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儒家道统或者正人君子，必然品德端庄、行为高尚，并且常常不苟言笑，令人肃然起敬。
看过《师说》《论佛骨表》等文章，我越发觉得，韩愈必然就是这样的君子。
翻看史书，笔者更加深信不疑。且看史官对他的记述，《新唐书》曰：“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
“诡随”的意思是说，诡诈欺骗、随波逐流。史家们笃定，“不诡随”的韩愈便是君子，《新唐书》是这样评论他的：“可谓笃道君子矣。”即，称得上是笃守正道的君子。
那么问题来了，正人君子韩愈先生果然叫人尊敬、使人折服了么？似乎也没有，在很多人眼中，韩愈甚至是轻薄、轻浮的象征。究竟发生了什么？
韩愈名字中的“愈”，有“超越”之意；他的字乃是“退之”。别的不说，光从这个名字就能彰显出来儒家的中庸之道。
但中庸的韩愈，从很小时开始便已经是狂傲之人了。
韩愈自称是布衣之士，七岁始读书，十三岁能文，他最早传世的诗歌，据说，是十七岁写就的。
这首叫《芍药歌》的诗，是为了讽刺献媚者而作，韩愈如是嘲讽这类人的阿谀之态：
娇痴婢子无灵性，竞挽春衫来此并。
欲将双颊一睎红，绿窗磨遍青铜镜。
他则称呼自己为“楚狂人”，狂人嘛，难免孤傲，但他宁愿自己孤独地醉酒，也不愿意与“婢子”们为伍。
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
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
这首诗写得太张狂，但老实说狂傲本身并没有问题，借用某些人的观点，“狂乃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但关于此诗，后世的曾国藩曾发出过这样的质疑：“太烂漫，不似韩公诗。”
孤傲可以原谅，诚如曾国藩的疑问，“烂漫”这个词高低是不能和严肃的君子联系起来的。
韩愈十九岁入京城，他又写了一首诗。这首叫《条山苍》的诗歌就不那么“烂漫”了，相反，还透出一股老练与四平八稳：
条山苍，河水黄。
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
韩愈写这首诗的时候，彼时，中条山隐居了一个叫阳城的读书人，阳城勤奋好学，无所不通，进士及第后，却选择过起隐居的生活。
当时十九岁的韩愈恰好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应试。有人因此说，韩愈感阳城之事，故作此诗；也有人说，彼时的他尚年轻，韩愈并没有想太多，只是灵感来了信笔写就，寻常写景而已。
但即便是“寻常写景”，评论家却感受到一股稳重感，他们因此赞美此诗曰：“语不多，却近古。”
以及，从这几笔寻常景色中，众人感受到韩愈身上的君子气度。他们如是评论：“苍者自高黄自浊，流俗随波君子独。”
在众人眼中，写作《条山苍》的韩愈是独的，一如写作《芍药歌》的韩愈也是独的。但这两种“独”可以说截然不同，前者的独是君子不群之独，后者则是傲气的、烂漫的孤独。
这两首诗均是韩愈平生最早期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看出，他似乎是个表面统一，实则很矛盾的人。这种割裂感几乎贯穿了韩愈的人生，以至于让人完全猜不透他。
众所周知，韩愈是一个儒生，更是一位君子。
这位君子的品行堪称为模范。他的一生，刻苦学习、操行坚正、性格豁达、不虚荣羡慕、不妄自菲薄、更不会轻视后起之秀，用《旧唐书》里的评论：韩愈“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但他果然就“拙于世务”，果真便温柔敦厚了吗？
关于韩愈，我们永远不能看合订本，因为但凡看合订本，你就会发现，他的诸多言行，很难自圆其说。
自古以来的儒家君子，都是敦厚柔和，从来不汲汲于富贵。但韩愈对于功名的追求，一向是自始至终的。
韩愈追求功名利禄，当然有不得已的原因。最开始时，他入长安将近一年，因为囊中羞涩，不得已以半路拦马的方式，求见当时的名将马燧。马燧与韩愈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饶是如此，韩愈仍“以故人稚弟”（注：韩愈的哥哥曾与马燧在一个部队）的身份求见。
马燧收留了韩愈，赐其食与衣，让韩愈与自己的儿子们共同居住。韩愈究竟在马家住了多久，早已无从考证，估计有四五年的样子。
马燧能供养韩愈，却没有能力使其青云直上。韩愈只有不停地考试，但怎奈时运不济，他的成绩并不理想。
万般无奈之下，他仍旧采取自荐的方式，譬如写自荐信、向权贵献上自己的文章，总之，疯狂地推销自己。得位之前，韩愈曾三撰《上宰相书》，二撰《上张仆射书》，信件中不乏献媚之词。
遥想当年，17岁的韩愈深恶痛绝那些“娇痴婢子”，这才过去多久，经历了些许社会的毒打，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追求功名显达，是自古以来士子的梦想，这也没有错。但韩愈作为文坛里道德与文化的标杆，即使是成名之后，也不知收敛，仍旧以用来传道的文章，谋求自己的私利。
韩愈写墓志铭等文章，收取的“润笔费”是十分可观的，他亦亲口承认道，自己曾经为国舅王用撰写碑文，王用的儿子为了表示感谢，赠送给他一匹带宝鞍的白马以及一条白玉带。
