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外交部的霸气发言刷爆了所有的社交媒体,中国外交部面对美国的自信和底气让大家看了大呼过瘾。
其实我们中华家在外交政策上向来都是十分温和,甚至会被认为是“太软弱”,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在所有和底线相关的问题上,中国从来都是寸土不让的。
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会议上,乔冠华舌战群雄,让西方列强哑口无言,当宣布中国的合法席位成果被恢复后,乔冠华情不自禁地仰头大笑,留下了一张十分经典的照片。
这张照片至今还被留存在教科书上,纽约时报甚至称乔冠华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乔冠华的笑容不仅是因为为了中国以后能在国际上昂首挺胸而高兴,也是因为自己没有辜负伟人的期盼。
毕竟乔冠华一行人临行前毛主席曾经特别叮嘱过他,为他壮胆道:“不要怕说错”,而乔冠华不仅没有出错,还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外交任务!
学习天才的革命天分
1913年,乔冠华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士绅家庭呱呱落地,他天生聪颖,自小成绩优异,一路跳级,16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成为同届学生中的老幺。
这种学习经历,就算是放在现在也称得上一句天才,更别说是在当时那种教育资源很匮乏的条件下了。
1933年,乔冠华来到日本继续学习,却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不久后他又来到德国,在这里继续攻读哲学系,仅仅23岁就成为了一名学识渊博的博士。
于学习一道,乔冠华的经历十分顺风顺水,简直如同开了挂一般,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乔冠华认定个人的成就比不上祖国的独立富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乔冠华意识到纯理论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在德国学期期间,乔冠华就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天分,广泛地研究国际时政,和好友一起讨论战争史和军事地理,为之后写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针砭时事得赏识
回国之后,乔冠华的革命路走得并不是十分顺利。一开始,他先是在国民党任广州的参谋处上校参谋,主要工作是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国际时事,再经过编写发表在内部刊物上。
然而不到一年广州就沦陷了,乔冠华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创办了《时事晚报》并任总编辑,开始对外发表社论和政论。
一开始,大家对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报纸周刊并不在意,可是当他们认真地阅读了乔冠华的文字时,却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吸引了。
著名作家冯亦代曾经称赞道:“《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日。尤其是乔冠华的文章一登,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带来一阵清风,使人对阴谋的时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乔冠华针砭时事大获成功,由于本人的复杂学习背景——儿时在私塾读书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在外留学期间学习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和丰富的军政知识。
因此他的国际政论不仅语言优美,而且风格一针见血中不乏风趣幽默,让人读后拍手称快、印象深刻。
据说伟人也曾拜读过乔冠华的文字,并称赞他的文章“有分析,有气氛,文章又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
然而半年之后,因为经费问题,《时事晚报》不得不宣布停刊,乔冠华离开报社,住进了同学温康兰家。
革命立场的转变
在温家的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比如连贯和廖承志,他们常常在咖啡厅里举行沙龙,大聊特聊对于时事和政治的看法。
在接触的过程中,乔冠华的革命立场发生了转变,于是在1939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创办了“中国通讯社”并任社长,之后接连被任命为《华商报》和《大众生活》的编委。
当时抗战正在低谷期,有志青年空有抱负却不知道如何行动,是乔冠华凭借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声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为这些彷徨的年轻人点起了一盏明灯。
香港沦陷后,乔冠华辗转来到重庆,每周二《新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用自己的文字征服了山城,也认识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妻子龚澎,另一个是周总理。
周总理帮助乔冠华开启了外交生涯,而龚澎则给了乔冠华整个事业上的极大帮助,自此,乔冠华开始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见证了外交界的各种名场面。
新中国外交的见证者
1949年,乔冠华被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妻子龚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其实在这之前,乔冠华就见证了《双十协定》的诞生,在周总理的精心培养下,一批有留学背景、掌握多国语言、学识渊博的优秀人才成为最早期的外交官,乔冠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在外交部的地位仅次于周总理。
在他和其他同事的努力外交之下,英国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的独立地位;1951年,38岁的乔冠华被伟人亲点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桌上磨了两年,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
随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日默瓦会议,乔冠华担任了起草、修改、整理文件的重责,再次发挥了自己的文学实力。
由于之前的社论让伟人记忆深刻,乔冠华多次被伟人点名写稿子,不卑不亢的中美联合公报和反响热烈的“520”声明都是出自乔冠华的手笔。
在外交事业上,他鞠躬尽瘁,谈判时能舌灿莲花,写文章时挥洒自如,在外交活动中真正做到了有一分光,发一份热,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者。
危机还是转机?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到60年代的“两个拳头出击”到70年代三个世界的提出,中国的外交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基辛格访华、中日建交等行为让中国在国际上不再封闭,最终收到了联合国的函电,受邀参加联合国第二十六届会议。
收到函电的当天晚上,伟人就召开了内部会议,主题是要不要参加联大。当时中国的席位被国民党占据了几十年,突然之间因为23国法案的通过而黯然离场,给了共产党人机会。
然而这个机会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大家并不能做出判断,最后党组统一认为,中国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既然联合国已经通过决议了,那么中国没有必要去。
而为人却认为:“为什么不去?马上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过去讲过,不急于进联合国,那是老皇历喽,现在不算数了。”
并再一次亲点乔冠华作为代表团的团长,作为中国外交的一张王牌。
主席的鼓励
面对主席的任命,乔冠华除了开心之外,也有一丝顾虑,他怕自己的一时失言会招来祸端。
而主席的一席话犹如定海神针,神奇地安慰了乔冠华的顾虑。主席说:“要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
作为一个在那场特殊时期中吃尽苦头的人,乔冠华曾经因言获罪,难免对此心有余悸,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必须要撑得住场面,才能不辜负主席的信任和人民的目光。
有了主席的壮胆,乔冠华做回了从前那个乐观、幽默的自己,游刃有余地面对这种修罗场,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姿态,他的演说被称赞为“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
就这样,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的乔冠华自信地面对各国的代表,发表了自己起草、周总理精心修改过的演讲。
主席的鼓励是乔冠华放手去干的底气,主席给予乔冠华的权利和意见是乔冠华成功的保障。
而主席这么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他就有了整治不正之风的想法,并且不久之后就任命邓小平拨乱反正。
而且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回归联合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只要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言,中国就占据了胜利的高地。
此后直到1976年的历届联大都是由乔冠华带领的代表团出席的,直到乔冠华的身体再也负担不起才退位让贤,1983年,乔冠华因肺癌逝世,死后他的骨灰回到了故乡太湖。
因为一个笑容被历史铭记的乔冠华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呕心沥血,一生与之相伴相随,最终也会被人们记住!
文/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