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纸初入欧洲
中国纸在传入西方后，起初被视为一种优缺点都非常明显的书写材料。
阿拉伯从中国战俘学去的是唐朝之前早期造纸工艺，制造出来的纸张质量很差，唐代的中国纸张已有施胶处理，但或许是因为这种技术尚未普及，传入阿拉伯的造纸工艺不包含施胶（或仅用淀粉施胶）。
对于欧洲人使用的羽毛笔而言，未施胶的中国纸面过于柔软脆弱，因此欧洲人抱怨这种新型纸的质量太差，直到13世纪意大利的造纸厂商开发出明胶处理的硬面纸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欧洲人似乎一直偏爱自己生产的羊皮纸等硬面纸，17世纪的一位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员在信中抱怨本地的（欧洲）纸张短缺，自己被迫使用中国纸，恳求伦敦的上级加紧供应纸墨等物。
实际上当时的欧洲人甚至不知道纸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发明，此外中国纸对欧洲人使用的酸性墨水更敏感，耶稣会士留下的中国纸文件展现了更严重的纸面腐蚀。除了昂贵的艺术壁纸，在华的洋商很少向欧洲运送纸张。
欧洲人对印度和日本纸也不太感兴趣，直到18世纪末，一位长居印度的英国绅士才开始提议尝试印度人的造纸原料（因为破布头已经不太够用了）。
对中国纸效用的怀疑也导致造纸术在西方的普及较为缓慢，拜占庭对中国纸的抵触心理长达两个世纪，而直到15世纪末英格兰才开设了第一家造纸厂。造纸术在欧洲的普及甚至部分受益于黑死病，欧洲造纸非常依赖破布头一类的材料，瘟疫产生的一大堆没人要的旧衣服为造纸提供了一大批原料。
事实上在即使在中国，新发明的纸也没有立即取代竹简等传统书写材料。
2、莎草纸和纸
莎草纸的制作工艺在10世纪以后逐渐失传（彻底失传要到12世纪晚期），此后有多次复原莎草纸制作工艺的尝试，但效果都不理想。
到20世纪中期有两位人物对莎草纸工艺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位是刘易斯，另一位是拉加布。前者跟中国没啥关系，后者曾任埃及驻中国大使，在中国期间他参观了中国传统造纸的工艺流程，这激起了他复原古代莎草纸的热情。
卸任大使后拉加布从苏丹引进了在埃及灭绝已久的纸莎草，并参考普林尼、斯特拉波、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记载，经过长达4年的反复实验才制作出第一张莎草纸。普林尼留下了有关古代莎草纸制作的唯一相对详细的记录，现代所有尝试复原莎草纸工艺的人都无法绕开他。
凭借莎草纸工艺复原方面的成就，拉加布于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的主题就是古埃及的莎草纸，该论文于1980年印刷出版，名为Le Papyrus。拉加布甚至还有一个竞争对手——西西里的巴西莱，两家都宣称复原了古代的莎草纸工艺，虽然前者制作的莎草纸外观更接近古代文物，但两者复原的莎草纸与古代文物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也就是说古代的莎草纸并没有完全“复活”。
此外，亨得里斯克通过对普林尼记载的研究还提出了所谓莎草纸制作的“剥皮法”。所以，拉加布不是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方法，莎草纸与中国纸在工艺上的差异很大。拉加布的方法只是现代几种莎草纸复原工艺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而已，因为现在埃及生产的莎草纸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条形法制作的莎草纸
剥皮法制作的莎草纸
准确地说莎草纸不是很耐折，但并非不可折叠，实际上在古代莎草纸经常被折叠起来保存。从实际的文物来看古人似乎也不怎么在意莎草纸耐不耐折，毕竟莎草纸是一种实用物品，而不是需要精心保养的奢侈品。例如厄勒藩汀出土的阿契美尼德时期莎草纸就被多次压扁和折叠，不过2000多年过去，展开后大部分仍然完好，所以莎草纸的耐折程度不能一概而论。
3、莎草纸为什么被淘汰？
中国造纸术是革命性的进步，中国纸自然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除了不怎么适应欧洲人的书写习惯以外，相比莎草纸没有什么显著缺点，还具有原料广泛这一莎草纸不能企及的巨大优势。
阿拉伯地区比欧洲更早接纳了中国纸，纸莎草的价值大为下降，埃及的农民开始怀疑保留沼泽地的意义。再加上当时埃及的气候变化导致纸莎草沼泽急剧萎缩，以及地主们为抬高莎草纸价格而限制纸莎草生长，更使得纸莎草的生存雪上加霜，埃及的纸莎草沼泽最终让位于农田的垦殖。而且纸莎草一旦清除就再难挽回，它的生长环境取决于土壤泥炭基质的微妙平衡，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
至于皮纸，刘易斯总结了皮纸取代莎草纸的原因
古代作坊生产的莎草纸具有以下品质，这些品质可以持续许多年：白色（或略呈浅色），柔软坚韧，表面光滑且有光泽。莎草纸的地位被皮纸所取代并不是因为它缺乏这些品质，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材质可以更好地满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条件下书写的需要，并最终迎合了印刷文字的需求。
——Lewis
最后补充一点，与流行观点不同，严格来说古代莎草纸的制作工艺至今也没有完全破解。不论是拉加布还是巴西莱的制作方法都无法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得到与古代莎草纸完全一致的成品，普林尼所描述的如同亚麻布般光滑柔软的纸张品质以及厄勒藩汀纸草那样惊人的耐折性能仍然让现代的复原品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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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不是给伪史论者看的，伪史论小鬼请绕道或直接看下面的部分
还有某些质疑莎草纸保存时间的人，没听说过中国出土的“西汉纸”吗？如果把这些保存了几千年的中国纸拿给还在吐槽中国纸易遭虫害不耐用的17世纪欧洲人看，人家会不会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恳求各位大人记住我们非常需要（欧洲的）账簿、纸张和墨水，那些蟑螂在啃食中国纸！
——Adam Denton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还有更多，西方人对中国纸有一种不耐用的刻板印象。此之蜜糖，彼之砒霜。
放马滩纸地图
胡夫莎草纸出土时的状态
G1坑的地层状况
鉴于某些人只认硬科学证据，一些古埃及莎草纸的碳十四测年如下
古埃及亡灵书的碳十四测年
www.archeolog-home.com/pages/content/radiocarbon-carbon-14-dating-of-book-of-the-dead-of-sobekmose.html
杰德卡拉莎草纸的碳十四测年结果
再次贴一下这段文字，省得有人搞不清楚中埃年代学的关系，别一不小心回旋镖打到自己头上
埃及学研究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对于中国学界有重要借鉴意义。金寿福认为，在研究埃及学的过程中，西方学者不仅创立了许多理论，而且引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众多理论，但在学科创建和成长历程中还受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冷战”等思潮影响。
追溯埃及学的发展过程并理清在不同阶段起到主导作用的西方意识形态，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术传统，而且对中国学术界有参考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晓东说，“研究埃及学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简单地说就两个字：借鉴。埃及学研究已进入多学科综合运用阶段，而我们对此只有零星尝试。借鉴还只是个开始。”
“夏商周断代工程”邀请了我国埃及学研究者参加，意在借鉴成熟的古埃及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如陶器类型学的相对年代学手段、年轮断代、碳十四断代、天文记载断代等，都借鉴了埃及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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