很多人对于韩愈“谀墓”的行为表达过批评，比如刘禹锡，他一方面肯定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韩愈“卖文”的行为作出了辛辣的讽刺。刘禹锡在给韩愈写的碑文中有云：“公鼎侯碑，志队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韩公您享有盛名，官位封侯，事迹应该记录在石碑上。现在果然被铭记在墓碑上了，一个字的价格，就足以载运金钱堆积成山了）
韩愈曾对自己追求功名利禄表达过辩解，但很显然，他并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
人生的暮年，韩愈曾经创作一首《示儿》，不同于陆放翁《示儿》诗中“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拳拳之心，韩愈版的《示儿》诗，充满了对富贵名利的追求，对浮华放浪的展现。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
宋代的苏轼是著名的“韩愈吹”，但读罢这首诗，连他也看不下去了，东坡尖锐地指出：“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
韩愈是一个儒生，但这个儒生竟然贬低过孔子。
曾经有个叫张生的书生，无意发现一篇周朝的石鼓文拓本，张生请求韩愈试作《石鼓歌》，韩愈欣然为之，但他却在《石鼓歌》中如此写道：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诗中的“陋儒”是何许人也？竟然是孔子。为了夸大石鼓文的优秀，韩愈甚至责怪孔子编写《诗经》唯独不收录此诗，韩愈以为，孔子的这一行为就好比摘取天上的星宿时，却偏偏遗漏了日月（羲代表日，娥代表月）。
老实说，诗人为了夸大自己，贬低前朝某位圣贤，类似的写作手法，在唐诗中是颇为常见的。因此，我们似乎不应该因为这两句诗歌而批评韩愈。
但还是那句话，考虑到韩愈一呼百应的江湖地位，他这样写作，有不得体的嫌疑。
韩愈身处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他以一个传统文人的身份登场，抑强藩、忤权贵、排佛老。他做的那些事，怎一个铁骨铮铮了得。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李纯派人远赴凤翔迎接佛骨（即有德高僧的骨灰），一时之间“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整个长安掀起信佛的狂潮。
当此之时，韩愈挺身而出，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皇帝不要信奉佛教。在上表中，他大义凌然地写道，如果佛祖果真灵验，要降下灾祸的话，“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看完他的奏章，宪宗皇帝大怒，最终下令将他逐出长安，远谪潮州。也就是在此时，韩愈写下大名鼎鼎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一个充满了浩然正气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后续的情节是，来到潮州的韩愈，战战兢兢又急不可耐地写了一篇《潮州刺史谢上表》。在这一篇奏章中，他首先摆正心态、承认“错误”；其次，大打感情牌，恳求皇帝饶恕自己。韩愈如是写道：“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假如说韩愈写这样的文字情有可原，毕竟，在封建年代，这是臣子与皇帝之间的默契。那么到了潮州之后，他作为一个旗帜鲜明批评过佛道的儒士，一下子便放弃了原则，与当地的高僧大颠和尚打成一片，又当怎么解释？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宋·周敦颐《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
后人也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之前未识高僧的他认识不到佛法的高深罢了。
韩愈自然有韩愈的苦衷与追求，但他自相矛盾的性格和行为，为后世留下无数的话柄。于是乎，赞美他的人，称其为慷慨陈词的君子；诋毁他的人（这类人并不少），讽刺其是充满心机的投机分子。
所以，韩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借用学者李劼的说法，韩愈是一个其智不高，其心也小，捍卫儒道有功，被世人力捧的妄人。
参考资料：
1，陈克明著：《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
2，强心怡：《从两<唐书·韩愈传>的比较看韩愈形象演变》
3，王莲华：《韩愈民间形象考论——以俗文学为中心》
4，李劼：《妄人韩退之》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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