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指的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通过科举入仕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代表通过门荫入仕的李党之间的党派之争，需要特别说明一些李宗闵是出身贵族，并非寒门子弟。
其实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其实不存在“牛李党争”，他们认为应该是“二李朋党”，二李就是指李德裕和李宗闵，但是因为李宗闵先牛僧孺一步入相，所以就演变成了“牛李”，那是不是就说明所谓的“牛李党争”也并不是寒门和贵族之间的斗争，而是出自其他原因。唐宪宗时期，李吉甫任宰相一职，这一时期政治也算清明，不存在任何党争，李宗闵和牛僧孺是同科进士，交情颇好，两人因年轻气盛在朝廷考察他们对策时开门见山的将朝政批判了一番，这可狠狠地扇了身为宰相的李吉甫一巴掌，此后李吉甫便对二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的仕途始终不得意。
终于，在元和七年时李吉甫去世，李宗闵和牛僧孺可算是得以喘息，他们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从此仕途一片大好。但没想到的是，李吉甫还有一个过分优秀的儿子李德裕，李德裕此人胸怀大志、学富五车，鄙夷科举的他在屡拒朝廷征召后通过门荫入仕。这时候的宰相是裴度，裴度对李宗闵和李德裕都十分欣赏，因此他以为李宗闵和李德裕二人在国家大事上实在没有什么可争的，但谁也想不到，一场科举考试让这二人的矛盾更深一步。李德裕、元稹和李绅三人联合上奏主考官钱徽受了李宗闵的请托，致使李宗闵被贬黜京城，女婿苏巢亦被剥夺进士资格，这件事无疑加重了李宗闵和李德裕之间的矛盾。
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形成了文臣、宦官、藩镇三足鼎立之势，在文臣强大的时候，宦官和藩镇不可能有机可乘，裴度也在这种情况下辅佐宪宗完成了削藩的大任，唐朝因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然而后来文臣之间出现了朋党— “牛李党争”，这就使文臣难以凝聚成一股力量来对付宦官和藩镇，并且无论是李德裕还是牛僧孺都具备“出将入相”的资格，牛党和李党的综合实力皆不弱，他们双方进行争斗很快便将唐朝重新拉入深渊，使藩镇和宦官的势力不断扩大。
正在这时候又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力，以李训、郑注为首的新的权力核心，他们在将李德裕、李宗闵均排挤出京后发动了“甘露之变”，企图诛杀掉所有宦官，但因准备不充分以失败告终，此后宦官集团便成为了权力的核心。如果“牛李党争”只是个人恩怨那也不会这么难解决，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也是两党不能和解的一大重要原因。李德裕属于进取型，在他辅佐武宗期间，以削藩为己任，起初形势一片大好，但在武宗逝世后，李德裕渐渐失势。
牛僧孺则属于姑息型，他一直沉浸在掣肘李德裕的想法中，在他的建议下，皇帝将李德裕招降吐蕃维州的将领和家属全都送还给吐蕃，致使这些人回吐蕃后便被杀害，维州亦被拱手相送，牛僧孺自然因此损了威望，不久便被罢相。“牛李党争”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本，因此党争受害的官员不在少数，而李德裕虽有中兴大唐的志向和能力，因身陷党争，在武宗之后一路被贬，后来死在海南岛，在他之后唐朝再无兴盛之时，一步步破败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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