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乌蒙山，蕴藏着铜商文化的荣耀丨张建刚

来源：曲靖日报-掌上曲靖

开篇语：

时光如白驹过隙，十年前因工作需要有幸参与《文化曲靖》丛书的编撰，认真梳理了曲靖历史文化中的亮点。今受宣传文化旅游部门之邀，参与“一部手机游云南’＂组稿工作，系统介绍曲靖的历史文化成就，让广大游客深入了解曲靖。

从高空俯视云贵高原，滇东大地，群峰耸立，峡谷深陷。乌蒙山脉和梁王山系纵向分布，占据显要位置。最显眼的还有撒在山系间的一个个盆地平坝。坝子里绿意盎然，殷实富足，而茫茫苍苍的山野上除了山林，多半是黛青色的石崖在云雾中或隐或现。还能看到那些因地赋形的大小湖泊散落其间，玉带一样的河道在山川间蜿蜒伸展。

就自然地缘特征来说，“滇东”曲靖，这个云南东部美丽的区域，给予了我们太多的心灵启迪和想象灵韵：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发源于沾益马雄山下；罗平美丽的地貌之中，万顷花海流光溢彩；全省最大的陆良坝子，堪称鱼米之乡；逶迤盘亘的乌蒙山脉，考验着一代又一代山民们的耐性；林木郁郁、山势俊秀的翠山，静卧于曲靖城西，曾使徐霞客驻足流连。与珠江下游的繁华和富庶相比，雄踞在珠江源头的曲靖堪称一方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曲靖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2000米。滇东第一高峰在会泽县境内的乌蒙山牯牛寨，海拔4017米，约有一半时日冰封雪飘。这在曲靖境内，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山了。雪峰下的十万余亩大海草山，云遮雾罩，神秘莫测，山腰绿草如茵，牛羊被野，是天然的牧场。这里空气洁净，空阔辽远，让人仿佛置身迪庆高原“香格里拉”圣地。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两度过曲靖，吓得老蒋（蒋介石）“弃甲丢烟枪”，连忙调兵保昆明，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千古绝唱。

而乌蒙山脚的小江河谷，迅即陷坠到仅有海拔695米。从峰巅到谷底，落差竟达3000多米，故而更显其峻拔。牯牛寨还是皑皑白雪，河谷中却温热如夏，一派赤日炎炎、物产丰饶的亚热带风光，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体分布特点。

乌蒙山区，山高谷深，落差巨大，大有上天入地之感。会泽雨碌大地缝，如鬼斧神工，劈向地球的深部，窄处仅能容一人通过，深达数十米，入口处天然形成的 “生命之门”勾起人们无尽的想象。洞前的“大思想者”，仰天而卧的“睡美人”，耐人寻味。在会泽红土腹地大桥乡，栖居中来自西伯利亚的神鸟黑颈鹤。长海子水库边，身高腿长、颈扎黑羽、头顶红冠的黑颈鹤轻盈飘逸地在这里觅食。

生活在巍巍乌蒙山中的山民们，长年累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炼就了大山一样坚毅的品格。在他们脚下，一座座山梁蕴藏着丰富的宝藏。铜矿、铅锌矿和大量的煤炭资源给山民们带来了无穷的财富也引来无尽的征战杀伐。

历史上的乌蒙山原名堂狼山，山下的牛栏江古称堂狼江。喝着堂狼江水，在堂狼山上狩猎、耕作、矿冶的土著居民们“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很早就在莽莽大山中创造着自己的文明。

时间得从六七千年前说起，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迁移。当古羌人迁移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百濮、百越两大古老族群。古羌人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融合，形成了彝族等多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史也由此书写。

彝族在历史上曾经历了洪水泛滥的时代。树大要分叉，人多要分家。战胜洪水之后，由始祖阿卜笃慕主持，将其子民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支，每两支为一个联盟，向一个方向迁徙。老大、老二率领的武、乍两个部落往云南西部、南部迁徙；老三、老四率领的糯、恒两个部落往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四川凉山一带迁徙；老五、老六率领的布、默两个部落一部分留在原地，一部分往贵州毕节、赫章、威宁和广西隆林方向迁徙。他们开疆拓土，与其他部族、部落在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今天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后世的彝族把这一重大的历史活动称为“六祖分支”。

