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主张放开的人认为，奥密克戎毒株已经非常“温和”，重症率很低。这是一部分事实，但并非是他们眼中“科学的”依据。现在的实证材料也已经开始显示，反复感染会导致免疫力的普遍下降，以及更多的后遗症问题。毕竟感染的是活病毒而不是灭活病毒，人体在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免疫后总有可能崩溃。尽量少感染仍然毫无疑问是最优选择。
很多主张放开的人还认为，连穷国都没有医疗挤兑，欧美日本的医院ICU都没有满床，这说明“医疗挤兑”根本不会发生。然而，这也是可以解释的，比如穷国本身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可以负担医疗开支和有商业保险的中上阶层，穷人本来就不怎么去医院；比如欧美日本医院在有显著超额死亡的情况下仍有空床，应该说明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乃至医院在吃防疫补贴等等。中国的医疗体系资源没有发达国家那么足，但普惠性做得不错，其实覆盖范围还是要大于人均GDP同水平的国家的。
很多主张放开的人还认为放开了经济会好。然而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核心仍然是实业，而姑且不论医疗挤兑可能带来的至少短周期的消费萧条，制造业的缺工仍然会对生产影响巨大。事实上美国已有数据显示，纽约这类大城市返工率仅有47%，地铁人流量仍维持在疫情前的60%-70%水平上，这样的数据在制造业体系上恐怕无法接受，事实上美国的尖端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F-35的交付速度都放缓，价格还飙升。美国这套制度，目前中国还很可能玩不起。
所以，主张放开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其论据恰恰仅仅是这个复杂社会的某一个切面，不能代表全部的愿望思维。同时，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暴露了一个思维方式上的缺陷，那就是与西方思维有太多联系，反而忽略了立足本国国情，并且在西方自己进退失据的时候丧失了反思能力。
很简单的道理是，国家与人民在面对疫情是绝对是一条心的，都在同一艘船上，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动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笔者个人很佩服中央高度负责任的态度，顶着诸多压力坚持“动态清零”其实远比看上去的难很多。
当然，具体到现实层面，我们依然需要持续优化防疫体系。目前来说，我们通过常态化核酸可以基本控制住疫情并对经济产生尽可能小的扰动，因此这一体系只要能用，那目前动态清零依然是可行的。然而这一体系其实也很复杂，特别是在面对“既要又要”的问题时，很多地方政府会有乱作为的倾向。
特别是随着疫情渗透到中小城市和农村，治理难度成倍增加。我们看到，一线大城市中除了4-5月的上海以外其他城市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政府面对疫情时马上就面临着缺乏核酸检测能力、物资保障能力、合格的流调人员进行密接次密接的判定、集中隔离设施不足乃至基本的有效采样等诸多领域上都存在着缺人缺物的情况。加上很多地方政府缺乏放开人员流动的动力，除了一刀切的封控外其他方面直接躺平。
而有一些隐蔽的问题也可能会暴露。中小城市利益构成单一，权力较为集中，很容易形成庞大的地方利益集团，他们可能借助防疫这种“特殊情况”寻求更多的垄断，这点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保供问题上就非常直接地将压力转嫁到居民身上，而一些大城市控制核酸检测客观有效的方法，这些小地方也可能没有或者无法采用。
既要防疫，又要发展经济，这确实是两个相互矛盾着的要求，也因此很考验地方的治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有很多地方有骚操作，很多保守型官僚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进行避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把社会折腾得够呛。但是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也往往会在看不到的地方脱颖而出，因为防疫不出幺蛾子，其实就是成功。这些都是可以预计的现象。
在“既要又要”的问题上，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治理能力确实更为不足。现在需要的，是寻求更多的配套解决方案，要迫使地方政府真正去做好这个“既要又要”的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是可以进行持续优化和改善的，这也符合“自我革命”这一要求。作为大部分时候属于“外部”的社会公众而言，哪里没有闹出新闻哪里或许就有治理能力很强的政府，或许这会是个有趣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