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的这位开国大校，是根红苗正的红四方面军小战士，他的岳父是鼎鼎大名的郑位三，他的父亲是中原军区的供给部长，他自己1946年中原突围时也已经担任团政治处主任。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的父亲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否则在建国后极有可能被授予少将军衔，“父子将校”在解放军五百万开国将士中那将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他就是原13军37师政委吴生敏，吴生敏参加革命的经历要从他的父亲吴先元讲起。
吴先元，1898年生人，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人 。1927年2月参加了村农民协会，跟随同村的吴焕先闹革命。同年11月，影响巨大的黄麻起义爆发。吴先元参加了农民自卫军，担任攻打黄安城北门的任务。只见他手持大刀，威风凛凛，一马当先，随突击队率先攻入北门，配合自卫队主力，直捣县衙门，生擒敌县长贺守忠，攻占了警察局，把红旗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
黄麻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震撼了敌人。12月5日夜，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起义军与敌激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占领了仅仅21天的黄安城又重陷敌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惨遭杀戮。吴先元悲愤满腔，被迫转入秘密斗争。1932年5月，吴先元由地方转入部队，正式参加红军，担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总务科长，自此开始了从事长达十五年的军队后勤供给工作。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遭遇重大失利，被迫西迁，并于当年10月穿越平汉铁路，离开了大别山，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征程。鄂豫皖苏区被占领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了疯狂倒算。吴先元留在老家的原配妻子以及11岁的儿子吴生敏都被反动派抓进了监狱。
阴暗的牢房里充斥着难闻的味道，小“囚犯”吴生敏的身上多处长出了烂疮。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他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许多。漆黑的夜晚，吴生敏蜷缩一团，看着那唯一的窗口发呆。从审讯室回到牢房的母亲，用血肉模糊的双手紧紧抱住了他：“孩子，出去了赶紧去找你父亲。”母亲至死没有吐露半点秘密。
母亲在狱中壮烈牺牲后，因为年纪尚小，吴生敏被党组织托关系营救出狱。1934年，年仅12岁的他，就跟随继父一起参加了红军。此时的大别山区，虽然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的领导下已经重建，但国民党的围剿几乎没有停过，白色恐怖仍然是腥风血雨。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吴先元任经理部（后勤部）主任。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北上长征。吴先元则被留在根据地，任皖西道委经济处主任，后担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经理部主任。吴生敏也一起留下，追随高敬亭将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有幸于碰到吴焕先和高敬亭这两位红军的军事天才，北上和留守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最终的结局都还不错，只是两位领导人不幸牺牲。而吴生敏与高敬亭更有渊源的是，他后来的夫人郑奇英，是郑位三的女儿，管高敬亭叫干爹。
1938年2月，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和周骏鸣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吴先元任经理主任。部队改编后，尽管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四支队两万元的军费，但战士生活仍很困难。为了保障供给，坚持抗战，吴先元呕心沥血、开源节流。
1941年皖南事变后，淮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吴先元任二师供给部部长。1945年1月，吴先元调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供给部部长。1945年10月，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新四军五师三大主力在桐柏会师，组建中原军区。吴先元担任了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时任供给部政委张明、副部长李基后来都是开国少将。
只是命运的车轮给吴先元父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原突围中父子俩一死一伤。
中原突围的过程，本文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中原突围史》这本书，这是官方用心编写的战史，讲述的比较清楚。只是感叹一句，中原突围艰苦异常，对老红四方面军的骨血而言，不亚于西路军的艰辛，又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1946年8月2日，当中原突围的北路军主力，耗时月余、纵横江汉700公里后，费尽气力攻占了陕南的镇安县城，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机。在此召开了镇安会议，按照中央的指示，此后北路军主力分散游击，开始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为进一步保存骨干力量，一些不适合长期游击生存的非军事干部开始组织化妆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去。
此时，镇安距离西安仅有100多公里，一些地下组织关系、社会关系已经能够接驳。吴先元作为重要的高级干部，他这一路转移本来是不应该出问题的，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关键人物——李其祥。李是多年的地下交通员，1946年春就担任中原局组织部的地下交通科长，长期往来于江河湖汉之间，沟通中原局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五师的交通联系。
五师司令部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李其祥烈士
把交通经验丰富的李其祥派出护送同行的吴先元、张成台（新四军五师干部旅政委）这两名高级干部，应该是分散转移中较好的条件了。另一路条件比较好的，是以军调谈判小组名义出发的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毛楚雄（毛泽覃之子）一行。非常可惜的是，这两路都出了问题。
张成台、李其祥、吴先元、闵汉清（吴先元第二任妻子）、罗文斌（中原局组织干事）一行5人，背着装有财物的蓝包袱，于8月6日行至镇安县杨泗乡泰山庙，宿于贫农谭启仁家。7日，谭启仁将他们隐蔽于水井沟石洞里。9日，他们越过几十里无人烟的四海坪，来到文家庙，分别夜宿于农民张吉贵、杜明月家中。
张、杜二人都是当地的哥老会成员，属于地下关系联络户，本身倒没什么问题。只是那个年月，交通不变，赶长途的外乡人并不多，加上几人携带了较多财物，特别是吴先元，随身带了黄金、烟土等贵重物品。没办法，我军一贯有供给部长背黄金的惯例，主要是不放心其他人背，毕竟逃跑的例子也挺多的。
于是，张成台、吴先元这一行五人就被文家庙一个贪财的和尚盯上了，秘密报告了伪乡长。伪乡长范德先带着伪保长殷克明以及十几个保丁，先是上门搜查，确定了几人和财物的存在，又在第二天清晨秘密埋伏在出村的必经之路上。就这样，张成台、吴先元等五人全部被乡保反动势力以围剿新四军的名义凶残杀害，尸体埋在石灰窑中，财物被洗劫一空。
这五位烈士的牺牲细节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联合调查组多次外调后才得以最终确认。所幸几名元凶在建国后的数次镇反运动中都已伏法。
再说儿子吴生敏这边，中原突围中吴生敏担任李先念的主力部队五师13旅——39团的政治处主任。血战南化塘之后，北路军主力被分割成几股，吴生敏奉命率一个营掩护首脑机关突围，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与主力也失去联系。吴生敏、郑奇英夫妇与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等几人，在群众的掩护下，长途跋涉到汉口，找到汉口军调小组，才辗转回到延安。
建国后，吴生敏先后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研班二部政治委员，重庆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大队政治委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副主任，二野四兵团13军37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在师政委的职务上晋升为大校军衔。曾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文革以后，吴生敏较长时间在云南省财贸系统工作。1979年3月起担任云南省副省长期间，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吴生敏主持了云南省的战斗支前工作，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跟到哪里，有力地支持了战斗的需要。因此，父子两代都为我军的后勤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信史留痕原创）
预告：后期我会撰写一批传奇的开国大校文章，因为这些大校恰好在我研究的建国前后正团职干部的范围，而且因为有3000多人的取材范围，内容丰富，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分类组集。例如夫妻大校、兄弟大校、叔侄大校等等。感谢点赞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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