“乌蒙”表面上有“雾蒙蒙、莽苍苍”的意思，好像在形容山的高峻和山体成色，实际上它是由彝族人名“阿猛”（“阿蒙”）嬗变为部落号、地名，而后又用作山名的。也有学者说“乌蒙”是“布”“默”两个彝族部落的合音。在彝族《指路经》中记述乌蒙山区的夜郎古国管辖范围大体包括今天巧家、会泽、东川地域。而六祖分支的地点在“洛尼白”（今会泽乐业镇）。

滞留在滇东北崇山峻岭间的布默彝族部落早在夏商之际，就开采、冶炼以堂狼山铜矿为主的银、铅、铜，留下了成百上千的采炼遗址，使堂狼山古遗址成为全国规模罕见的古代有色金属采炼遗址。这个部落创造的“堂狼文化”闪耀着青铜耀眼的光芒，是中国青铜史的重要源头之一。据同位素科学测定，3200年前殷墟妇好墓中的青铜器和四川三星堆商代青铜器，其铜矿原料就来源于此地！

铜，在远古时代，是一种珍贵的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拥有铜镜、铜釜、铜簪等生活用品，能用铜磬、编钟演奏音乐的也是那些帝王将相，另外一个重要用途是制造征战兵器戈矛箭铖和祭祀用品鼎爵樽等器皿。

自然，能出产铜的地方，往往被视为首富之地。难怪夜郎自大，富比大汉，底气十足。自古以来，乌蒙山区的会泽以产铜而名声大震，也是因为铜而书写了自己辉煌而悲壮的滇铜京运史。

史料记载，会泽铜矿的开采、冶炼，以及铸造铜币的历史至今已有3200多年。可以说会泽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贯穿铜商文化的发展史。乌蒙山区的铜冶业继商代之后，于汉武帝时期再创辉煌，从传世及在会泽出土的数十件“堂狼铜洗”来看，其铸造和锻打工艺均处于汉代领先水平。

会泽在明朝进入规模化铸币时期，产铜量占全国大半。现存于会泽江西会馆中的“嘉靖通宝”大铜钱就是例证。《云南行政纪实》记载：“嘉靖通宝”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云南东川府开始铸钱时的开炉纪念币，该钱币直径57.8厘米，厚3.8厘米，重41.5公斤，堪称“钱王”。因此会泽又被冠以“钱王之乡”的美誉。会泽县城中心广场上直径达几十米的巨型铜币雕塑就是以这枚铜钱为原型建造的。这么大的铜钱看着让人惊喜，但千万别掉进钱眼里钻不出来。

到了清代，会泽铜业创造了第三次鼎盛，省外大批客商和淘金者蜂拥而至。

在会泽，随处可见的会馆就是那些外乡人在此驻足采办铜矿的落脚点，同时也把内地深厚儒学和中原文化带进了这个偏僻的小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一时间，会泽县城富商纷至沓来，矿工云集于此，人声沸腾，热闹异常。有的会馆干脆搭起戏台，经常有戏班子锣鼓喧天、字正腔圆地演出，戏班子来自全国各地，演出的剧种五花八门，京剧、河南梆子、湖南花鼓戏、云南滇戏等，南腔北调，不一而足。涌入会泽城的十多万外省人，大部分是矿主、铜商和矿工。以八大会馆为代表的会泽会馆是各省在清代各个时期到会泽采办铜矿的办事处，又是同乡聚会的重要场所，也是各省商会的组织机构。外籍客民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纷纷以同乡结党兴办同乡会馆，以同业协会举办同业庙会，以宗教同宗建立各类寺庙，形成了会泽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雕梁画栋，层层叠叠的会馆使会泽县城成为中国建筑艺术的集中展示区。其建筑群体联袂成片，精品荟萃，既遥相呼应，又各具特色，构成一个规模宏伟的古建筑群。2006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到干、嘉时期，会泽年最高产铜量达 1600 万斤以上。每年清政府额定运往京城 600多万斤，占全国铜总需求量的80%以上，形成滇铜万里京运的壮观景象。南铜北运的线路以会泽和东川矿区为起点，沿途需经过八省抵京。而运输的工具就是一队队马帮驮着垛子，从深山箐壑中走出，一个来回最快需要19个月，办结所有手续要两年以上。为缩短运铜时间，清乾隆年间，朝廷耗资10万两银子，历时6年，打通了金沙江自东川小江口至四川叙州一段运铜水道，使“铜路”从豆沙关、盐井渡，至安边蛮津渡，再沿金沙江到叙州府铜关码头，一直接通京都。从而，使沿途河道有所改善，但滇东北境内的山间小道仍然艰险难行。

