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来者，我们很难理解数十年前发生在我们国土之上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在那一个“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年代，作为职业军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扛起来了保家卫国的重任，十四年抗战当中，我党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牺牲生命，而其中级别和职务最高的正是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
1942年，在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提议之下，日军对于我根据地实行了疯狂的“铁壁合围”战略，我八路军总部迫不得已进行了战略性转移，而就在转移途中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因掩护其他同志而壮烈牺牲，其牺牲的辽县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改名为左权县以纪念这位抗战英雄。
左权同志牺牲之后除了他的遗孀之外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左太北。作为烈士的后代，左太北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读书方面极为刻苦，1960年左太北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哈军工，然而就在左太北尚未入学之时，她却收到了来自学校政审不合格的通知。按理说作为烈士后代，根正苗红的左太北本不该有政治背景上的问题，那么其中的来龙去脉又是如何的呢？
这一切要从左权将军的传奇一生来讲起。1905年左权出生在一个湖南的一个普通人家，按理说他本该度过平静的一生，然而晚清的黑暗使得普通人无法独善其身，年幼的他便见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和满目疮痍。幸运的是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左权的父母却肯于在读书学习上为他倾注心血，在8岁的时候家人便省吃俭用送左权进入私塾读书，希望借助学问改变命运。左权也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刻苦在17岁的时候考上了县立中学，彼时的湖南乡下还是一种遍地文盲的状况，中学毕业的左权算得上是当时乡下少见的知识分子，他也乐于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穷苦的群众。
在县里上学的左权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更是在时刻思考着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左权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问题研究社”的组织，试图以自己微薄的能力推动社会的改良和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左权也认识到乱世当中想要实现国家的自强，必须要有一支铁军作为依靠。
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1924年当时还不到19岁的左权便一个人来到广州报考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作为国父中山先生一手创办军校，黄埔无论是在教学宗旨还是学员制度上都和旧式军校有着显著的区别，这里除了教授学员军事技能和理论外，更是培养他们成为信仰坚定的军人。得益于多年以来的文化水平，左权一路通过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初试和复试等关卡，正式成为了其中一员。
回顾历史，黄埔军校第一期可谓是人才济济将星云集，而在左权的同班同学当中便有着诸多日后成为威名赫赫的将帅，而对左权影响最为深刻的则莫过于未来的开国大将陈赓。作为湖南老乡，两人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左权相比，陈赓入学前有着更加丰富的履历，在黄埔期间是大名鼎鼎的“黄埔三杰”之一，且还陈赓是我党在黄埔的骨干人物，敏锐的陈赓很快就注意到了左权这个同级老乡。在他看来左权虽然平素低调做人，但在平时成绩和各项技能考核当中始终名列前茅，在私下里关于时局的讨论上也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加之其有着一腔报国热情，无疑是我党所需要的青年才俊。在之后一段时间内陈赓也旁敲侧击地代表党支部向左权表达了接收其成为组织一员的意愿，在1925年初，左权正式成为了我党的正式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
左权经历的第一场战役是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之战。虽然在此之前他仅有军事理论的学习，然而真正上了战场的左权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身为军官的他多次指挥队伍打退了陈炯明部队的进攻，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左权在此战中的表现引起了黄埔校长蒋介石的兴趣，他在随后多次表现出吸纳左权为心腹将领的意愿，然而由于政治路线的不同，他对于蒋介石的盛情也始终态度冷淡。
1925年组织决定派遣党内一批优秀骨干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深造，左权正是其中之一，两年后左权更是凭借优秀的表现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面对这一机遇，左权也如饥似渴地吸收世界的先进军事理论知识，在每学年的评比当中取得了全优成绩，他的勤奋和成绩在得到了苏联教官一致称赞 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于黄种人的固有印象。
1930年夏天，在结束了苏联的学业之后左权回国来到上海，接收到了来自党组织的新任务。左权留学期间国内局势也发生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拉拢左权的校长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国内开展“清党”运动，大肆屠杀组织的同志，作为反击我党也在1927年8月进行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左权回国的时候国内反围剿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当中，他也被党组织委以重任成为了红12军的军长。
