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章之前，感谢您点个“关注”，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能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前言
托利式民主对自由市场和竞争的支持，对丘吉尔来说很重要。“我们不想拆掉科学和文明的基础结构，”一次演讲中，他对格拉斯哥的观众说：而是要临渊撒网。一个公平的乌托邦的愿景会让人欢欣鼓舞，会点亮劳苦大众的想象力。
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景，就必须通过或发展，或调整，或改进现有社会的竞争结构……在国有企业很可能会无效的地方，就要利用私营企业，不要因为它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心生不满。
丘吉尔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史密斯
由于受到伯克·科克兰、劳合·乔治、比阿特丽斯·韦伯等人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终身都是自由党人的——克莱门汀的影响，丘吉尔的政治立场一直在不断变化。然而，他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托利式民主的，其核心就是自由企业的概念，这一点从未改变。
1906年，丘吉尔与保守党议员、他那一代最杰出的律师之一F.E.史密斯，即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和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即后来的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夫人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友谊，成为终生挚友。不过这种友谊也有实用的一面。
众所周知，“F.E.”是丘吉尔与保守党沟通的一个有用渠道，而维奥莱特的父亲，是英国财政大臣，也是自由党领袖继承人。进入1906年的几个月后，在一次重要的投票之前，丘吉尔正要进入议会大厅时，有人把他介绍给比他大两岁的史密斯。
史密斯是个酗酒的人，但正如丘吉尔未来的妻子后来说的那样：“温斯顿总是愿意与那些并不完美的人为伴。”1907年夏天，他们一起去度了假，F.E.的长子弗雷迪在那年12月出生，丘吉尔做了他的教父。这两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丘吉尔后来说，史密斯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
丘吉尔是在1906年初夏的一次宴会上，遇到维奥莱特·阿斯奎斯的。出席宴会的还有贝尔福、乔治·温德姆和希莱尔·贝洛克等其他杰出人物，但是维奥莱特的眼睛只看到丘吉尔，还有丘吉尔身上那种她后来形容为，“毫不掩饰的自信、坚韧不拔的耐力、始终要走人生捷径的冲劲和气度，以及他对平庸与随波逐流的蔑视”。
她被安排坐在他旁边，而他“在我看来，与我所遇到的任何其他年轻人都大不相同”。他问她多大了，当她告诉他自己只有19岁时，他说自己已经32岁了，“不过比其他的重要人物都年轻”。他接着说：“诅咒这无情的时间！诅咒我们的死亡！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太短了，我们要把必须做的一切挤进这段时间里！”
两位姑母的去世（范妮·特威茅斯于1904年51岁时去世，乔治亚娜·豪于1906年45岁时去世）使丘吉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活着的时间不长了。“我们都是虫子，”他直截了当地对维奥莱特总结道，“但我相信我是一只萤火虫。”
维奥莱特对丘吉尔产生了一种，从才智到情感上的迷恋，这种迷恋将伴随她一生。“当我向别人宣布我的感受时，”她后来回忆说：我发现……我对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没有得到认同。实际上，我还被许多人嘲笑了一番。当时公众对他的态度，往好里说，是一种有所期待的兴趣、一种好奇、一种尚可容忍的取乐；往坏里说，就是一种不信任，一种尖刻的指责。
在托利党内部和社交圈里，他多年来一直就是一块红布头，可以把最温顺的母牛变成暴怒的公牛。在党内时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个喜欢自我宣传的人。等到他横穿议会席，走向反对党之后，他们又给他加上这些罪名：一个卑鄙小人，一个叛徒，一个一心想要发迹的人。而最糟糕的罪名就是：他还真的发迹了。
丘吉尔对上议院的抨击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臣，丘吉尔磨炼了自己直击问题要害的能力。后来的生活证明，这样的素质是弥足珍贵的。1907年1月，一份殖民地事务部备忘录谈到一个难题，就是澳大利亚的州长们，是否应该被邀请参加，在伦敦召开的殖民地大会。
备忘录是这样开头的：“邀请澳大利亚的州长们来参加殖民地大会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想来参加。”他欣然承认，“这次会议不可能取得什么重大的实际成果”，因为新政府反对帝国优先，而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兴趣，为帝国的舰队和军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尽管丘吉尔的大臣职责鼓励他将目光投向海外，但是他明白，自由党的国内事务议程，才是最终决定他选举命运的东西。当联盟党主导的上议院，开始破坏民选政府的立法程序时，丘吉尔充分展示了他的决心，他要将自己新加入的政党之议程，高高置于他自己阶层那来自古老传统的立法权利之上。
“今晚我没有时间讨论，我们世袭议院的基本准则中，那些明显的荒谬，”1907年2月，他对曼彻斯特的观众说：在世袭议院，一个人只要通过一出生就带着的美德，就可以获得参与立法的职位；在世袭议院，绝大多数的成员一年到头从来就没有靠近过议院这个地方；
