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敌人密谋刺杀，竟然因为4个女孩胎死腹中，她们如何做到？

抗日战争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原本他以为拥有美国的支持，再加上他们的精良装备，一定能赢到最后。

可是他太低估共产党带领的人民军队的实力，解放战争让敌人损失大批军队。

在接连损兵折将的情况下，敌人不甘心认输，便想起了旁门左道，企图暗杀我解放军的指挥官。

1948年，敌人派出叛徒刺杀我军将领，结果这一阴谋还未实施，竟然因为4个女孩胎死腹中，她们是如何做到的？

红色家庭

赵幼芷生于1924年11月，老家住在定海横塘弄，这里与定海市中心状元桥和中大街很近。

她孩提时代就在定海县立中心小学读书，11岁跟随父母到上海居住，先后在多所女子学校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的爱国运动影响了她。

赵幼芷在中学里也接触许多先进的思想，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看进步类书籍，有时候也对时局发展谈论自己的看法。

也是在这里，赵幼芷遇到改变她一生的王月英同志，王月英同志是我党的情报人员，在她的启发下，赵幼芷萌生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想法。

王月英也很欣赏这位上海姑娘，但考虑到赵家在上海影响力巨大，社会关系众多，她觉得赵幼芷留在上海远比到根据地参军作用大得多。

这番话并没有能改变赵幼芷的想法，她还是坚持到根据地参军。

看自己无法劝服她，王月英继续说道：“无论是上前线还是留在上海，只要是革命都会有危险。

我不瞒你说，留在上海的危险可能比上战场还大些，你仔细考虑清楚。我还是想请你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在王月英的劝说下，赵幼芷在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做调研和译电工作。

为了方便工作，赵幼芷多次改名字，还用小学老师、音乐教员等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革命。

赵幼芷兄弟姐妹不少，在她的影响下，赵家三位同龄姐妹都和她一起从事革命。

堂姐赵雅男参加革命后在上海电信局从事情报工作；赵灵芝，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赵幼芷的亲弟弟赵尹莘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后为救人牺牲。

赵家诞生了许多革命志士，算得上红色家庭。

与狼为伍

赵幼芷参加革命后没多久，王月英告诉她要尽快学会打字，虽然她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学习打字，但既然王月英这么说，她尽力学就是。

不过在当时的上海，想学打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她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到同乡会创办的小学里当老师。

以这个身份为掩饰，学习打字，还认识几位和她一样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学习打字技术。

1947年8月，通过地下党员周明（化名周月英）的介绍，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更迭的契机，赵幼芷和傅亚娟被安插到稽查处。

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北四川路，周围都是高墙，戒备森严。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保密局直接指挥，是上海反对共产党的机构之一。

在这里，赵幼芷的任务是：做好长期埋伏，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人情报，搜集有关敌人的一切活动的情报，并且尽可能破坏敌人的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活动的计划。

自从打入稽查处后，赵幼芷开始了解周围的环境和人员的出身、个性、特点以及他们的反共程度。

工作没多久，赵幼芷介绍柳茂才打进军统，和她们一起为我党事业奋斗。

之前她一直在学校工作，早已适应那种单调枯燥但有规律的生活，现在成为一名“军人”，处处都要适应这一身份。

要尽快适应国民党内部的尊卑意识，伪装她自己，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上海的“大小姐”。

为了降低国民党人员对她的戒备心，她每天出入电影院，服装店，娱乐场所，还把自己伪装成为单纯、涉世不深、毫无城府的女子。

在工作上尽职尽责，能力出众，打字的速度也远超其他人，是一个能力出众且又很好相处的小职员。

稽查处对所有人员都严格要求，还设立了防止敌人安插卧底的条例，明文示警防范中共人员的打入。

他们还秘密成立了“肃奸组”，监视稽查组所有人员的一举一动，稍有可疑便会被人关押。

每个人的办公抽屉、宿舍都会随时被“肃奸组”的人突击检查，整个稽查组的人都人心惶惶，不敢轻举妄动。

四位上海姑娘每天行走在刀尖上，处处谨慎小心，担心自己一个不留神便会露出马脚，影响组织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四位上海姑娘隐藏身份，和那些革命组织、民主人士以及倾向进步的亲友断绝一切联系。

这是对家人和朋友的保护，避免万一哪天自己暴露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她们这样的做法在不明真相的人眼里，是投敌叛变的表现，很多人对她们大加谴责。

