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的临潼华清池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谏＂。这次事件直接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让国共两党从刀兵相见走向了共同抗日。我们今天提起西安事变，首先想到的是张、杨两位将军，但在夜袭华清池的那一刻，冲在第一线的执行者中，有一个名字不能被忽略——孙铭九。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新民，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东北那片黑土地在二十世纪初是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日本人、俄国人、本地军阀各怀心思，这样的环境让孙铭九从小就有了出人头地的志向。他年少时和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是同学，两人一起东渡日本受训，这段留学经历给他打下了不错的军事底子，也让他此后有机会进入张家的核心圈子。
从日本回来之后，孙铭九并没有立刻投入张学良麾下。他先是在天津替张学铭做事，1931年，一次偶然的护送任务让他入了张学良的眼。张学良随即把手上一块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摘下来送给他。这块表既是个人信物，也是一种政治信号——少帅要收这个年轻人。但孙铭九当时念及对张学铭的忠诚，并没有立即跳槽。一直到1935年张学良重新复出掌兵，他才正式投奔少帅。
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孙铭九担任了行动部长。这个组织的存在说明，东北军内部一批少壮派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已经忍无可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丧，这些东北子弟兵流落关内，打回老家的执念与蒋介石一味剿共的政策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铭九正是在这股压抑已久的怒火中被推上了前台。
那一夜的行动过程在后来的叙述中有不少争议。凌晨2时许，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先后率部从西安出发，直奔华清池。蒋介石的侍卫武装抵抗，双方在黑暗中激烈交火。等部队冲进五间厅时，蒋介石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已经翻墙跑了。后墙根下有人发现了一只皮鞋，两路人马分头搜山。天微亮时，蒋介石终于在骊山半山腰的乱草中被卫队一营的班长刘允政发现。
这里有一个历史公案值得一说。长期以来，史书、报刊、影视作品乃至历史教科书上，都把孙铭九描述为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人。孙铭九本人在晚年也始终以＂捉蒋英雄＂自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但1979年，一位叫王玉瓒的老人站了出来，他写了一封长信递交给军方高层，经过历时三个半月、行程8700多公里的调查取证，党组织确认王玉瓒才是当年率先完成捉蒋任务的人。也就是说，孙铭九长期占据的那个＂首功＂位置，存在严重的历史偏差。
不过，即便＂第一捉蒋人＂的头衔有争议，孙铭九在那天凌晨确实参与了行动，搜山、押送蒋介石进城他都在场。真正让他的人生急剧翻转的，是随后几个月发生的事。张学良在南京被蒋扣押后，孙铭九等少壮派力主武力营救，与主张和平解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发生激烈冲突。他们最后干出了一件亲痛仇快的事——枪杀了张学良临行前委以重托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就是1937年2月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东北军许多军师长们极为愤怒，纷纷宣布效忠南京，东北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从此土崩瓦解。孙铭九等人非但没有救出张学良，反而把少帅苦心维持的队伍彻底葬送了。这个教训极其深刻——年轻军官的热血冲动如果没有政治智慧来约束，造成的破坏往往比敌人还大。我个人的看法是，＂二二事件＂是孙铭九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正路上过。
被紧急转移到苏区暂避的孙铭九并不安分。后来中共为了在全面抗战中与蒋介石合作而不便收留他，孙铭九不得不离开苏区，先后躲入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走投无路之下，他做出了最不可原谅的选择——投靠汪精卫的伪政权。在伪政府期间，他先后担任参赞武官、豫北抚安特派员、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等职务，甚至到东北军旧部中去策反，拉拢他们当汉奸。
有人替孙铭九辩解说他是被逼无奈才投敌的。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同样是东北军出身、同样在西安事变后处境艰难的人并不少，参与捉蒋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虽然也一度被迫投敌，但后来因为试图反正而被日军毒死；而刘桂五则是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同样是被时代洪流裹挟，有人选择死节，有人选择苟且，高下立判。孙铭九不仅苟且偷生，还主动替侵略者做事、拉旧部下水，这笔账怎么也抹不掉。
抗战结束后，孙铭九又摇身一变投降了国民党方面。他参加国民党先遣大队赴东北活动，甚至还策划过刺杀中共高级人物的行动。不久后被解放军俘虏，押送到哈尔滨才老实下来。这个人的一生，每次遇到选择都是朝着最有利于自保的方向跑，完全没有底线可言。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者——谁强跟谁、谁赢帮谁。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这个人的处置确实让决策层犯了难。从汉奸角度看，他理应受到严厉惩处；但从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看，他毕竟参与了那次改变国运的行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发现他在东北战场上并未对我军造成实际的重大损害，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给予了宽大处理。这个＂破例＂背后的逻辑是：功过不能简单相抵，但处理历史人物要看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晚年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和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从一个＂捉蒋英雄＂到汉奸，再到政协委员，这条人生弧线在中国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条。他晚年撰写了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还给《西安事变》电影做过顾问。2000年4月8日，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病逝，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对这个老部下始终念念不忘。1990年有人问张学良如果重访大陆要见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孙铭九。1991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后，记者来上海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录像，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旧主旧臣，隔着一块屏幕重逢。少帅最看重的一直是那个在枪林弹雨中替自己冲锋陷阵的年轻营长，至于后来的沉沦，或许在张学良看来那是时代碾压之下的无奈。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