在世袭议院，如果它的成员疯了，或是被定罪，或是在心智上已不具备管理自己财产的能力，或是与能让人喝醉的饮料成为朋友，他们仍然会被认为完全适合去行使最高立法权。这些事就这样吧，我什么也不说了。如果说的话，有可能就会被告发，说我使用失礼的语言，那样的话，我相信你们也会感到难过的。
丘吉尔接着指出，尽管贝尔福输掉了选举，但是他那时已经作为另外一个选区的代表回到了议会，“他的一只手就放在能够阻碍议事的节流阀上”，因为他“有能力做到在半张信纸上写个字条，交给信使，沿着走廊走200码，把它交给上议院。通过这样一个字条，下议院花费数周时间，讨论出的任何条款或法案，就可以任由他生杀予夺，任由他要么毁掉，要么否决，要么使其获准入法”。
6月，丘吉尔再次抨击了上议院，说他们是“一边倒、世袭而来、未经筛选、不具代表性、不负责任的缺席者”。根据上议院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反动立场，包括天主教解放运动问题、犹太人担任议员的权利问题、选举权的延伸问题、选举中的秘密投票问题、买通军事委员会问题等，他质疑上议院是否曾经做过任何正确的事情。
他说：“我敢打赌，在已经解决的争端中，我们的反对党举不出哪怕一个，可以证明上议院做对了的例子。”尽管这样的攻击激怒了保守党，却使他获得了自由党的喜爱，尽管他们仍然对他在自由党即将获胜时，加入该党的做法有所怀疑。
劳合·乔治在7月时对他的兄弟威廉说：“议会里的掌声就是他鼻孔中的呼吸。他就像一个演员，他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也喜欢来自观众席的认可。”劳合·乔治说得没错——不过，劳合本人也是这样。用他自己也具有的特点，去批评另一位政治家，这多少有些虚伪。
那年夏天，丘吉尔参加了法国的军事演习，并且爱上了法国军队。“当我看到众多法国步兵冲入阵地，听到乐队演奏起《马赛曲》时，我觉得就是这些勇敢的刺刀为我们赢得了人权，也忠诚地保卫了欧洲的权利和自由。”他说得没错，但他没有完全推算出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对法国军队和这个国家的影响。
丘吉尔东非访问之旅
1907年10月下旬至1908年1月初的秋季休会期间，丘吉尔对英国在东非的领地，进行了一次巡回访问，足迹遍及埃及、苏丹、英属东非（现在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他乘一艘英国军舰抵达蒙巴萨，巡访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最终在亚历山大结束。
其间他走访了内罗毕、肯尼亚山、奈瓦沙湖、恩德培、坎帕拉、默奇森瀑布（在那里，“为了真切地看到下面的泡沫地狱”，他还匍匐了一段距离）、维多利亚湖和里彭瀑布，以及喀土穆和开罗等地。
这次旅行让他对帝国的爱变得更加深刻，也让他对帝国的机会与问题了解得更加深入。他希望这次旅行除了在教育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能让他受益，还能让他在经济上受益，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与《滨海杂志》签订合同，为其撰写5篇文章，每篇稿费150英镑，再出一本书——《我的非洲之旅》，稿费500英镑。
与丘吉尔同行的，还有他的姑父戈登·威尔逊上校，即伦道夫勋爵的妹妹萨拉的丈夫，他的男仆乔治·斯克里弗斯，还有埃迪·马什。他还打包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对一位朋友说：“我要看看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些书坚定了他的反对立场。）
1907年10月，丘吉尔一行抵达蒙巴萨，他们沿着吉尔所谓的“这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铁路”前进，一路上看到了成群的羚羊和瞪羚、500匹炫目的斑马、黑色角马的大长角、成群的红色东非狷羚和野生鸵鸟、十几只懒洋洋地躺着的长颈鹿，还有6只在光天化日之下悠闲地穿过铁轨的狮子。在其他一些地方，他还看到成群结队的狒狒，“看起来和人一样大”。
除了实地调查，体育运动也是这次旅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丘吉尔射杀的动物，在当时并不算濒危物种，但其数量大得惊人。他猎杀了几只鳄鱼（他似乎一生都不喜欢这种动物）、一匹河马（“它在刺耳的尖叫声中倒下”）、几只非洲大羚羊、两只非洲小苇羚、几只瞪羚和两只粟马羚（“它们缓缓地经过我们埋伏的地方走到水里”）。
他还用一把双筒450来复枪猎杀了一头白犀牛。“在野外猎杀犀牛的方式极其简单……”丘吉尔写道，“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走过去，但不要是顺风的地方，尽量靠近它，然后朝它的头部或心脏开枪……我开枪了。一颗子弹以1.25吨的冲击力，带着无烟火药那可怕的能量，击穿了它的皮肤、肌肉和骨头，枪声回荡。”
丘吉尔这一枪并没有把它打死，它“以一种奇特的快跑姿势朝我们直冲过来，几乎像马的疾驰一样快。这么大一只野兽做出这样的动作，着实让人感到吃惊，它本能地冲向的目标也是准确无误的。敌人前进所能带来的士气是巨大的，所有人都开了枪”。
丘吉尔对狮子的尊敬甚至超过了对犀牛的尊敬。“破碎的四肢、破碎的下颚，这是一具从头到尾被撕裂的尸体，肺部被一遍遍地刺穿，内脏被撕裂后暴露出来——这些都不算数，”他写道，“对狮子来说，唯一算数的就是死亡——立即的、彻底的死亡——要是一个人倒下没死，就会遭到它那化脓的爪子和发臭的牙齿的摧残，被嘎吱嘎吱地撕咬得粉碎，然后被它下毒，以确保万无一失。”
另一种运动——刺疣猪——比马球危险得多，因为“要想追上一头疣猪，用长矛刺死它，就必须骑上马全速奔跑”。如果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疣猪肯定会攻击那落马的骑士”。有一次，一队他“无法抗拒地想去干扰”的工蚁，把他撵到了“一个可以敬而远之的距离”。
相比之下，丘吉尔更喜欢他看到的那么多的蝴蝶，他发现自己“完全不需要任何网子，就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把它们捏起来”。
《参考文献》
乔治，《我的兄弟》，第 211 页
加德纳，《先知》，第228页
博德-博翰姆，《卡特文件》，第 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