面对别人的流言蜚语，她们选择默默忍受。

虽为女流之辈，不过这四位姑娘在工作上的表现不输男子，打探情报的能力也异于常人。

赵幼芷几人主动和敌人打交道，拉近关系，与他们结交成“知己好友”。

朋友间的情谊都是在深入了解中增进的，这四位上海姑娘在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后，投其所好，讨得他们欢心。

还在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回报帮助，为自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

这些特务成为她们在稽查组中无形的保护屏障。

稽查处长官交代工作时，她们总是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并且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

校缮室主任宋莹负责掌管打字和誊写文件，文字校对工作也是他亲自负责的。

宋莹已经50多岁，是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利用他善于阿谀奉承的本领，在稽查组的权力也不小。

他这人最喜欢喝酒，也喜欢听手下人的奉承话，对工作能力并不看重。

赵幼芷她们抓住他这一特点，总是尊称他为“宋老先生”或者是“宋主任”。

只要有机会，就会上前敬他一杯酒，再说几句阿谀奉承的话，拉近关系。

军统里担任拟稿和誊写材料、长官档案的特务，她们总是在业余时间邀请他们出去看电影、逛公园、一起打打球，旅游拍照，以便将来获取机密资料。

由于她们几个打字既快又准、字迹清晰，格式规范，让人赏心悦目。

对于其他人的求助，也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和赞扬。

获取机密

虽然她们顺利打入敌人内部，也站稳了脚跟。但是想要收集情报，如同在悬崖上行走，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丈深渊。

赵幼芷她们虽然占据了情报科的打字岗位，如同扼住它的喉咙，情报能不请自来，但是一旦情报流传被发现，第一个被怪罪的就是她们。

为了将情报送出去，她们都会多打一份，偷偷交给组织，遇到有人监视，无法运送情报，她们会采取别的方式。

像是把主要内容故意打错，被打错的纸张被揉进一团丢到垃圾桶里，重新再打。

趁无人注意，她们再将丢进垃圾桶的纸张捡出来，修改后交给组织。

稽查处还有许多机密文件，交由别人誊写后归档，这些机密她们无法获取。

这个时候，赵幼芷她们便会留心，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接触这些机密文件。

有一天，稽查处长要求誊写人员在规定期间内将文件誊写完毕。

三个誊写员都觉得即便是他们不眠不休，也无法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

他们找到校缮室主任宋莹说明工作，可是宋莹也很为难，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

赵幼芷她们原本就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这个时候她们主动站出来，说：“先生们，是否遇到难事了？要不要我们几个帮忙啊？”

正在为此事发愁的宋莹看到她们几个肯出手相帮，再高兴不过，忙说：“有小姐们帮助自然是好的，如此便拜托了！”

赵幼芷她们笑着说：“宋主任，谢字就免了，抄录好后，记得要请客啊！”

有了她们的帮忙，誊写进度也加快不少，宋莹和司书们看着抄录好的文件，止不住夸赞她们的字迹秀丽，端庄流畅。

在她们几个的帮忙下，文件如期完成，宋莹却再也不提请客的事情，对此赵幼芷她们也没再说起。

毕竟她们的目标是文件内容，不是为这顿饭。

从这件事后，下达给各警备大队的命令、审讯中共人员的记录都会交给这四位上海小姐誊写。

司书们因为繁重的任务减轻而开心不已；赵幼芷她们也因为得到机密文件而十分激动；宋莹也不必再因为誊写文件烦忧，真是皆大欢喜。

1947年5月，华中地委书记金柯被敌人逮捕后，经受不住他们的酷刑叛变。

他交代清楚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报，这些情报都交给赵幼芷、傅亚娟、周月英、柳茂才她们誊写。

当看到这一份供词后，几个人惊讶万分，若是任由敌人按照这份口供行动，我党有多少人要落入敌人的魔爪？

赵幼芷给傅亚娟使了一个眼色，她心领神会，立刻说道：“文件这么多，看起来今天是没办法完成，不如我们先去吃饭，明天再一起抄写吧。”

傅亚娟这话刚说完，赵幼芷附和道：“好啊，正好我也有些饿了，但是又不能都离开，不如茂才和月英留下，其他人先去吃饭。”

“那你们先去吧。”周月英回答。

就这样，其他几位司书不明所以被带走，只剩柳茂才她们两人，也给了她们传递机密文件的机会。

金柯被捕后供出新四军在上海的主要贸易机构：上海“大华公司”，还带领稽查处的特务逮捕该公司的上海负责人忻元锡。

幸而忻元锡当时不在上海，这才免遭一难。

金柯能提供的情报虽然只有这么多，但是他在我党内部地位不低，若是能打入我党内部，为他们盗取机密，岂不是作用更大？

他们让金柯打听我军高级将领粟裕的消息，伺机刺杀粟裕！

这份文件引起我党高度重视，他们派出大量人员来打听金柯的事情，最终确定他是彻底投奔敌人，而非假意投诚。

因此在他刚到达江都县时，我党大批人员举起枪支，对准他的脑袋，与他随行的人全部被我军逮捕。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可是并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纰漏，以至于情报泄露如此之快。

