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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清朝灭亡那年，没人真以为他们会就此散场，太后还在，皇帝还在，兵还在，满人还没死心。
东北是祖宗地，是根，是退路，可他们为什么没回去？因为那里不是归宿，是坟。
东北不是清廷的退路，是埋伏着刀的死胡同
1905年，奉天站外，几名俄国兵端着枪，挡住了清兵运煤的马车，没解释，也没商量，一声呵斥后，车就被扣了。
清兵想理论，被推倒在地，枪口指着脖子，没人出头，附近的巡捕路过，装作没看见。
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俄兵、日兵、白俄流民、满铁警察，都在东北活动。
沈阳、哈尔滨、大连、旅顺，被分成了不同势力区，清廷在地图上写着“奉天府”，实地看，是“日俄共治”。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夺下南满铁路，修满铁、建医院、设警察、开银行，连车票都是日文优先，他们自己印地图，把奉天称作“新东京”。
更北边，俄国控制中东铁路，派大臣驻哈尔滨，白俄流民不断往回迁，火车站设有沙俄警察亭，专门抓“滋事的中国人”。
1910年，有中国妇女被俄兵殴打致死，地方官只敢赔银子，连个案子都没立。
那年秋天，内阁开会，有人建议，“皇上若西巡，可暂居新京（长春）避乱。”
载沣冷笑，“新京？是日本的新京，还是俄国的新州？”
清廷不是没考虑过东北，但越看越绝望。
1911年，四国银行团拒绝贷款，说是担心风险，实则另有打算，袁世凯早已和英美法暗通款曲，他们明白，清朝是个破箱子，扶不起来了。
日本更直接，辛亥爆发没几个月，日本外务省就出手，推动“满蒙独立案”，内容简单粗暴：将东北与内外蒙古分出去，另立政权，效忠天皇。
清廷要是真往东北撤，迎接他们的不是旗人和祠堂，而是驻军、贷款合同、割地协议，不是走出困局，而是一步迈进坟场。
慈禧当年逃西安，签下《辛丑条约》都被打成“卖国”，东北要是退一次，比西安还绝望。
退到东北，不是保存实力，是把清帝送进外侮的虎口。
东北早变了，不是祖宗的地盘了
1840年以前，东北是清朝的铁桶地，八旗分驻，军权集中，旗民不分，城墙高，家族重，旗人就是地头龙。
但从“闯关东”开始，这张地图被活生生撕碎。
1860年到1911年，五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五倍多，从330万涨到1800万，背后是实打实的汉人潮。
他们怎么来的？逃荒、灾年、战乱、招工，先是山东、河北，后来河南、山西，一波接一波。
有人徒步走了两个冬天，有人被人贩子骗到边陲劳作，有人拿着十两银子买下一整片荒地。
老旗人最怕听到一个词：“下关口”，每当山海关放人，一到春天，地头全是扛锄头的汉人，种地，砍林，修屋，开店，抢活路。
原来的旗人呢？住在城里，靠饷银，守着祖产，大部分早不训练、不习武，只等官府每月发口粮。
辽宁满族人口占比跌到4.8%，黑龙江、吉林更少，有人在家都不说满语了，怕被笑“老古董”。
到了1900年，满汉对比完全倒挂，八旗子弟变得像包租公，靠祖产苟延残喘。
反倒是汉人，成了主力劳工和商户，连县衙里的书吏都多是汉人。
思想也变了，1905年后，东北开始有留学生回流，带回新思想。
同盟会在哈尔滨设立分会，吸收铁路工人、学生、商人，革命传单在奉天纸铺批发，一张一铜板，连挑粪工都在看。
