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荣
端午节，在林林总总的节俗、节景和象征物背后，屹立着两个不屈的英灵——伍子胥和屈原，且都是字比名更广为人知：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屈原，名平，字原，真可谓“喧宾夺主”了。
冥冥之中，老天对他们的人生作了这样的安排：同为荆楚之人，同以忠谏著称，同为衔冤屈死，同为没于水中。祭祀伍子胥、屈原等历史人物无疑大大地丰富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在千年传承的传说和活动当中，人民切身地体会和领悟先贤的精神，并将之代代传承。
古代的一些政论家、辞赋家大都把屈原作为伍子胥的续行者看待，“伍屈”或者“胥原”往往相提并论。东汉班固《汉书·王莽传上》有云：“公被胥原之诉，远去就国。”唐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唐李白《行路难》诗曰：“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把伍子胥和屈原这两位“贤达人”并列。
屈原晚伍子胥200多年出生，对老乡伍子胥的忠贤也十分推崇感佩：“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在国是日非、楚王信谗而排斥忠良的困境下，屈原表示要以伍子胥为榜样，不惜以身殉国，追随他而去：“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清胡文英注：“子胥之潮神在浙江，故须由江淮入海，由海入浙，而后能从子胥以自安也。”
而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因为端午节姓“伍”姓“屈”之争又无意中加快了端午节申遗的步伐。2009年9月，三省四地以“中国端午节”联合“打包”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而在这其中，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南汨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纪念的是屈原，而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纪念的是伍子胥。
对比端午起源的纪念伍子胥说与纪念屈原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与水神祭祀有关。
伍子胥的人生轨迹，在水中结束；而另一个神话，却又随之浮出水面。东汉袁康《越绝书·德序外传记》记伍子胥死后，“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这里第一次把伍子胥从普通的英雄人物上升到“神”的位置，实为“潮神”之滥觞。伍子胥羽化成“水仙”，表现了其正气激荡天地永存人间，也表现了吴地之人对他的爱戴和纪念。民间盛传“子胥死，水仙生”，而“祭伍子，迎水仙”就成了吴地端午节的重要内容。
伍子胥“自颈死”后206年，屈原抱恨自投汨罗江，屈原的被神化也晚于伍子胥。东晋王嘉《拾遗记·洞庭山》云：“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曰：“屈原午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伍子胥和屈原两个楚人，皆以忧国忧民，遭人谗害，葬身于江，先后成仙。虽然小老乡屈原对伍子胥倾慕已久，但终因朝代相隔，无缘谋面，但善良的人们还是想方设法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据《台湾县志》载：“水仙庙……在西定坊港口，祀大禹王，配以伍员、屈平、王勃、李白。”伍子胥与屈原和其他“水仙尊王”一起并肩战斗，“安澜护国，福被群黎”。
大约伍子胥与屈原同样“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以致殒命，两位难兄难弟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到了晚清胡盍朋的传奇《汨罗沙》中，吴江水仙伍子胥与湘江水仙屈原在端午之日把臂同游，联袂“巡江”：“何须感伤？你行吟楚泽声短长，我吹箫吴市声激昂。到头来剑儿上颈血凉，门儿上眼睛光，水儿上精灵旺。”并于龙舟竞渡之热烈气氛中落幕。其幻化之作虽与历史不吻，但寄予了作者对忠臣的同情，对现实的绝望，借人寓意，从而达到寓言剧之目标，兴许这愈加合乎人类和平之愿望。人间天国虽然很难看到，但寄予理想是无可厚非的。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有个伍相庙社区，在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搬迁时，伍相庙也随着主人一起“移民”到了这个新集镇。十分巧合的是，宜昌市秭归县的屈原祠也迁到了对江的凤凰山上。同在三峡大坝上游，同在观看大坝的佳处，当这两位同归于异乡水中的老乡同看龙舟竞渡时，不知心里是何感受？另据唐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居处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秭归县有屈原宅、伍胥庙”。而今他们又隔江相望，不知“屈原”对一直想追随他而去的这位“老兄”作何感想？
对这两位楚国老乡，著名楚文化研究专家、长江大学教授魏昌曾如此评说：“以屈原为代表的古朴的爱国主义和以伍子胥、李斯为代表的新型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这是荆楚精神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表现，是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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