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台山繁峙灵迹“二圣对谈造像”看魏晋北朝儒释道互动关系

2022年07月01日02:57:08 热门 1920

五台山西台顶二圣对谈石

文殊与维摩二圣对谈处位于五台山西台北侧3公里处，北距繁峙岩头乡禅堂村2公里，在林尽草茂的缓坡上，有两座石崖，底部相连，上分为二，南北长约40米，高约10米。古时石上建楼。

圆仁入唐所见的维摩诘与文殊对坐造像

日僧圆仁于唐开成五年（840）巡礼五台山，其《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载：“到西台……从台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与维摩对谈处。两个大岩相对高起，一南一北、高各三丈许。岩上皆平、皆有大石座。相传云：文殊师利菩萨共维摩相见对谈之处。其两座中间于下石上有狮子蹄迹，塌入石面深一寸许。岩前有六间楼，面向东造。南头置文殊像，骑双狮子。东头置维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顶发双结，肤色素白面向前覆，如戴莲荷。着黄丹衣及白裙，于衣上袭披皮裘，毛色斑驳而赤、白、黑。两手不入皮袖，右膝屈之著于座上，竖起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条几上，仰掌以伸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上，开口显齿，似语笑之相。人云：见化现时之样而造之矣。”

圆仁对维摩诘老人的相貌、坐姿、衣着、表情、用具做了认真地观察与记录，共计98个字，现在仍是无比珍贵且不可多得的史料。遭唐会昌五年（ 845）“武宗灭法”，圆仁所记维摩诘与文殊对坐造像亦毁而不存。

宋、明山志所记，已无此造像，明镇澄《清凉山志》卷二《五峰灵迹》:西台……二圣对谈石。唐法琳，见缁白二叟坐谈石上，近之则失，因为名。宣公子睹异，于上建楼。觉玄诗：“妙德弘开向上关，维摩一默不轻还。对谈若谓无言说，风雨依前点石斑”。

在日本京都东福寺藏有同为传元人的〈维摩诘居士图〉

维摩诘宣说什么？

《维摩诘经》产生于公元二、三世纪，它的确故事性颇强，就像一部小说。主人公维摩诘既是大富大贵、受人尊崇的印度长者，又是净心修行，普渡众生的菩萨。这样的双重形象，体现了当时佛教发展日益扩大，深入世间的情形。他的长者身份，也许就是作为佛教重要支持力量的商人。

《维摩诘经》宣说的“不二”思想是本经的主要观念。所谓“不二”，其实质就是无对待而泯差别，超乎对待和差别，体现的就是“中道”的精神。这种破偏执，无对待，泯差别的观念贯穿始终。

维摩诘反复宣说的“不二法门”，新异之处就在于不偏执于离世修行，去染就净，而以住世为涅槃，以度人为解脱这一大乘菩萨行的真精神。“譬如不下巨海，终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强调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住世救度精神这一关键。

维摩诘主动入世修行六度，获得觉悟，故而虽然他拥有无数世俗的财富和家庭，但是他住世修行，染中得净，处处“教化”“饶益”众生，这是他利他度人的表现。

五台山西台二圣对谈处遗存

维摩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进入唐代，维摩诘以一种既亲切近乎人情，又精妙深于佛理的形象，全方位地进入了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

维摩诘对“本心”的论述引起了时人的重视：“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他的这一思想，对唐代六祖慧能影响甚大，慧能新禅宗思想特别重视“直指人心”与维摩诘一脉相承。《坛经》多处对《维摩诘经》的援引绝非表面文章，而是不可多得依据的禅宗经典。永嘉大师玄觉(665~713)，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得到六祖亲自印证。他的《证道歌》凝聚了佛教智慧和人生哲学，不仅国内传播广泛，而且影响全球。

“诗佛”王维、他的名字“维”合以字“摩诘”，正是“维摩诘”。“诗仙”李白自拟为“维摩诘”，他曾有诗“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五十春。湖州司马后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维摩诘原来亦称金粟如来）。

白居易不但把维摩诘奉为理想人格的化身，而且凸显了他在俗世享乐生活与修道习禅两相融合的追求。“虽过酒肆上，不离道场中。弦管声非实，花钿色是空。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净名翁就是维摩诘。这些文人士大夫在维护文化传统、宗族秩序的同时，追求超逸的宗教境界，获得身、心、灵的宁静安然。

