物资。
那一批美国战俘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必要的四分之一武器之前，早就被日本人运到别的地方去了。
当然，这对我们是一次大大的失望。
但我们仍继续设法，中航公司的庞德对美国陆军也颇多微词。
有一个二月里的星期天，由于天气恶劣，陆军飞机全部停飞，却要中航的飞机飞了十四个来回。
他常常能设法挤出一点舱位来，替我们运送一些物资——运费是每一磅重量的东西一块美金。
贵虽然贵，但却维持了我们的活力。
有几位陆军将校，似乎是决心要为我们帮帮忙。
昆明有一位上校有次眨着眼睛对我说，他绝无权替我们运东西，但是他们实在太忙，在运送的物资中如果有海军的物资混在一起，他是绝对无法分开来不运的。
得到他这一个暗示之后，我们就在昆明去接每一架到达的飞机，以便接取有“混杂”在里面的我们的物资。
对于由陆军接收海军的飞机来交换替我们运物资的条件，史迪威不太热心，陈纳德将军则非常支持。
他甚至建议只要我们能有海军的飞机，他可以派人来驾驶。
在华府的麦兹尔上校对这个问题则十分坚持。
陆军航空队起初是不肯护海军飞机飞过驼峰。
后来总算得到一项妥协：陆军航空队接受了4架16年的R5D式飞机（注：这型的飞机与美国陆军所用的DC4大致相同），陆军方面同意派遣6架087型运输机飞过驼峰，如此则每个月至少有150吨的物资可以运到我们手中。
我们是在1943年6月23日，接收到第一批由这种方式运到的物资。
这些物资维持了我们的工作于不辍。
但是，由于中国的疆域较美国为大，人口则更比美国多得多，那一点点物资运到，总觉得作用不够大。
而且，即使在有了新的约定之后，供应品从来没有能定时定量有规律地到达的。
究竟为了甚么缘故，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我们的供应受到这么多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