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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6-2020年）时，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自冷战以来的传统欧洲盟友——还对他的政策一头雾水，他的言行符合欧洲人对美国的极端刻板印象——浮夸、粗俗、私生活糜烂、顿顿不离麦当劳快餐和可口可乐、不受制约。特朗普显然背离了过去美国总统的典型形象，不再满口维护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经常发表令欧洲领袖不安却摸不着头脑的言论。
2025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释放出的外交信号，则让这些传统西方盟友再清晰不过地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格局与2016年已经大相径庭。特朗普的再次崛起不仅影响美国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对整个西方联盟带来了深远的冲击。
相比于中国、俄罗斯这些本就与美国若即若离的国家，真正受到特朗普冲击的是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与欧洲的西方盟友体系。欧洲发达国家曾经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经济和政治保护，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美国不再愿意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而是转向更直接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的欧洲盟友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早已习惯了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如今却发现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纽带，本国利益变成了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默茨期许的德国：更强硬、更现实主义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将在2025年2月23日举行，但本次选举却不会如美国大选那般惊心动魄。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目前由默茨（frederich mers）领导的cdu/csu保守联盟支持率领先，接近30%，如果不在月底出现爆炸性丑闻，默茨应该会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
由爱丽丝·魏德尔率领的德国选择党（afd），以20%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德国选择党自2013年起就经历着激烈的党内斗争，直到魏德尔的出现，才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
美国政治与德国政治存在显著差异，德国作为议会制政府，无论哪个政党成为执政党，都需要找到1-2个其他党派协同管理。虽然选择党当下势焰正盛，但选择党在本次大选中仍难与主流政党形成组阁，对于他们来说，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本次选举中突破20%的支持率，并在接下来的5年中逐步削弱德国的政治“防火墙”，最终有机会于2029年进入执政联盟。
执政党舒尔茨（olaf schulz）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目前只有15%，位居第三，比上一次2021年德国国家大选下降了10%。舒尔茨的政治生涯，很大概率会在本次选举中结束。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重塑国际秩序的背景下，过去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共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现实、更强调实力的国际博弈。在一月底召开的2025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默茨在多场公开演讲中展现出极大的自信，坚信本党派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并主导新一届德国政府，声称德国即将迎来一场可能重塑国家战略的变革。
可以说，默茨已经是以下一届德国总理的身份在发表演讲——他没有谈及基民盟将如何取胜，而是不断强调他们将在执政的前100天内实现什么。他在向外推销一个所谓的德国愿景。
而这样一个德国新时代，却是由一位政治老人开启的。当人们热议特朗普以78岁高龄当选美国总统时，默茨也将在今年迎来自己的70岁——他只比在德国担任总理16年的默克尔小1岁。随着2007年输给默克尔，默茨愤然宣布退出政坛，直到默克尔宣布不再担任基民盟主席之后，默茨才重返政坛。
与默克尔长达多年的党内争锋，默茨似乎从未真正释怀——默克尔在最新的传记中提到，每当有人在默茨面前提及两人的恩怨，默茨仍会反应激烈。默茨始终坚持自己当初的判断，认为在默克尔的带领下，保守联盟已变得不再保守。两人关于“保守联盟应该支持什么政策”的政治理念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迁，绵延至今，默茨的基民盟又将带领德国走向怎样的境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达沃斯论坛上，回应欧洲如何面对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问题时，默茨强调：“只要欧洲各国保持团结，世界就会尊重我们，美国就会尊重我们。只要我们分裂，没有人会把我们当回事。”
默茨在达沃斯的发言，他努力传达的态度，不仅针对德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也传递出对欧美关系的明确态度。默茨向特朗普引领的全新政治态度发出信号——“你想要一个能和你打交道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强调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商人型政治家，愿意与特朗普式的强硬现实主义展开合作。
德国的舒尔茨政府自俄乌战争以来，对于乌克兰的态度以模棱两可唯唯诺诺为主，欧盟一直是德国主导的政治实体，舒尔茨却未能有效推动欧洲形成强有力的联盟。默茨的发言可能暗示了他一个更强硬、更现实主义的德国，一个不再扮演美国“要饭小老弟”或“事不关己旁观者”的欧盟。默茨谈论到德国战略能力的时候，他说德国必须在外交和安全策略上，能够从曾经沉睡的中等强国转变为领导型的中等强国（dass wir von einer schlafenden mittelmacht zu einer führenden mittelmacht werden.）。
二、英国的生存之道：学会好自为之