张榕，是吉林分会负责人，他说得最直白：“现在的奉天，是汉人的奉天，我们满人，只能躲在家里养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到半个月，辽宁新民县起义，接着，吉林永吉、黑龙江阿城、牡丹江，十多个县都起了兵。
主力不是军队，而是农民，很多人背着锄头，拿着二踢脚改的土炮，跟巡防营打。
蓝天蔚在沈阳郊外组织“满汉农民联合军”，他穿的是军装，脚上却是草鞋。
他们进城时，有清兵投降，甚至有人带路，百姓往街上扔馒头，说：“把八旗赶出去，我们要地。”
这是态度，不是情绪，不是小股起义，是地面沉降。
满人想再靠“旗人认同”聚起力量，已经不可能了，街上小孩玩泥巴都说汉话，祖宗留下的旗营已空，兵器库里锈得打不开门。
清廷如果真退回东北，不是重新开始，是撞上这帮拿锄头的、拿大刀的、拿《民报》的汉人，他们不是来接驾的，是来翻账的。
不是被推翻，是自己垮了
清朝不是被革命打死的，是被自己烂透了，1911年10月，武昌一响，清廷调北洋军南下，看上去是救火，其实是把命根子交出去了。
满清真正能打的，就剩袁世凯的北洋，但袁呢？从第一天起就没准备帮他们续命。
隆裕太后信错了人，以为给点实权、封个太傅，袁就会忠心耿耿，结果他第一步是出兵，第二步是谈判，第三步是收编。
从10月到12月，南方十五省相继宣布独立，朝廷急了，想启用“亲王督师”。
结果京畿兵马已经由北洋掌握，八旗空了，守皇宫的都不是旗人，是混编营和临时兵。
到了腊月，连载沣都不再开会了，每天泡茶、散步，问一句“今天谁又独立了？”像个旁观者。
户部银库早空，靠加税、借贷勉强发饷，内务府记录，隆裕太后御膳一度被减到三菜一汤，御前太监去粮局领米，被官员挡在门外。
局势失控，宫廷像空楼。
旗人内部也乱，正白旗、镶黄旗、正红旗几个老派贵族，开会都要带侍卫，怕的是同族，怕暗中有人和革命党通风。
有王爷在信里写：“现在不是满汉问题，是自己人分裂。”
再说“宗社党”，这些人喊“保清复位”，实则私心重。张勋、良弼、载涛、铁良，四处拉兵，不是保皇，是赌未来的地盘。
张勋曾对部下说：“若成，我封你做县令；若不成，咱们就抢回家底。”
这哪是朝廷？是破网里的蟑螂，各爬各的。
宣统退位那天，太和殿前冷清，没鸣钟，没传诏，隆裕只是拿出一张纸，递给几个大臣，说：“该了，该完了。”
没有一兵一卒为此死守，不是没人忠心，是早没人相信这个家了。
退位不是牺牲，是交易
“退位”这两个字，不是清廷的悲剧，而是上层的一场买卖。
1912年1月，袁世凯派冯国璋秘密联络庆亲王奕劻，带出一句话：“南方要共和，北洋能帮皇室保命。”
换什么？皇帝退位，袁登大总统。
这场交易，一共谈了三轮，每轮都有人签保，每轮都换一个条件，最后拍板的，是隆裕太后。
她说得清楚：“保住皇帝的命，保住我们这条线，不让太庙绝香。”
“优待清室条件”成了关键：清帝仍居颐和园，年给四百万银，宫人照旧，尊号不改，太庙不撤，陵寝不挖。
这不是施舍，是交换，不是败者退场，是原权贵的自保协定。
最绝的是，袁世凯命北洋军包围紫禁城，却不许进攻，场面上是保卫，其实是控制。
清廷想反悔都没空间。钦差送退位诏书下南时，南方军都笑：“这不是投降书，是股东转让协议。”
你看最后谁动了？不是八旗，不是满军，不是宗社党，是内务府的笔吏、总管太监和几位亲王，他们把皇帝交出去，换的是保命、保财、保尊号。
不退，等的是杀头，退了，还有酒喝、有屋住、有香火。
张勋后来复辟，说“为大清雪耻”，真雪耻？不是，是他发现那些老旗人还活得好好的，觉得自己也能捞一把。
真正忠于清朝的人，在革命前就死光了，剩下的，都活得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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