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初，晚饭后，已经关门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敲门的是一位面色有点疲惫的老人，见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开门之后，他就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的姓名，点名要见中国总领事。
然而听到老人说出的名字，开门的年轻人却不认识他，老人便在纸上，用中文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年轻人去向中国总领事请示。
不一会，中国领事馆大门被完全打开，总领事快步走出来，把老人请进了中国领事馆，两人短暂商议后，总领事又礼貌地把老人送出来，替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目送老人离开。
第二天，老人如约来到中国领事馆，之后就从卡拉奇消失了，几天之后老人又悄然出现在北京。
这位老人有什么来头，让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这么重视，并悄悄把他送往北京？
首任驻华大使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越南副主席的黄文欢。身为越南副主席的黄文欢，为何会跑到巴基斯坦中国领事馆？
和越共前主席胡志明一样，自从1926年踏上中国的土地，黄文欢就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05年，黄文欢生于越南义安省琼堆村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母亲也忙于生活，就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
黄文欢的中文，就是在外祖父那里学到的。
1926年，21岁的黄文欢血气方刚，一心想要参加革命报销自己的国家，当听说胡志明在中国广州举办政治训练班之后，他就动了心思。
黄文欢和十多个越南青年，在他的阿立老师帮助下，跋山涉水来到中国之后，就被胡志明派人接到了广州。
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以广州既有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讲习所，又有国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
当然，胡志明开办的越南政治训练营也在这里活动。
所以黄文欢等人来到广州后，除了接受胡志明的领导，还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澎湃等中国革命者的熏陶，听他们讲课。
学习了无产阶级理论之后，黄文华在中国入了党，后来又带着任务，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做掩护和，返回越南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等他再次返回中国，已经是1935年了。
再次回到中国后，黄文欢在中国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后来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随着叶剑英参加中国抗日斗争。
后来为了发展越南国内的革命力量，胡志明和黄文欢等人，拿着李济深资助的800元路费，带着争取到的43名革命青年返回越南和胡志明一起开展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欢与胡志明来到中国，被党中央安排在中南海。
当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由刘少奇同志出面接待他们。
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
刘少奇和胡志明会面时，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承认胡志明创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同时，中国也建议前苏联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才能让这个越共建立的国家，有合法的国际地位。
一番话让胡志明非常感动，越南民主共和国自从1945年宣布成立之后，这还是第一个愿意承认它的国家。
之后，中国领导人建议，让胡志明亲自去一趟苏联，和在那里的毛主席一起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做工作。
胡志明接受了中国的建议，安排好之后立即动身去了苏联，黄文欢则被他留了下来。
新成立的国家不能没有外交机构，胡志明之所以留下黄文欢，就是为了让他在中国筹建越南驻华大使馆。
正好中国外交部为了培养外交干部，办了一个培训班，请示过周总理之后，黄文欢也被安排到这个班里。
当时除了外交部的李克农，没有一个人知道黄文欢的真实身份。
黄文欢在李克农的帮助下，选定了北京史家胡同一处地方，作为越南驻中国大使馆的馆址。
1951年越南向中国递交了国书之后，黄文欢这位中国人的老朋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
为脱困求助中国领事馆
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越两国的关系，也因为两国领导人的革命友谊分外亲密。
然而胡志明去世之后，越南军政大权就落到了“黎笋集团”的手中，他们对外进攻别国，对内排除之前胡志明亲近的人，黄文欢就在黎笋“排除”的范围内。
1976年，在越共四大上，黎笋用不正当手段，让黄文欢越共中央委员的身份落选，只给他保留了一个空头“国会副主席”的头衔。
这还不算，为了掌握他的行动，黎笋不仅派人跟踪黄文欢，还在他身边安装了很多窃听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一些诸如群众大会这样的公开场合，主席台上往往没有黄文欢的位置，而在拍照的时候，黎笋也会指使记者，不让黄文欢进入镜头。
1979年，黎笋又迫使越共通过了“反华”决议，一家独大的现状，让黄文华越发觉得，自己在越南不但发挥不了作用，反而会被黎笋进一步迫害，于是萌生了去中国的想法。
但如何去中国呢？黄文欢很快就找到了理由。
同年夏天，黄文欢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他因为频繁高烧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去医院检查之后，越南河内108军医院的医生会诊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疑似肺结核。
于是黄文欢提出，自己要去医疗条件较好的东德治疗。