在担任红12军军长初期，左权受到了一些来自部队内部的质疑，原来作为一支新组建部队，红12军指挥官大都来自于基层、其中很少有人受过完整的军校教育，对于左权这位喝过洋墨水的“空降首长”不免对其实际工作能力有所质疑乃至于不服气，认为他只是一个空谈多而实战经验少的“秀才”。左权对于大家的情绪心知肚明，但他并没有在言语上进行纠结而是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日常工作当中左权充分展现了自己谦虚和大度的一面，拉近了自己和基层官兵的关系，在作战方面他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指挥了不少的精彩战役，很快全军上下就对这位军长的能力和人品心服口服。
1932年左权卸任红12军军长而来到红军学校担任校长，负责军事理论教学。虽然这一工作调动在许多人看来是“明升暗降”，让左权失去了指挥大权，但左权本人却对此表示了理解，作为全军军事理论的顶尖人才，左权也自然乐于在这一教育岗位上作出最大的贡献。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期间，左权改变了过去对于军事理论不重视的局面，亲自编撰教材并为学员授课，让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指战员们了解到了世界先进的理论知识，可谓是对于当时我军军官能力的一次优化，可以说左权的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当时红军指挥系统的科学化和理论化。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红军正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从而被迫进行长征这一战略转移。面对蒋介石以及其他各处地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面对这样的困境，左权没有消极应对而是将自己的军事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在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等战斗当中，左权都是一线部队的运筹帷幄者。纵使红军的武器装备和兵力总数都不占优势，在他避实就虚的用兵策略下，红军往往能够在局部占据优势对反动派进行精准打击，蒋介石看到昔日弟子给自己带来沉重一击也是感到无可奈何。1935年10月左权随红军主力部队完成长征来到陕北根据地。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又一重大事件，亡国成为了悬在每一个中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也让过去十年始终水火不容的国共两党携起手来共御外侮，之前的红军也接受了统一改编成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归国府统一指挥。左权在这次的改编当中被任命为八路军的副参谋长，随八路军总部一起开赴华北的抗日主战场山西。
从当时的战斗序列看来，左权的副参谋长一直是一个分量和话语权都不算重要的谋划人员，然而事实上左权在八路军当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时八路军的序列里朱德为集团军总司令而叶剑英是总参谋长，但随着抗战的进行这两人则分别回到了延安进行全局统筹和前往重庆进行斡旋和统战。这也就使得当时的八路军里实际上行使司令员和总参谋长权力的是彭德怀和左权两位副职人员，彭德怀和左权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共同构建起来了八路军的中枢大脑。
抗战当中和日军对比八路军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远落后于对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战术上下更大的功夫。针对这种现状，左权不仅将游击战这一老传统发扬光大更是结合当时山西的实际地形地貌发展出来了地道战和麻雀战等灵活多变的战法，由于八路军在老百姓当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之各种灵活的战术使得华北日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总指挥的冈村宁次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陆军军官，面对这种局面他一手策划了残酷的“铁壁合围”，旨在消灭八路军在华北的有生力量。所谓的铁壁合围便是通过重兵、碉堡和铁丝网将我方的根据地切割成块状，由于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援，我军往往会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无法正面抵御日军的小范围绞杀，自1942年敌军实行铁壁合围以来我华北抗日军民伤亡惨重。
1942年，迫于日军大部队压境，位于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无奈转移，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等人也在其中，然而由于总部包含着大量的非战斗文职人员，所以他们的转移速度一直缓慢。1942年5月25日，缓缓转移的八路军总部人员被日本的陆军航空部队所发现，随后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和轰炸，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发炮弹向正在高处指挥撤离的左权，一阵硝烟过后37岁的左权壮烈牺牲。在建国之后为了纪念左权这位牺牲在抗日战争当中我军最高级别的将领，国家也将他牺牲的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左权将军牺牲之时，在他的家庭当中只有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左太北。作为烈士之后，左太北从小以父亲为榜样在学习和生活当中严格要求自己。1960年左太北在高考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没有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而是选择了远在东北的哈军工，受到父亲的影响，左太北决心为祖国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从成绩来看，左太北完全可以考得上哈军工，然而在这年暑假的某一天左太北没有等来哈军工的录取通知，却等来了学习对其政审不通过的结论，作为烈士的后人，左太北为什么会得到政审不合格的结论？
原来校方在对新生进行审查的时候，校方审查人员发现左太北的二伯、也就是左权的兄弟曾经效力过蒋介石的部队，建国后他也随国军败兵逃到了台湾，有着这层关系，左太北自然无法顺利通过审查。
眼见哈军工之梦便要落空，左太北无奈之下找到了父亲昔年的好友陈赓。建国后的陈赓不仅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他此时的身份更是哈军工的校长，在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爱开玩笑的陈赓笑着对左太北说道：“你多填了一个社会关系”。随即陈赓同学校政治处说明情况并将撤回之前政审不合格的结论，在陈赓大将的帮助之下左太北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哈军工，在随后的数十年当中左太北也为国家的军工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