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郑蕴侠被抓那年，没有人觉得他能活着出来。
他是特务，是叛徒，是被公审万人唾骂的罪人，可几十年后，他成了政协委员，还写下了一本没人敢公开的回忆录，故事的反转，从他戴上手铐那一刻开始。
错过飞机：从特务头目到逃亡者
重庆机场最后一班起飞时间是1949年11月29日凌晨两点，郑蕴侠没有赶上。
他的司机叫李增荣，中统西南情报处副处长，郑蕴侠，刚烧完机要文件，火光映着地下室潮湿的砖墙。
“走。”他说得很短，鞋跟在地上击出重音。
车子发动后不到十分钟熄了火，郑蕴侠把左轮上膛，推开车门，引擎死了，李增荣低头不语。
“你干了什么？”郑盯着他。
李增荣抬起头，眼神闪着寒光，“油箱里进了沙子。”
这是内线，他早就被策反了。
郑蕴侠没开枪，他清楚，这时再打死人，只会让自己更快暴露，车停在嘉陵江边，机场还有三公里。跑过去，来不及了。
重庆机场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被炮击，彻底焚毁，那架军统高层撤离专机成为绝响。
郑藏在山城下水道里三天，期间听到解放军装甲车驶过中山四路，机关大楼的铁门被炸开，浓烟呛人。
他从下水道通到一间废弃粮站，扒着谷仓躲过一轮搜索。
第四天夜里，他拿出衣服里的残钞，剪去带有“中央调查统计局”字样的印章，换下中山装，穿上捡来的破布衣。
“刘正刚”第一次出现是在成都东门的水货集市，郑蕴侠剃了头，涂灰遮面，肩挑榨菜筐。
他学会了不抬头，不快走，不讲话，眼神平淡，熟人再见也看不出端倪。
成都守不住，军统名单正在流传，他换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何安平”，印章粗糙，是他夜里一笔笔刻出来的。
他花了整整十天模仿四川话中的“儿化音”和本地人发音的吞音。
他学种菜、熬盐、挑担、用劣质纸张裹破布，他剪断自己曾背熟过的《孙子兵法》笔记，撕碎烧光。
在贵州务川县，他变成一个货郎，他娶了当地一个哑巴女人，左手无名指绑着稻草戒指。
没人知道他是谁，包括他自己。
1951年冬，他被榨菜厂招作临时工，工资不多，工友都叫他“刘哥”。
有人问他识不识字，他说：不会，写名字时拿木炭在布袋上画圈，他写得太工整，反而惹人怀疑。
于是他故意写错，他学人左手写字，字歪斜像鸡爪，下班后去牛棚掏粪，混迹农工之间。
他亲手缝制了一本假户口簿，伪造迁移记录，那本本子背后贴着一层煮过的米糊，用来模拟公章的印压痕，他练习跟人握手时压低声音，让指甲带泥。
这是反侦查训练带来的直觉，不是为了活得体面，而是活得下去。
1953年，公安派出所做过一次全镇人口登记，郑排在队尾，他在表格里写下“务川县濯水镇第三社外来人员”。
户籍员是个年轻人，问他：“你哪里人？”
他答：“合川。”故意不说“重庆”，怕引起联想。
户籍员抬头看他，写下“籍贯不详”，这四个字让他多活了五年。
身份暴露：一句成语引发的抓捕
1958年春，务川县响应公私合营，调镇内劳工骨干到县里集中学习，名单上，“刘正刚”被列为“思想进步、识字不多、劳动肯干”。
第二天早上，他坐上了去县城的卡车，和二十多个农工一起。
住的是县工会招待所，水缸里有两个蛇皮袋装的谷子，墙上挂着“大炼钢铁”标语，宿舍里有人高声朗读报纸，郑装作听不懂。
晚上分组写心得，他犹豫了一下，拿出随身携带的圆珠笔，旁边的组员盯着他说：“你有笔？”
他低声说：“早年从镇上带的。”
写完后，他将笔顺改成竖写，这是习惯，过去在军统写报告，都是这样，他忘了。
第二天早上，组长叫他过去，桌上放着他昨晚的心得。“你这写得不错啊，‘不翼而飞’，谁教的？”
他心头一沉，“不翼而飞”是他的用词，这个成语，暴露了他受过良好教育。
他回答：“听别人说的。”
组长皱眉，“农村人会说这种话？”他顿住，没答。
县里的文教干部来了三个，一人姓魏，戴近视眼镜，拿起他的笔看了看，又翻出那份心得体会。
魏干部问：“你以前在哪读过书？”
郑摇头：“没读过。”
“没读过能写成这样？”
他还是摇头，干部们没再问，只说‘回去等通知’。
他们没立刻抓他，他也知道，问题已经发生，他不敢逃，怕引起更大怀疑，他选择回镇上照常干活。
1958年8月，公安局出动一组警员，封锁濯水镇入口，全镇断水三小时，名义是检修。
