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全面内战，积极拉拢地方实力派，其中包括西北的马家军。为此，蒋介石将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了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并在南京亲自接见了马步芳父子。
当时蒋经国也在场，蒋介石给马步芳介绍：“这是犬子经国。”马步芳一愣，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儿子才能显出自己对蒋介石的尊敬，最后急中生智，指着儿子说到：“这是驴日的马继援。”
这个故事经常被视作嘲讽军阀马步芳粗鄙的笑话，但其背后凸显的，又何尝不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马屁文化”？这种“马屁文化”的形成，当然跟蒋介石的个人喜好不无关系。
蒋介石与马步芳父子合影
蒋介石早年将自己包装成“左派将军”，从而获得了孙中山的青睐跟苏联的支持，但在攫取权力后马上变脸，充分暴露其法西斯本质。对此，蒋介石毫不掩饰，曾安排自己的亲信去到德国意大利，学习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这些人回国后，便投蒋介石所好，成立了大量的法西斯组织，诸如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的复兴社，效仿德国盖世太保的别动队。
复兴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而落实这个“宗旨”的主要力量，是凶狠残暴的特务，有谁不遵从，指不定哪天就遭到暗杀。试问在这样的氛围下，又有哪个敢不“崇拜”呢？而那些想要有所“进步”的人，自然就拍上马屁了。
康泽是黄埔三期生，蒋介石的心腹，也是其“盖世太保”复兴社别动队的总队长。他后来在功德林坦承，复兴社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
早在复兴社成立之前，康泽就利用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后来康泽改名为《三民主义的复兴运动》)，创议用希特勒式的仪礼崇拜“领袖”蒋中正。经过大肆宣传形成了一种时髦风尚。复兴社成立后，凡集会或谈话，甚至打电话时，只要一提到“领袖”、“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等名词时，必须肃立和碰响鞋跟(原定伸直右臂高呼领袖万岁，后取消)。
蒋介石与特务头子戴笠
我们在很多电视剧中都能看到，国民党的将领们，但凡在蒋介石出现的场合，甚至在跟蒋介石通电话时，都要站得笔直，鞋跟磕得砰砰作响。而且电视剧的呈现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就像康泽宣传的那样，平时听到跟蒋介石有关的名词，都要肃立并碰响鞋跟。而且，这样做的绝不限于军队将领，政客甚至有些学者都会这样做。我们在电视上看，封建社会的官员，说话时提到皇帝，也不过是拱手行。
在这样的氛围下，像马步芳这样无下限拍蒋介石马屁的行为，也就数见不鲜了。
1946年秋天，蒋介石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视察。胡宗南得知消息，为了给上司留一个好印象，全家搬出奢华的官邸，住进西安东仓门附近一条小巷子里。蒋氏抵达西安后，没有召开作战会议以及了解前线作战情况，非要先去胡宗南住处看看。
白崇禧刚要阻止，又想到蒋介石的手段，只能跟随老蒋前往东仓门。胡宗南全家恭恭敬敬地迎接，见到蒋介石来了，连忙请进门。蒋介石刚进胡宗南家中，只见会客厅里，摆着一幅大照片。
蒋介石仔细一看，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又看到桌子上一副相框内的小照片。大照片是蒋介石当年同孙先生的合影，代表了他的荣耀时刻，赠与胡宗南时，蒋介石还亲自写了签名。老蒋觉得脸上有光，直接说：“寿山，牢记三民主义是好的。”
转过头来，蒋介石问陈立夫：“立夫，三民主义精髓是什么？”陈立夫回答：“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蒋介石又问胡宗南：“寿山，三民主义如何实现？”胡宗南赶快拍马屁，只说：“实现三民主义，最关键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权威和一个主义，最重要的是听校长的指挥。”
白崇禧本来就不喜欢胡宗南，他见胡宗南不把心思用在军事而用在琢磨蒋介石身上，非常不满，私下对人说：胡宗南真会拍马屁会演戏。
后来，胡宗南攻下延安后，蒋介石秘访延安。胡宗南还特地令人改编了延安当地传唱毛主席的《东方红》，并将歌曲中的“毛主席”改为了“蒋中正”。