特朗普时代，标志着冷战以来建立的西方联盟的瓦解。美国传统盟友国家的安全感已经被削弱，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必须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这种危机感在美国自二战以来最紧密的好哥们英国身上体现得尤为紧迫。在英国国内媒体中，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讨论英国要如何学会“好自为之”，英国不能够再能够依赖美国的庇护，而是必须考虑自身的生存策略。
笔者在一月底收听了一个由四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观点不同的英国媒体人mary harrington, james orr, aaron bastani 和peter hitchens的公开辩论，话题是特朗普当选对英国内政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四位媒体人对于特朗普上台是否对英国有利持有不同意见，在这场辩论的最后，大家都承认，在2016年英国脱欧时，曾幻想着依靠美英特殊关系获得优势。彼时，英国坚信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足够稳固，能够独立于欧盟发展。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回归，英国发现美国的优先考量是自身利益，而非维护英美联盟，英国不应也不可能依赖过去一个世纪稳固的“英美兄弟情”共创辉煌。
英国若不能重新与美国对接利益，就必须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寻找其他依托。如今的现实是，英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定位。地缘政治正在促使英国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独立性，而不是将本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视为一体。
然而，英美关系究竟是“特殊关系”还是“附属地位”？英国的日常生活已被美国企业深度渗透：交通依赖uber，金融依赖visa、mastercard和stripe，科技依赖谷歌和苹果，每一次数据处理都会给美国带来经济收益。美国的企业、资本和技术主导了英国市场，创业公司更愿意在硅谷注册，而不是在伦敦。在那场辩论中，英国政治评论员mary harrington指出，在产业层面，英国尚未完成“再工业化”，反而任由自己成为了美国的第51个州。
欧洲一体化被英国视为失败的模式，但这是否意味着回归欧盟就毫无可能？目前来看，英国政坛仍旧对此抱持怀疑态度。许多曾支持脱欧的英国政治家如今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依赖美国，英国还能向哪里靠拢？可能英国的前景意味着它不得不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那样，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个大国之间寻找利益平衡。
三、特朗普时代：冷战秩序的全面瓦解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对北约盟友施压要求增加军费支出，再到贸易政策上的单边主义，美国逐渐削弱了自己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特朗普副手jd万斯最近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用传统天主教概念中的“爱的秩序”（ordo amoris）更加详细地诠释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
“我们应该先爱我们身边的家人，然后再爱我们的邻居，然后再是我们的社区，然后再是美国，最后才考虑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万斯宣称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里基督徒应有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万斯提到最后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提及美国应该把她传统西方盟友的利益放置于他国之上。万斯的观点直接对抗的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右翼（neocon）在冷战结束以来或多或少都尊崇的人人平等自由主义普世民主价值观，以万斯为代表的特朗普阵营中的基督国家主义者（christian nationalists）——有时候他们也被称为国家保守主义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不再认同冷战结束之后在美国两党建制派内部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普世意识形态，美国自然也没有义务在外交关系中优先维系她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关系。
前福克斯一哥、特朗普阵营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2024年两次往返莫斯科，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这两次采访都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因为卡尔森丝毫没有站在“西方”的角度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而宣称他的意图只是为俄罗斯提供一个平台。
在他的俄罗斯之行中，卡尔森还站在莫斯科干净的大街上指责美国民主党城市治理不当，西雅图的地铁站到处都是垃圾和流浪汉，而莫斯科的地铁站一尘不染。卡尔森宣称，这两座城市的对比，反映了美国民主党那个政客满口冠冕堂皇的进步价值观，却无法给百姓提供真实便捷的生活。卡尔森这种态度，同样反映了特朗普阵营内的民粹主义者，拥有一种针对普世民主自由价值序列深刻的质疑，他们不愿意再相信所谓的西方民主发达国家就一定优越于那些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谴责的非民主国家。
结语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并主导了一个围绕着自由民主秩序的西方联盟。在过去10年间，特朗普的崛起也是对这种叙事的直接挑战，面对一个不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欧洲必须找到自己的战略自主之路。
目前，欧洲缺乏具有凝聚力的领导者，法国总统马克龙虽极力展现个人魅力，但在团结欧洲方面收效甚微。欧洲发达国家领导人们已或多或少地认识到，单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有限，只有团结才能赢得美国及世界的尊重。未来欧美关系可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纽带，而是更像一场现实主义的博弈——实力决定一切，利益优先于价值观。
欧美联盟是否会彻底瓦解？这取决于欧洲能否成功转型，从依赖美国的“附庸”变为独立的全球政治参与玩家。如果欧洲无法维系自己内部的团结，那么特朗普2.0时代可能意味着欧美关系的根本重构，甚至是西方联盟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