会泽境内的以礼河，从待补发源，流经娜姑，穿越昭通市的巧家县，汇入金沙江，再入长江，千曲百回，一路东去，横穿中国大地后，流进大海。江边的娜姑镇白雾村，成了南铜北运的第一站。

如今，文化积淀深厚的会泽，古风犹在，会馆众多，漫漫铜运古道堪与丽江的茶马古道并肩，有学者称“东有丽江，西有会泽”，名副其实。会泽古城里，手艺高超的铜匠还传承着古老的斑铜工艺技术，已足够令世人震惊和感慨。而矿山上不慎滚落到江中的石块，被水冲刷打磨，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铁胆石、石英石。如今在牛栏江边随时都能捡拾到奇石，引来无数玩石者鉴赏把玩。那些泛着银光，形体饱满的铁胆石深受玩家的追捧，赢来无尽的啧啧赞叹。有的像宇宙星体，有的像天外飞碟，有的像足球，有的像缸坛，奇形怪状，引人遐思。

曲靖在历史上有 “入滇锁钥”和“咽喉要道”之称，其境内存留着的古道，由于修筑的时代和用途不同，大体分为“五尺道”“古驿道”和“古通道”三类。“五尺道”是内地通往云南的第一条古道。这条交通“脐带”，使秦王朝中央政权的统治势力抵达云南东部地区。

战国末期，秦灭巴蜀，建立蜀郡。以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就在今川、滇交界的宜宾地区，采用火烧浇水的方法，使岩石暴裂疏松，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但没有修到云南就停工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臣常頞继续修筑这条通滇道路，一直修到今天的曲靖附近。这条通滇道路，其路面的宽度为秦时的五尺（大约为今天的1.155米），所以史称“五尺道”。秦修“五尺道”，使曲靖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成为沟通亚欧大陆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枢纽。五尺古道，蜿蜒穿行于崇山峻岭间，运货的马队走过，留下一串串丁丁当当的马铃声和深深的马踢印。据说秦汉时期僰人聚居在僰道旁，这条僰道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僰道，也是民族融合的通道，越人由此穿行而来融入蛮部。僰道依岷江、越金沙、翻越乌蒙大山，伸向缅印。五尺道纵贯滇黔，驮载历史，传递文明，传播信息，牵动着乌蒙山的每一条脉络，每一根神经。

古代还有一种是由当时政府主持修筑并建有驿馆、驿站和烽火台等设施的古“驿道”或“官道”。 在古驿道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供当时政府官员路过时休息的驿馆和传递书信的信使换乘马匹的驿站，以及报警用的烽燧等等。曲靖境内有两条古驿道，一是富源县胜境关处保存有元代时修筑的“古驿道”；二是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处保留有明代时修筑的“古驿道”，开于秦汉，明洪武十五年重修。

在官修驿道出现之前，云南就有由民间自发修筑，用以通商往来的道路，一般称之为“古道”和“民间古通道”。民间古通道通常以起点和终点来命名。如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通往古印度的古代道路被称为“蜀身毒（今印度）道” 又叫“南方丝绸之路”；从云南通往古缅甸的古代道路被称之为“骠国（今缅甸）道”，从云南通往越南的古代道路被称为“滇越道”，从云南盛产茶叶的普洱出发穿越西双版纳，入大理、经丽江、过中甸，驮运茶叶到西藏的古代道路被称之为“滇藏道”又叫“茶马古道”。而从会泽娜姑西边山中用于运输铜产品的古道路，自然可称之为“铜运古道”。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一些重要的“民间古通道”被纳入官方的管理范围，并建有驿馆、驿站和烽火台等设施而成为“官道”。如“五尺道”后来成为汉代通南夷道和唐代通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石门关道，部分“茶马古道”成为官方入藏驿道或进京的贡道等。