“会拍马屁会演戏”也成为了蒋介石重用将领的标准。因此，国民党军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特别能打仗的军事将领基本上都不被蒋介石信任，而胡宗南、刘峙、陈诚、顾祝同等军事将领，都被蒋介石所信任和倚重，这些人打仗都不太行，但是都能够纸上谈兵，说起军事指挥能够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些人绝对能够身居高位而不倒，但是在战争条件下就被打回了原形。
说到拍马屁，顾祝同也是一位“顶级高手”。顾祝同小时候曾跟着双目失明算命为生的堂叔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瞎子堂叔身边，顾祝同学会了算命的全套术语，背得滚瓜烂熟，也心领神会。这一技之长也成为了后来因善于察言观色而发迹的法宝。比如顾祝同眼见日寇屠杀山东民众，却尊奉蒋介石命令不发一枪一弹。皖南事变被揭露后，顾祝同甘愿为蒋介石背黑锅。
辽沈战役时，为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决定沈阳主力部队出兵辽西，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反对这一计划。于是，蒋介石特地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卫立煌同机飞往沈阳，监督其执行。在沈阳，卫立煌为了说服顾祝同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两人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
要说到拍马屁的集大成者，则非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熊式辉莫属。
熊式辉主政江西期间，蒋介石曾居住在南昌市百花洲上一栋精致的楼房内，凭窗可以尽览东湖的景色。有一次，熊式辉晋见蒋介石，在走廊上散步时，发现蒋介石时以手帕掩住鼻子，他立即意识到是湖中有异味，回去即找到建设厅厅长龚学遂，二人一同来到百花洲左右巡视后，当即命令龚学遂迅速重修湖岸，清除污水。不久，东湖的堤岸全用红石砌筑，沿岸植树，调整清水管道，并设东湖管理处负专责。蒋介石见湖面改观，景色宜人，对熊式辉大为褒扬。为此事，南昌市一墨客提笔写就一副对联，可谓入木三分：
上联：半世姻缘兼两顾，（指熊的亡妻顾毓筠和续弦顾竹筠，两人是姐妹）
下联：一生事业在三湖。（意思是熊式辉因修百花洲东湖、南湖、北湖的堤岸，而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熊式辉
在熊式辉主政江西期间，他把南昌市的德胜路加以修理，改名为“中正路”；建造赣江大桥，命名为“中正桥”；把南昌的“湖滨公园”改名为“介石公园”；把1939年在江西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命名为“中正大学”；建设一座礼堂则名之为“中正堂”；办了一家医学院就称之为“中正医学院”。
当然，搞“中正路”、“中正桥”也不是熊式辉的独创，而是当时全国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条“中正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中正路”纷纷“消失”，大多被改名为“解放路”。而在如今的台湾地区，“中正路”仍然是无处不在。当到达一个陌生的中国台湾都市，若每逢中正路及中山路，即可得知此里应为此地最热闹之处。
除了搞命名之外，熊式辉还试图搞一个“奇货可居”，将“太子”蒋经国笼络到自己身边，大吹马屁。为了攀附宋美龄，熊式辉还让妻子顾竹筠认宋老夫人为干娘。不过，在认干娘这点上，熊式辉还是比不上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
陈诚得知蒋介石有意将宋美龄的干女儿许配给自己之后，回到家马上想方设法跟自己的结发妻子离婚，成为了宋美龄的干女婿。陈诚是1898年生人，宋美龄是1897年生人，两人之间仅仅相差一岁，却成了“母子”关系。事实上，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也不过比她小了区区9岁而已。
同样是在东北连吃败仗，熊式辉从此打入谷底，陈诚因为有“干娘”的缘故，短暂“休养”后便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到台湾经营退路，最后成为蒋介石集团不可撼动的二把手。
尽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阿谀奉承如此成风，但蒋介石一直不承认，并且自我标榜自己“最廉洁”。1936年10月，是蒋介石五十寿辰的生日。为了“自律”和带头实践“新生活运动”，他9月就开始“避寿”，离开西安，乘飞机抵达河南省洛阳，下榻洛阳分校。结果，他一下子在洛阳住了整整36天。