这个要求，黎笋于情于理都不能拒绝，他答应了黄文欢的要求，并派出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随行，这两人，自然也担负着监视黄文欢的工作。
他们的飞机没有直接飞往东德，而是中途停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稍作休息。
下了飞机之后，黎笋早就安排了一位越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秘书，等在那里。
午餐之后，黄文欢借口自己身体支撑不住，想在卡拉奇休息几天，同时，他将黎笋派到他身边的秘书，还有越南使馆派来的秘书，支到了德国替他打前站。
这样一来，黄文欢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医生。
飞机落地的当天，晚饭之后，黄文欢按照惯例，让医生给他打了针就回房间休息了。
等到确认医生也回房休息了之后，黄文欢悄悄从自己房间出来，走出住宿的宾馆之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朝着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去了。
黄文欢不懂英语，路上连说带比划，费了半天劲，才让司机把车开到了目的地。
那会儿领事馆已经休息了，黄文欢下了车就使劲敲门，终于惊动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一个年轻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开门之后，疑惑地询问黄文欢有什么事情。
黄文欢虽然不会英语，但是中文造诣很深，他告诉面前的年轻人自己的姓名，年轻人却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黄文欢是悄悄出来的，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搁，见眼前的年轻人不认识自己，就干脆在纸上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字，让他进去交给总领事。
年轻人进去没有多久，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就急忙从里面出来，打开大门把黄文欢迎了进去。
进去之后，黄文欢才说出来了自己来中国领事馆的原因：他想请中国领事馆帮忙，把他送到北京去。
总领事与黄文欢商定，第二天派车去旅馆接他，送走黄文欢之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北京。
魂落中华
中方领导人听到黄文欢面临的困境之后，立即做出指示：不计代价，把黄文欢接回中国，接着又派出中联部一位副部长，让他亲自去卡拉奇迎接黄文欢。
从中国领事馆回到旅馆的黄文欢，第二天像没事人一样，按照之前的起居规律作息，丝毫没有因为即将脱困露出破绽。
晚饭过后，黄文欢还像以往一样，打针、休息，然后等医生休息之后，他就悄悄走出旅馆。
中国总领馆的车已经等在旅馆外面，就这样，在中国总领馆的护送下，黄文欢顺利地来到了中国。
发现黄文欢失踪之后，黎笋十分愤怒。
他先是迁怒于随黄文欢一起出国的秘书和医生，把他们投入监狱，接着又在越南声讨黄文欢，说他“叛国投敌”。
黄文欢此时也在中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海内外记者面前发表了《告越南全国同胞书》，揭露黎笋的真面目。
消息传回越南之后，黎笋气得破口大骂，接着他就开除了黄文欢的党籍，并在黄文欢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判处黄文欢死刑。
黎笋的这些做派，黄文欢早就不屑一顾了，他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会和黎笋一直斗争下去。
鉴于黄文欢的身体状况，中方把他接到北京之后，立即将黄文欢送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301医院救治。
经过医生的诊断，黄文欢患上的，果然像他自己怀疑的那样，是肺癌。
确诊之后，中国医生的建议是进行保守治疗。
在中药配合治疗之下，黄文欢的肿瘤也缩小了不少，但是他还是希望用手术手段，彻底根治肺癌，中方自然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安排。
谨慎起见，中共中央特地请来了日本肿瘤医院的院长，还调来了一位著名的肺癌专家共同会诊，一起研究出了稳妥的治疗方案。
1979年9月5日，301医院院长亲自主刀，4个小时的手术之后，黄文欢的肿瘤被彻底摘除。
养好伤口之后再次复查，黄文欢的癌症已经彻底痊愈，高兴之余，他提笔写了一首诗，纪念他在“神州”遇到“华佗”，彻底痊愈的喜事。
1979年10月，痊愈后的黄文欢，同时被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四位领导人共同会见，由此可见中央领导，对于这位“老朋友”的重视。
1983年，邓小平再次接见黄文欢，两人不仅聊了政治问题，还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样，聊了许多私人话题。
黄文欢为了恢复和发展中越关系，也做了很多工作。
他81岁高龄的时候，亲自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沧海一粟》，接着又将来华的汉语著作编成《黄文欢文选》一书。
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黎笋的死去，中越关系也慢慢解冻，黄文华的妻儿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宽慰一下老人孤寂的心。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黄文欢的老战友、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作为特邀贵宾，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来北京，也让武元甲有机会在私下见了黄文欢一面。
一见面，这两位都为越南共和国的成立做出过贡献的革命战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第二年5月18日，这位被在外界褒贬不一的越南革命家，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他去世之后的长眠之地，就是安葬了众多对中国革命有过突出贡献的革命家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墓碑上的那一行大字，既是对他的肯定，也是中国人民对他的认可。
结语
黄文欢虽然是越南人，但是他的足迹，却踏遍了中国的山河大地，老先生一生都在为越南独立、为中越友谊而奔波，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