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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6日，伊朗女子玛莎·阿米尼因没有正确佩戴头巾，被国家道德警察拘留后意外去世，随即引发了伊朗国内针对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当前，持续的运动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秩序，造成民众与警察伤亡，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活动已蔓延国内超过20个城市，在伊朗西部库尔德斯坦地区（玛莎·阿米尼家乡）示威尤其激烈。事实上，“头巾事件”仅仅为伊朗国内爆发示威活动的导火索，背后充斥的则是各阶层团体对自身权益的诉求。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存在哪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伊朗政府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将从伊朗国内示威的主要原因开始展开介绍。
一、 伊朗爆发示威的主要原因
（一） 经济阶层固化，民众生活困难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采用政教合一的政体，宗教高于一切。在革命前，统治伊朗的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王室集团，而革命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传统色彩很浓的教士集团。新的统治阶层并非资产阶级，发展重点在于通过宗教教化民众，用宗教教义统治国家而非促进经济发展，由此给改革后财富的探索和创造留下许多空白。同时，尽管伊斯兰革命前后统治阶级有所变更，但财富权力集中于上层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财富依旧集中于少数人。正因为阶层结构的固定，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中于同一群体，经济政策的制定必是基于统治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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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革命成功后，统治阶层打着“社会公平”的旗号，将前国王财富没收并建立了多达120个宗教基金，并让基金组织全面控制了石油、建筑、航空、金融、汽车、食品、电子产品进口等所有赚钱行业，但在内部裙带和外部政治权力抑制的配合下，所谓公平分配只是蜻蜓点水。基金设立并未实际增加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反而进一步将资本集中于少数宗教精英。该特权利益集团关注的并非是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仅仅是如何分配的问题。但伊朗财富分配的原则往往在“平等”的掩饰下实现上层的垄断性聚集。
当资本的掌握和分配权力都掌握于统治阶级，最终创造出的收益多少就主要取决于宗教领导者个人或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决策视野和能力等封闭性主观因素。宗教精英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以阶级为导向，因此在领导中出现决策失误也不足为奇。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伊朗作为石油资源丰富国家，在闭塞的经济产业政策下，忽视配套工业的发展而单纯依赖于石油资源，最终导致不得不从他国进口石油。
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夫桑贾尼和21世纪初上台的内贾德开始尝试探索自由经济的改革路径，强调注重市场、私有化、国际合作，但顶层僵化的权力结构始终阻碍伊朗经济产业的全面变革和灵活化，生产与分配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鲁哈尼在任期间着力推动伊朗融入国际市场，但国家决策结构的僵化和落后的产业基础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在他上任后经历的2014年油价下跌、2018年实施经济制裁以及新冠疫情都给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失业率甚至达到12.19%。直至今天，伊朗内部贫富阶层分化依旧十分严重，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政府补贴于事无补。伴随着国际经济低迷，地区宗教、政治局势动荡，国内经济不稳定，底层人民甚至无法满足温饱需要，政府在决策上和行动上的无能与低效成为了民众不满与愤怒的来源。
（二） 妇女权力受阻，宗教具有世俗化趋势
在宗教上，伊朗国内超过90%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将其确立为伊朗的国教。正如上文提到，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相互融合是政教合一体制的最大特征。其中，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一样，妇女的地位总体低于或附属于男性，女性需要遵守特定及部分强制的宗教传统。在巴列维时期，宗教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就已经凸显，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则是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然而，霍梅尼在革命后朝着宗教传统化回归，提出社会要遵循先知的圣训和《古兰经》的原教旨，使得伊朗在前一时期世俗化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倒退。
如废除了1967年颁布的《家庭保护法》，将妇女的最低结婚年龄降为13岁，剥夺妇女的离婚权等。即使期间霍梅尼并未完全忽视女性权利，但女性地位大大下降。其后，自拉夫桑贾尼当政开始，妇女的地位实际上得到很大的提高。她们获得教育权、选举权，职业丰富化并活跃于社会各领域，在承担更多社会义务的同时争取自身权益。然而，宗教本身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冲突始终影响着伊斯兰妇女的基本生活。正如本次玛莎·阿米尼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拘留而引发的示威，反对伊朗强制戴头巾的抗议活动事实上已经是更广泛的伊朗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女性佩戴头巾在伊朗成为强制性要求，妇女着装受法律约束。同时，伊朗国内设置有指导巡逻（道德警察），任务主要是监督和逮捕违反伊斯兰着装规范的人，包括女性佩戴头巾。伊斯兰妇女对于强制性要求表示反对，并表明佩戴应出于自愿，是否佩戴的决定应出于自身对古兰经和宗教的理解。在世俗化过程中，妇女身份的转换受到根深蒂固的原教旨影响，并在宗教立国的法基赫制度下难以实现。在22岁的玛莎·阿米尼意外去世后，伊朗又一次爆发了妇女针对强制性宗教规定的抗议活动，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妇女也加入示威并通过剪发来表明抗议的决心。在伊朗国家法律政策的要求和暴力机关的镇压下，年轻抗议者被害等系列新闻事件报道，愈加激起示威者的情绪。