在洛阳期间，一次他去游览中岳——嵩山。登封县县长叫毛汝采，年纪才31岁，身体强健，精力充沛，但也是阿谀奉承之徒。在两天游览中，他第一日先是扶着蒋介石的轿竿上山下山。山间小路，轿夫行走，他只得走路边。路边都是荆棘丛生，山石嶙峋，鞋面和裤腿被刮烂多处。但是，他还时觉得自己对蒋介石不够尽心。随后，改为亲自为蒋介石抬轿子，当轿夫。嵩山山陡路险，轿子和人都不轻，他不得不用尽了全力，累得够呛。等蒋介石走后，他差点累得虚脱而死，困乏不堪，躺在床上，经过半个月的养息，才逐渐康复
如果说蒋介石真是要“避寿”，那对这样明目张胆地拍马屁行为，该大发雷霆才是，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是要避什么寿，而不过是他玩弄权术的一种手段。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寿庆在洛阳分校举行，阎锡山、张学良、徐永昌、傅作义、刘峙、商震、陈诚、钱大钧、邵力子等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到场贺寿。洛阳分校的教职员工和学员列队为蒋祝寿。国民政府空军出动50架军用飞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寿”字。
除了国民党军政要人外，蒋介石的50寿庆还邀请了不少学者名流。酒过三巡，在座的文人们纷纷吟诗作赋，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高唱赞歌。唯有为人孤傲的熊十力看不过眼，提笔写了一首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讽刺了蒋介石一番。
熊十力
蒋介石上台之后，不仅将军政大权独揽一身，更是招募了一帮死心塌地的笔杆子，专门来树立自己在北伐和抗战中的“丰功伟绩”，这帮狗腿子们吃饱喝足后，摇着尾巴抓耳挠腮，而后文思如泉涌，下笔如尿崩，整天把蒋介石夸得跟要出嫁的大姑娘一样，还常常闹出不少笑话，让人啼笑皆非。
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
北伐时期，说的是蒋介石打江西的时候，两军之间总有一个缓冲期，互相喊一下口号让对方放弃抵抗抓紧投降之类的，老蒋就趁着这个空档暂时休养一下。于是带领部下来到南昌城郊一处行营短暂休整，因为一直在军中，很多天没有洗澡，老蒋便趁此机会脱下军帽军服，到盥洗室冲洗一番。洗得正欢快忽然想起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孙中山先生，想起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于是幡然醒悟，正当北伐的关键节点，自己怎么能擅自脱离军队跑到后方来洗澡呢？于是匆匆擦洗完毕准备立马返回军营。
结果穿上军装之后，发现军帽竟然不见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外有岗哨，内有秘书，军帽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消失了。手下一见，封建迷信的心理立马升腾起来，劝老蒋说军帽相当于北伐军的冠首，冠首遗失，出师不利啊，咱这打江西的计划是不是推迟几天。老蒋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预示着战斗很快就会胜利，军帽虽丢但有“弹冠相庆”之意。果不其然，北伐军发起攻击后，守军没多久就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场战斗以胜利告终。
这篇文章树立了老蒋不被封建迷信左右，理性带兵的光辉形象，但事实究竟如何，如今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其他诸如蒋介石小时候看到“小鱼儿逆流而上”，随后奋发图强，终成一代“伟人”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
当年蒋经国去世时，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做《送别》：
悲哀的半旗，壮烈的半旗，为你而降，悲哀的黑纱，沉重的黑纱，为你而戴，悲哀的菊花，纯洁的菊花，为你而开，悲哀的灵堂，肃静的灵堂，为你而拜，悲哀的行列，依依的行列，为你而排，悲哀的泪水，感激的泪水，为你而流，悲哀的背影，劳累的背影，不再回头，悲哀的柩车，告别的柩车，慢慢地走，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一直认为余光中毫无文人气节、斥之为“马屁诗人”的李敖，恶作剧地给这首肉麻诗补了一段： 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快了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