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年来一边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一边加快自身军力建设,并不断拓宽自卫队活动范围,其谋求军事“完全松绑”的野心昭然若揭。如今,和平宪法的效力、可信度早已大打折扣,在军事上频频冒进。对于日本右翼政客为军国主义“还魂”的险恶用心,国际社会与广大热爱和平人士必须高度警惕。
2022年伊始,日本在就军事上动作频频,延续此前的冒进势头。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直言将探讨强化包括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现实防卫力”。而防相岸信夫更是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小组会上表示,“不排除”自卫队飞机进入对方领空并轰炸军事据点的选项。
实际上,岸信夫的这一表态早有预兆。此前,他主持召开了第3次“军事力量加速强化会议”,研究部署军力加快发展的新举措。据悉,日本政府今年将启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相当于日本外交和防卫领域的基本方针,届时将研究是否写明日本要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新五年期防卫费预算计划首超30万亿日元,较前五年期防卫费开支增加近3万亿日元。今年还计划采购若干12式鱼雷、18式鱼雷,新购P-1反潜巡逻机3架、C-2运输机1架、UH-2多用途军用直升机13架、舰载垂直发射系统2套,修缮升级冲绳地区军事基地等。
日本不遗余力加快军力建设,谋求军事“完全松绑”的做法愈发露骨,和平宪法的效力、可信度早已大打折扣,军国主义的妄念甚嚣尘上,其野心昭然若揭。
聚焦“对敌基地攻击力”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在防务领域的重要目标,其实质是在遭到他国导弹等攻击之前,对对方国家领土内的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源头打击的能力。为此,日本已明确将发展中远程攻击能力作为自卫队能力建设的重点之一。
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此前日本政府坚持的路线是,根据《宪法》可以拥有,但基于日美的角色分工,并不拥有实际能力。如果岸田政府决定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成为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转折点。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上个月,日本政府就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举行了首场研讨会,前防卫大臣森本敏、两任前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和北村滋参会。当天的研讨会上最大的论点是遏制力的方式。
《朝日新闻》称,修改上述3份文件的焦点,除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还有如何定位中国。在现行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是“致力于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冷静且坚定地处理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但随着中国军事力量增强,日本政府内部有观点认为,应将中国定位为“潜在威胁”。
发展多种导弹,战机升级换代
采购先进军事装备是日本加速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据报道,日本“军事力量加速强化经费”将重点投向日本军工企业建设、新式军事装备采购以及军事装备、基地维护升级等。经过长年累月的资源投入与暗中经营,日本构建了基于雷达、卫星、飞机以及舰艇等平台的陆海空天多维反导防空预警系统,并将保有与强化联合反导防空能力视作军力建设的优先方向。
根据日本2022年度的防卫预算显示,用于“提高12式岸舰导弹能力”的研发费用达到379亿日元。有分析认为,经过改进的12式岸舰导弹,最大射程将达到900公里左右,而且还将具备对陆地目标打击能力。日本《读卖新闻》之前报道称,日本正考虑研发可供潜艇搭载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而这种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很可能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
在发展先进导弹的同时,日本也在大幅提高其航空自卫队的进攻作战能力。此前,航空自卫队的对地打击能力相对较差。其引进的F-15J战斗机基本上用于空战。自行研制的F-2战斗机,虽然可用于对地对海攻击,不过缺乏远程的防区外对地打击能力。
也正是认识到这些问题,近年来,日本大力提升空中打击能力。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波音公司获得一份价值4.71亿美元的合同,拟对日本F-15“鹰”战斗机编队进行现代化升级。有分析认为,改进后的新型F-15JSI“超级拦截机”,可支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该导弹射程远、突防能力强、威力大,使该战斗机在对付高价值、地下掩体目标时性能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
未来日本还将拥有147架F-35战机,仅次于美国。除决定采购具备隐形突防能力、由F-35内置携带的“联合打击导弹”外,日本防卫省还把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和美军正在研发的“远程反舰导弹”纳入采购讨论范围。F-35本身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即便投放卫星制导炸弹,也能对别国地面目标构成一定威胁,如果能内置携带隐形的防区外发射导弹,那么其进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军事专家表示,如果上述计划完成,日本以各种导弹实施先头打击,再配合空中力量的持续攻击,将对周边国家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拉帮结派,找盟友“站台”
二战结束后,日本长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谋求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在不断发展进攻型、外向型军力以增强“自主安全”能力。为实现上述两类手段的“无缝衔接”乃至“叠加运用”,日本需要在持续强化“自主安全能力”、渐进减轻对美安全依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一直在借机增强自身军事能力。
近年来,日本以应对所谓“周边国家威胁”、紧跟“新兴领域”、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为借口,连续多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推进防务政策调整。一来是为提高“自主安全能力”制造借口,诱导国内舆论,为强化攻势军力提供预算等支持;二来是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拉住美国,确保日本在实现“自主安全”之前继续得到“可靠”保护。
在疫情因素限制之下,2021年日美公开联演联训仍高达118场,涉及联合作战、联合反潜、联合网络作战、联合机降协同等诸多类型。这些联合演训实战化程度高,演训目标指向也愈发具体。
另一方面,日本还以“确保自身安全”及“履行同盟义务”为由,加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防务合作,推动日本军事力量的外向型转变及运用。以帮助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国家“建设海上执法机构”为名,同其开展多方面军事合作,将触角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上述地区。这些举动充分表明,日本急于在国际安全领域显示存在,并希望借此突破自卫队只能进行本土防御的限制。
此外,日本还同越南等11个国家签订了《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与德国等9个国家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印度等国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建立了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
事实上,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实现政治和军事层面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军力的限制,获取政治、军事大国地位。长期在日本政坛一党独大的自民党,在制定或修改《立党宣言及纲领》时,均明确将“修宪”或“制定新宪法”作为基本政策。
尤其是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内阁连续加速推进“制定新宪法”,接力进行法制及舆论准备。日本妄图以军事上的冒进实质性架空和平宪法的规制,渐进提高国内外舆论对日本“强兵”及“攻势强兵”“外向型用兵”的支持度、容忍度,倒逼日本选民接受乃至支持“制定新宪法”。
在此基础上,日本频繁与相关国家开展军事演习,不断加强海上自卫队远海作战能力,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伙伴关系,给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