（三）外部势力介入，民族矛盾激化
玛莎·阿米尼来自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在事件发生后，库尔德地区的示威活动尤其激烈。库尔德人作为伊朗少数民族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提出自治要求，但被霍梅尼拒绝。1978年，霍梅尼向库尔德人挑起“圣战”，并派出军政府控制所在地区。自始，库尔德人在寻求国内地位和权益中与伊朗政府不断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库尔德的部分党派被伊朗政府视作美国与以色列在本国的代理人，被指责受到他国权力控制来干涉伊朗内政，分裂国家民族并扰乱地区局势。
针对本次玛莎·阿米尼事件，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及政府官员表示，事件是由敌人所煽动，示威中的暴乱者与示威者不同，活动中的激进者是外部势力的阴谋安排，企图破坏伊朗经济与安全。不可否认的是，中东地区安全自始至今一直受到大国力量的渗透，国家间矛盾重重，关系极不稳定。因此，具有敏感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常被外来力量作为干涉地区事务和中东内部国家扰乱对方国家的武器，以激进甚至极端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点燃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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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朗破解之道
玛莎·阿米尼事件持续发酵，针对此事的示威游行活动受到更广泛关注。当前各大媒体跟踪报道伊朗国内外事件的进展及包括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以及示威者等在内的各群体观点态度和将要采取的下一步举措。然而，当下无论政府官方还是媒体提供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并未受到充分证实，整个事件的起因及脉络并不清晰，不可武断地将事件定性为“伊朗宗教专政”或“外国势力主导”。
在此情况下，事实的挖掘尤其关键。归责的前提是事实梳理，只有透明开放的调查和有效的过程监督相配合，才能给示威者以及所有伊斯兰人民可信的答复。任何推测与舆论都不应被大肆渲染从而进一步威胁伊朗社会稳定，给混乱的国家局势降温是当务之急。
重视男女平等，保障伊斯兰妇女权利。伊朗以《古兰经》作为国家最高法，充分遵循其中男女平等的法规。即使伊斯兰妇女如今争取到了较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更多基本权利，并在维权上获得了进步，但受根深蒂固的女卑宗教思想的影响，女性寻求平等的道路依旧受阻。《古兰经》中所倡导的如经济权利、人格尊严、婚姻家庭等问题依旧压制伊斯兰妇女生活。就头巾面纱来说，《古兰经》教导妇女要谦逊，因此遮住面容是为了保持妇女人格及避免邪恶。伊斯兰教对服饰规范十分严格，并且其象征着妇女的虔诚。在以宗教教化和管理民众的国家中，严格遵循规则往往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治理。然而面纱的政治性不应成为强制的理由，应赋予妇女自愿选择的权利。
拒绝外部势力的干预，发挥国家及地区自主性。中东地区本身具有极大敏感性，内部矛盾复杂且往往容易激化；部分外部大国寻求并联合地区盟友，将意志强加于该地区，并根据狭隘的国家利益扰乱地区和平与安全。历史上，中东地区曾作为美苏冷战的博弈舞台，之后美国为争夺地区石油资源、稳定美元霸权、维持美国地区权力都曾挑动地区紧张关系甚至付诸战争的军事手段。不论此次事件是否是外部势力和伊朗敌国所煽动，外部势力都应撤出中东，中东各国都应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并增强国家自主性。
破除经济壁障，缓解民众生活困境。以政教合一为政体的伊朗由于政治与宗教相融合，且前者服从于后者，经济决策以宗教精英利益为基础。财富的集中造成的国内贫富差距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将人民引入生活困境。因此只有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结构改革，才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完善国家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放市场顺应全球化，并在完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进步，给民众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减少危机爆发的潜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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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由玛莎·阿米尼意外去世所引发的伊朗大规模示威活动给国家稳定带来极大威胁。该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伊斯兰女性对强制性宗教规定的反对以及对自身权益、自由的争取，但该事件在伊朗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低迷和贫富差距扩大激化了中下层民众与伊朗现政府之间的矛盾。此外，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幕后黑手的推波助澜，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事件的持续升温。针对以上原因，对事件的清晰调查、对宗教法规和政策的反思、对外部势力渗入的禁止、对提高国家自主性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刺激都是平定暴乱的当务之急。
撰稿｜武子渝，《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审｜贺钰雯，《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就读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终审｜吴翔，大外交智库（GDYT）研究员、《智本青析》编辑部执行主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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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ziar Motamedi,“Iranian leaders hold meeting as protests enter fourth week”,ALJAZEERA, October 15,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