若非她们四个上海姑娘，不知道我党会遭受多大的损失！

在稽查处有一个存放重要文件的档案橱，非心腹不能获得。

敌人越是在意这个档案橱，说明这里的情报具有很高的价值，赵幼芷她们一直想方设法接近档案橱。

等了许久，警备司令部终于搬到四川路，赵幼芷和柳茂才以及看管档案橱的档案员被分到一个办公室工作。

档案橱也距离他们近在咫尺，两人经过长时间观察，档案橱里的文件虽然机密，不过平常情况却是不上锁的！

柳茂才找到赵幼芷商议对策，看如何才能获取档案橱里的文件，她们以打字员人手不足，经常要加班为由，搬到机关宿舍住。

一到节假日或者是晚上，她们就设计把人员都调离，留下一人悄悄传递情报给组织。

她们将情报带回宿舍，趁夜色抓紧时间抄写。困了，就用冷水擦脸；冷了，就用电炉取暖；饿了，就大量喝水。

文件一直到后半夜才能抄写完毕，然后趁四下无人，再将文件悄悄放回原处，消除一切痕迹。

那些特务一般会被拖着直到凌晨，看完电影直接回宿舍睡觉，根本没意识到文件在他们眼皮底下被传递。

严峻的考验

1948年，傅亚娟下班回家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听到有人叫她名字，原来是在新四军认识的过烈民，此时的他早已经叛变。

傅亚娟也没多想，随口应了一声就离开。

然而就是这一声，却险些为她带来生命的威胁。

过烈民把傅亚娟参加过新四军的情况汇报给国民党特务，导致她被中统逮捕，上级知道后要求赵幼芷和柳茂才立即撤出。

但是赵幼芷考虑到军统和中统有很深的矛盾，只要傅亚娟自己不暴露，应该是没什么性命危险的。

若是她们两人此时撤离，很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赵幼芷建议先把傅亚娟营救出来。

无论敌人如何审问，傅亚娟都对答如流，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一段时间后，敌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将她释放，她也用“家里人逼婚”这一理由辞去稽查处的工作。

最早打入敌人内部的周月英也因为暴露不得不撤离，只剩下赵幼芷和柳茂才两人。

迎来解放

在上海即将解放的时候，赵幼芷和柳茂才接到上级命令，收集所有稽查处特务的信息，照片。

她们借着出去游玩的机会，用相机一一拍摄下他们的照片，还在一家照相馆洗印出稽查处所有人员的大合照。

这些资料自然是留着上海解放后肃清特务用的。

自从周明1946年初打入稽查处，到1949年上海解放，整整三年时间，她们收集的情报数以千计。

有不少还被收录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资料肃清国民党特务。

从容撤离

1949年春，上海周边遍布枪炮声，这是上海即将解放的征兆。

与此同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量焚烧一些机密档案，赵幼芷知道，敌人准备逃离上海。

此时她们还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她们以多赚几个“袁大头”为由，留在稽查处。

有一天，稽查处主任秘书找到柳茂才和赵幼芷谈话，让她们两人跟随国民党一起撤到台湾。

两人摇摇头，表示家人都在上海，不能去台湾，否则父母会舍不得。

可是秘书不是找她们商议，而是下达命令。

国民党人知道这两位姑娘接触不少机密文件，一旦被共产党利用，情况对他们很不利。

可是这一命令最终未能实现。

我解放大军突破重重阻碍，直逼上海，国民党特务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情绪沮丧，丝毫没有干劲，虽然稽查处的头目三天两头发放“袁大头”，想要稳定人心。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上海解放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担心自己过去造下的孽会被清算，一个一个收拾行李准备外逃。

5月24日，赵幼芷和柳茂才终于接到上级命令，自行撤离。下午两人悄悄离开稽查处。

稽查处的主任此时自顾不暇，哪里还能顾得上赵幼芷她们两人，晚上9点带着所有人员和物资仓皇逃窜到台湾。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除了那些奋斗在一线的战士，还离不开那些隐匿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特工。

若没有他们的情报，还不知道我党会牺牲多少人！

他们即便被捕，也坚定信念，没有吐露任何有关我党的机密，是可敬可叹的英雄。

虽然有些英雄连名字都未留下，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经的付出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