清晨六点半，郑蕴侠正蹲在鸡圈前喂食，他左手拿着稀饭，右手拨开谷壳。
一只鸡扑腾跳起，惊动了背后几人，他缓缓转头。三人站在身后，两人持枪，另一个手握拘捕令。
郑眯着眼，看清了盖章，“西南公安部”，熟悉的字迹，他没动。
“郑蕴侠。”其中一人喊他。
他笑了下，没否认，“等我喂完。”他们没阻止他。
几分钟后，他拍了拍裤腿，站起来，伸手递出手腕，戴上手铐时，他说：“抓得不差。”
这次行动公安准备了三年，西南公安部建立专项档案，排查重点对象34户，当初仅凭一张竖写的心得报告，才锁定方向。
抓捕时带队的是三级警监曾文清，他在报告里写道：“目标心理稳定，行动沉着，语言简练，具备高级情报人员特征。”
郑被带往县公安局，关进独立小室，他没喊、不抗、不求饶，他等，他知道，最难的不是被抓，是怎么被审。
改造与新生：从战犯到政协委员
1958年冬，重庆体育场外聚集了上万人，寒风中，一辆解放牌卡车驶入场地中央，郑蕴侠被带下车，身穿囚服，戴着高帽。
公审会的布告上写着他全名，罪名七条。
主持人高声朗读：“参与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特务渗透、反动组织潜伏……”每一条都像当众剥皮。
郑没有低头，他知道，这不是处决，而是一个决定他生死的“表态”机会。
轮到他发言。他只说一句：“过去是错，现在是罪。”
一句话，不是忏悔，他知道如何把话说得刚好。
审判结果下达：死刑，缓期执行，送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两个月后终审改判，刑期十五年，送往贵阳监狱，档案批注理由：“主动坦白，情节交代详细，供出多名关键潜伏线索。”
他把过去当情报官的训练反过来用了：主动、清晰、配合，所有人都说他变了，他没变，只是换了战场。
1959年冬，他提交了一份《自述材料》，总共三千一百二十七字，开头第一句：
“我犯了错，不是因为我信错人，是因为我信了制度。”
这句话留在了档案袋的首页，五年后，他被减刑两年，又三年后，监狱改编教学小组，他任“文化教员”。
这不是表扬，这是利用，他清楚，他曾是敌人，现在成了可用之人，他接受，他知道活下来就是胜利。
1975年，他被特赦。
晚年与历史见证：百岁老人的反思
出狱那年，郑蕴侠57岁，特赦令只给他一张纸，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没有前途。
他回到务川县，原来那间榨菜厂早已拆除，镇上的人不认得他，他用自己的假名重新报到。
第二年，县里安排他到务川县二中任教，教历史，课堂上，他讲得慢，讲得细，从不说“我们过去如何”，只说“历史就是血”。
1981年，县政协扩员，郑被选为委员，那年，他63岁，已经谢顶，脸颊清瘦，他提出一个提案：《西南战时情报网口述资料保护建议》。
政协文员问他：“你是哪个单位转来的？”
他说：“我是原来被抓来的。”没人反应过来，他笑。
1989年，他交出一份长达四万字的资料，题目是《军统在西南》，他亲自整理、口述、校对。
其中涉及上百条地下情报线、被策反军官名单、机密通信线路。
政协归档人员说：“这不是普通资料，这是历史。”
他说：“我不是要洗白，我是怕你们忘了。”
晚年，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穿旧军装，煮茶、研墨、练字，他写得最多的四个字是：“弃暗投明”。
他种梅、养兔，早饭吃两个馒头，一碗盐水，别人问他长寿秘诀，他只说：“一口气咽不下去，就活下去了。”
他不常讲过去，但提到“李增荣”时，他说：“那不是背叛，那是选边。”
他留下三本手稿、一段口述录像、一块竹板，写着：“此人原名郑蕴侠，终未改。”
2009年，郑蕴侠去世，享年91岁，葬礼低调，只有县里两名干部到场。
遗物中发现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
“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知道历史怎么记我，我只求一句话：不求洗白，但求不忘。”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