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悲情尘世，温情人心

任何时候，解读侯孝贤的作品，都是一种冒险。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太过复杂艰深，恰恰相反，侯孝贤的作品有一种平铺直叙的利落，你看完，就都懂了，仿佛有很多话要说，但想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导演说完了

《悲情城市》也是这样典型的侯孝贤作品——

我以为，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可以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照起来看，《悲情城市》讲述的是日军投降国军接管台湾后与原居民的冲突，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紧跟其后，展示了国军正式迁台后新参者的生存状态。两部作品既可互补，又可作为彼此的镜像，共同展示了波涛汹涌的历史中个体的命运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脑图，来梳理《悲情城市》的人物关系：

电影一开始，广播里播放的是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1945年，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拉开故事的大背景

此时在基隆林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是林家长孙林光明

林家大家长林阿禄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务，有一妻一妾，得一女一子；次子林文龙，原是当地执业医师，战时受召到吕宋岛当军医，至今未归，生死未卜；三子林文良，战时在上海给日军做过翻译，战后被国军以汉奸罪逮捕，返台后精神受创接受治疗；四子林文清，自幼失聪，经营一家照相馆

原本应该多子多福的林阿禄，四个儿子中却有三个是“非正常”的，这已经足够悲剧了，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会发现，这只是悲剧的开端

文良病愈出院之后，卷入“盗印日钞”和“走私毒品”的非法活动，被陷害入狱，出狱后彻底疯了；文雄之后也被陷害文良的黑帮枪杀；此时，二二八事件发生，文清因与进步人士过从甚密，被秘密逮捕，生死不明

偌大的林家，四个男人，到末了一个都没剩下

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伤及无辜，是常有的事

我们看《悲情城市》，一定要去了解那个时代

战争时期，台湾社会作为被殖民的一方，一边被殖民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一边遭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压迫。1945年，战争结束，国军接管了日本，这些原居民看到了转机，他们以为苦难将成为历史，但岂料陈仪成为台湾行政长官之后，对台湾的治理堪称儿戏

一方面，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国军和台湾居民之间时有冲突发生，但国军手里是握着枪杆子的，一系列冲突中，吃亏的只能是原居民，而当局者对此几乎是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大陆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将台湾视为供给仓储，将大量的民生物资运往大陆，同时印发钞票以应对庞大的财政支出。这造成了台湾社会物资的极度短缺，加上印钞导致的通货膨胀，台湾物价一日三涨，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悲情城市》中，他们戏言自己：

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这种情况下，私售、走私等时有发生，所以我们看电影中有不少普通人从事这些非法活动，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国军，自然不想失去这些有限的资源，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搜捕，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终于，导致了二二八悲剧的发生——

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在一次缉查私烟的行动中，打伤烟贩林江迈，误杀市民陈文溪。这引起台湾原居民的强烈不满，隔日便上街游行。陈仪表面妥协，实际上却以叛乱上报国民政府，3月5日蒋介石派兵增援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不少地方进行清乡，冤假错案频出，死伤者众

二二八事件后不久，台湾就进入长期戒严，白色恐怖随之而来，这一段历史，自此讳莫如深

《悲情城市》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悲情，它其实是通过个体，描摹了一个悲情的时代

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的悲剧，放在吊诡的时代中，都充满了必然性

文龙因为战争，直接蒸发掉了；文雄和文良，则因为非法活动屡次遭难，非法自然是不对的，但法，就没问题吗？文清更惨，本本份份的守着自己的照相馆，因为和吴宽荣这些进步人士交往，就莫名其妙被带走了——他们甚至连一个聋哑人都不放过

山河破碎，身世浮沉。山雨欲来，躲无可躲

而身处在这个时代中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呢？

国军入驻之后，小上海内的人在讨论新国旗应该怎样挂：日本国旗是中心对称的，怎么挂都对，但这国民政府的旗，要怎么挂才对呢？

这说明，普通人对时代其实并没有做提前的预判与准备，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一日三餐，只想好好活着。日军在的时候，他们说日语挂日旗，国军来了，他们便开始学习汉语，高挂青天白日旗，时代如何变，就随着时代好了，吃饱穿暖活着就成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此刻的我们，关心下一顿吃什么比关心俄乌局势肯定多一点