古道蜿蜒，跌宕着岁月的沧桑。那古道上马帮的声声驮铃虽已远逝，但先民们的脚印却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间。

在一条条古道的出口处，常常设有关隘。据险而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形成独特的“关隘文化”。

古道沿途的一个个关隘是时代的晴雨表。和平安宁时，商队络绎不绝，成为通江达海的经济命脉。一旦战火燃起，各关隘成了驻军屯兵的处所。关隘，更是行政区划的地理标志。一个个关隘节点借助于莽莽乌蒙作天然屏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曲靖地域，秦汉以降，这里曾经历了多次征战易守，甚至发生过屠城的血雨腥风，而“根据地”始终留存下来。

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要征服云南，打入曲靖，必须抢占关隘。

可渡是入滇的南大门，历史上除了忽必烈是走从滇西进来外，蜀汉诸葛亮、明代傅友德、清代鄂尔泰都是经可渡关入滇征战的。五尺道上的胜境关是从贵州入滇的必经之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更为奇特的是，牌坊立柱上存留着两地气候的鲜明印迹。石柱就像界碑，朝向富源的一面干燥枯黄，而朝向云南的一面长着青苔。湿润的气候使然。

历史上进入云南，在曲靖逗留过，并留下一段佳话的他乡人，真是五花八门：有谪贬的才子杨升庵，有干部交流下派来的廉吏孙士寅，也有自愿不远万里而来的探险家徐霞客，更有不计其数的充军犯人。如今在农村还经常能听到老人骂不俏子为“军犯”或“砍头的”。进到关内，仿佛进入了一个高原天堂。

明朝状元公杨升庵（名慎，字用修）因“议大礼”犯龙颜而发配边疆，他经过宣威可渡古驿道时，在崖壁上题刻了“高山流水，水流云在”的字迹，盛赞云南山水之奇。在曲靖期间，他常常借酒抒怀，写下不少诗章，记述曲靖的风土人情。

清康熙年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孙士寅，随身携带一把心爱的古琴出任云南省平彝县（今富源县）知县。他上任励精图治，宽厚仁爱，体衅民情，以俸济贫，卸任时囊空如洗，竟然没有返程回家的路费，百姓自发捐赠，他却分文不取，只好把心爱古琴变卖充作返乡路费。为褒其美德示以后任，民众捐银刊石制碑取名“遗爱碑”，竖立于胜境关驿道旁。后人被孙士寅为官清廉、民如子的事迹所感动，便又刊石竖碑，取名“鬻琴碑”。

往事越千年。从地理位置来说，曲靖东接黔桂，北届川蜀，西近昆明，南连文山、红河二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庄𫏋开滇“兵威克定，以其众王靡莫”后，诸葛亮“七擒孟获”于此；于陵承摧毁晋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傅友德率30万大军南征，进行统一国家的“白石江战役”等等，莫不在此。另外，公元9年以滇东僰人领袖若豆、孟迁领导的反莽起义，牵制了王莽的大批军事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绿林”“赤眉”等起义军，为最后消灭王莽政权，建立东汉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隋唐以后，彝族先民中出现了“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壮大。蛮部之间摩擦不断，不过，一旦有外敌入侵，又团结一致，共攘外患，但毕竟力量有限。

1253年，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路进攻云南，经由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各部奋起反蒙，在战争驱使下，彝族各部迅速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受森严的等级制所限，元朝把治下之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而屈服于铁蹄下的南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直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彝族地区迅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有意思的是，受大山的阻隔，曲靖境内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对外来“流官”极力排斥。朝廷多次下派官员，尚未就任而中途被暗杀，令官场闻风丧胆。

这种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状况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已有铁证。《爨宝子碑》碑末的东晋“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实在是一个笑话。因东晋“大亨”年号是桓玄篡晋时所用。“大亨”年号使用仅一年，次年桓玄失败即停止不用。安帝复用“元兴”的第三年又改元为“义熙”。中原改元而爨氏竟不知，此乃爨氏称霸南中，独踞一方，偏安南疆，闭关自守的结果和物证。所谓“大亨四年”，类推应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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