五台山西台二圣对谈处全景

二圣造像题材的时代背景

魏晋北朝时期(220年~589年)，维摩诘与文殊对坐造像题材盛行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东晋时鸠摩罗什译出《维摩诘所说经》等，在魏晋南北朝上流社会十分流行。其时的名门望族，文士墨客，常将《维摩经》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并论，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辩论的题材内容，成为他们之间经常论及和探讨的话题。维摩诘出身名贵但又气质清高和善于清谈论辩的形象，以及文殊作为佛陀使者对于维摩洁的敬重和推崇，亦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内容。

这是因为，魏晋之际，多年不断的政权更迭，战争战乱，使社会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门阀豪族和文人墨客，既对现实社会充满失望，也对西汉以降所“独尊”的儒术、儒学救世思想充满失望。于是逃避现实而趋于超然物外的老庄以及传入不久的释教，便成为这一人群或阶层的主要精神支柱和人生寄托。

然而，对于这些养尊处优、生活优渥的既得利益阶层人士而言，现实享受和利益实在难以割舍，佛教出家人需恪守的戒律清规，甚至所追求的 “遗世孑立”和“不为物役” 之境界确实令他们难以接受，故像维摩诘那样既不放弃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在精神上保持对世俗社会的超越以及自我意识的自由自在和人格的独立尊严、便成为他们效仿的楷模。于是，对维摩洁的崇拜，在魏晋上流社会蔚然成风。

因此，《维摩经变》亦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式文学化和图像化的最早题材之一。现存维摩诘与文殊对坐最早壁画，当属甘肃炳林寺169窟于西秦建弘元年（420 ）所绘《维摩变》。

北魏从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171年，是所有魏晋南北朝王国中立国最长久者。这当然与孝文帝心怀“仰光七庙，俯济苍生”之志，锐意进取分不开。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北魏初期在云冈石窟造像中维摩诘与文殊对坐雕刻激增，有三十余幅之多，到北魏孝文帝为推进“汉化”将都城南迁至洛阳后，龙门石窟中维摩诘与文殊对坐的《维摩经变》题材雕刻达到高峰，竟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

由此可以窥见，随着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倾心建造了五台山大孚图寺、清凉寺、佛光寺，在繁峙西台之处的维摩诘与文殊对坐的《维摩经变》题材造像由极有可能是由魏孝文帝造置。

北宋延一《广清凉传》卷上《五台境界寺名圣迹》所记：西台……灵迹一十五，孝文射垛……师（狮）子踪、于阗国王踪、二圣对谈石……”，从此段记载看，文殊坐骑狮子与于阗国国王、二圣对谈遗踪，以及北魏孝文帝的射垛遗迹俱在一处，可能是由于阗等西域僧人或塑绘艺人经丝绸之路将骑士文殊、于阗国国王等信息传入中土，并在昔日孝文射垛、二圣对谈等既有遗迹处，重新塑置了文殊骑双狮的“二圣对谈”像。

由魏晋玄学发展为三教殊途同归

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在他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指出：“降及六朝，清谈玄义复与佛理相辉映，谈空论寂，本无末有，于是儒、道、佛三家义理，正如三条直线在一点相交……而三家之学经此一合，又各有所变，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形成一伟大崇高之哲学体系”。

众所周知，儒家承认现实社会，其学说折中于理想与事实之间，所以悬一“中”字以显体。而道家绝圣弃智，举凡社会一切而否定之，没有什么所谓圣所谓智的东西，所以立一“无”字以显体。儒家之“中”和道家的“无”，都含有否定的意思，言“中”不执着于“中”，言“无”不执着于“无”。实际上是同义而异名，儒道同归。

与西方哲学多“为知识而求知识”不同，印度人士则以智慧觉迷妄，因解脱而求智慧。佛教原为解脱道，与人生关系尤为密切。所谓成佛，即是顺其自然，亦即归本返真。佛教初来，立足未稳，汉代为佛道，魏晋为佛玄。魏晋玄学奠基人汤用彤认为：“返本即心性之自然发露，即明心见性”，故而成佛的根据不在本性之外，不应舍近求远，而应顿悟，见性成佛。“玄学、佛学同主贵无贱有。以无为本，以万有为末。本末即体用”。“超凡入圣，当下即是，不须远求，因而玄学乃转一新方向，由禅宗而下接宋明之学”。

从“反本”观念之演变，可以看出佛教与儒道相交融，促进了佛教中国化。从思想深层看，本末理论蕴含着三教关于理想秩序的终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