普通人的要求并不高，但在某些时候，这些基本的要求依然是奢望，这种变成奢望的生存的基本要求，令《悲情城市》的悲情多了一份绝望

但侯孝贤还是温柔的，他通过很多支线剧情，冲淡了这种绝望

比如文清和宽美的爱情，你来我往，纸短情长。通过纸笔的交流消除了无声无言的屏障，组成了一个小家庭。他们的婚礼，恰恰就在文雄的葬礼之后，让喜乐承接哀乐，观众不会那么悲伤

而在电影结尾，林家的男人只剩下疯了的文良，但他们后代，都活蹦乱跳地绕着饭桌跑

这些温情的场景，不仅在冲淡作品本身的悲剧，也言说着作品之外、之后的希望——离去的固然已离去，但新生的也未曾停止生长

这是导演的温情，也是人这个物种共有的温情与光辉：客观的环境时时在变，但坚韧、期冀与爱，一直根植在人类的基因中。且越悲情，越热烈

《悲情城市》的镜头也充满独特的侯孝贤风格

他运用了大量的固定机位拍摄以及空镜画面，这样做会很考验观众的忍耐程度，157分钟，很可能忍不下去。但当你忍过去看下去则会发现这种风格的好处，它使得整部作品克制谨慎、一丝不苟，如同琐碎的现实一样，对照背景，故事就显得饱满真实

同时，《悲情城市》在诉说悲情的过程中，关于悲情细节的镜头却很少。文龙、文清的下场成了谜，二二八惨烈的场面也没有出现，文良怎么被迫害的也没有讲述，宽荣的死讯也只是一份家书……观众几乎没有任何直面悲情的机会，这种隐藏悲情时刻的风格，不仅在《悲情城市》中，在侯孝贤的其他作品中也司空见惯

对此，侯孝贤是这样解释的：

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当镜头对准生离死别的时候，它就成了充满戏剧性的特殊时刻，但在历史大变动的过程中，生离死别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人们不去关注生离死别，才能体现出这个场景的普通，也更能感受到这种悲情的深广。于无声处听惊雷

台词是《悲情城市》的另一个亮点

和《牯岭街》一样，《悲情城市》也充满了天南地北的腔调，这是书写台湾这一时期历史避不开的东西。很多方言都没有配字幕，你听着乱哄哄的，正是这种台词的乱，映照了故事之外现实的混乱

而主要角色的台词，则非常清楚，尤其是宽美大量的画外音，充满诗韵，第一次和文清相见的时候，她是这样描述的：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简洁、精准，交代了事件，勾勒了环境，也展示了心中美好的向往，而通过这种向往，又完成了对宽美这个角色的塑造

我觉得《悲情城市》的台词非常值得反复研究和借鉴——很多话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有用

写了这么多，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总结一下

如前文所言，《悲情城市》和其他的侯孝贤作品一脉相承，用简单的方式讲述简单的故事，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座悲情城市

这种简单，不仅带来了解读上的无话可说，也导致了它不够“好看”。客观地说，《悲情城市》真的不好看，时间长，台词少，固定机位，空镜多，声音嘈杂，很容易让人在观影中失去耐心。但不好看和不好是两回事情，正如看爽文永远比读严肃小说更具快感，但严肃小说大概率是比爽文更好的作品，《悲情城市》和严肃小说一样，属于不好看的好作品

举重若轻，通过家族的浮沉变故勾勒时代的风起云涌，荒唐的时局中，有人成了殉道者，而更多的人，成了陪葬者。残忍、荒谬，又很真实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大家不要误解《悲情城市》，它并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而尚能够于弥漫的黑暗中窥见一丝光亮

从呱呱坠地开始，于绕桌奔走结束，新生的希望，正从悲情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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