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曾经学过，遵义会议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纠正了错误的王明路线，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全新领导层，革命形势由此越来越好。
那么，往后真的就没再受过王明的影响？毛主席真的一直掌握着最高领导权？很不幸，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在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就以极高的姿态回国，他一到延安就给了毛主席“下马威”，不久又召开会议把支持主席的干部都批了个遍。
做完这些，王明堂而皇之跑到武汉长江局拉起“大旗”，使延安的命令都传不出去，后来主席回忆这段时期用了一个词——“孤立”。
没错，那段时间主席真的被孤立了，高级将领中，大部分都态度暧昧或听从长江局命令。只有贺龙一个人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特别艰难啊。那，毛主席又是如何完成“翻盘”的呢？
王明在红军时期就去往了苏联，因为有米夫的支持，他一直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在莫斯科遥控着红军的走向。这种远离一线的人，脑里总是充斥着不切实际的想法，红军为此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他在国外那么远的地方，国内的人为什么还要听他的？这里主要涉及到共产国际。
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共产国际不单单是哪一个国家的组织，而是管理着全世界共产党的机构（不过很多时候共产国际与苏联是高度重叠的），各国的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国。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是需要共产国际承认甚至指派的，即便是自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共产国际不认可，那就不做数。唯一一次比较特殊的是遵义会议，因为电台损毁，中央红军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络，这才让毛主席重获领导权，天佑中华啊。
后来红四方面军张某在草地分兵时，仗着兵强马壮强行南下宣布“另立”，即便在四川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发展的想法，继续带领部队西进。不过从苏联回国的张浩给张某发了一封电报后，张某就灰溜溜地取消“另立”。
为何？就因为张浩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的革命要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共产国际一句话，能抵得过千军万马。
在搞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后，就不难理解王明的种种特殊待遇了。1936年的洛川会议，毛主席提出要“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没想到这再正常不过的发展路线，却引起了苏联的不快。
苏联当时东、西两线都面临战火，在其看来，中国国力不强，唯有完全一体才能拖住日本久点，如果国共两党有争端，可能会被日本逐个击破，到时远东就危险了。
苏联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没考虑过中共完全服从于国民党将来会怎么样，而毛主席关注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希望我党发展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两相冲突，苏联就决定让王明回国去搞跟国民党的“统一”。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陈云等人到达延安机场，毛主席亲自出席了欢迎仪式，没想到王明见到主席后就来了个“下马威”，他对主席说：大家太客气了，我们奉共产国际之命回来，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欢迎，也是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
这转换主客身份的话，明显就是要争夺领导权。很快，王明又召集干部开会，史称“十二月会议”，他非常不客气地在会上批人，完全否定洛川会议定下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跟主席走得近的人被批了个遍。
因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那些无端被批的人只能做检讨。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在没有跟众人讨论的情况下，拿出一份全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遵义会议上选举出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被踢出，同时又增补了他自己、康生、陈云。
王明的意思是以前的东西都不做数了，以后就是我说了算，还不用跟你们商量。王明跋扈到了这种程度！可怕的是，他如此嚣张，竟无人敢反对。
王明也知道，在延安他最多只能得到那些信奉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的配合，中层、基层的指战员肯定更服一路带领众人胜利的毛主席。于是“十二月会议”后不久，王明就跑去武汉主持长江局，发展自己的势力。
“十二月会议后，（延安）中央已名存实亡”，这是毛主席后来感慨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王明在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许多信息情报也只传递给长江局。
王明掌握大权后，开始配合苏联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众多干部都被蒙蔽，紧跟王明。唯有一位高级将领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那就是贺龙。
说起来，贺龙是十大元帅中最晚跟毛主席见面的，但他自己独立领导开辟过根据地，更能理解毛主席的三大方针，所以领军在外的他，听闻“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传达后，立即表明不满。
120师一些干部受到王明观点的影响，天真地以为让步就能换来和平，因此不敢扩大我党的抗日武装、不敢跟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斗争。
针对这些情况，贺龙严肃批评道：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只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随后贺龙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摩擦等恶劣行为，结果却让师里的一些干部害怕了。
他们担心贺龙的态度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让贺龙回延安“学习”。这些干部里最出名的是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表面上是针对贺龙，实际却还是为了跟随王明路线。
这“三王”可长期都是毛主席的追随者，连他们都如此，可想而知当时主席的处境。120师政委关向应得知“三王”的信寄出去后，感觉很不妥，立马赶到延安，与毛主席面谈。
主席严肃批评要把贺龙调出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高度评价“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这才暂时把120师安抚下去。但，事情的根源不在哪一支部队，而是在王明，主席意识到这样搞下去，军心会大乱，于是开始思考应对之策。
1938年2月7日，王明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再次鼓吹“七个统一”，完全将自己当成国民党的附庸。毛主席一面让任弼时去苏联陈说形势，一面设法阻止王明再去武汉。
会议的最后一天，政治局进行表决，反对王明去武汉的只有毛主席、康生、张闻天三人，支持王明的则有周总理、项英、博古、陈云以及王明自己，少数服从多数，王明还是趾高气扬地去往了武汉。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王明，主要在于三个原因，一是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响，这在当年几乎是无解的存在；二是王明在武汉也搞出了一点成绩，他跟很多国民党高官打得火热，让我党多了很多被报道的机会；
三是许多人眼光看得没有毛主席远，早在洛川会议上，周总理、彭老总、林总等人一开始都不支持再打游击战的，想通过运动战来提高我军的威望和地位，是毛主席一个一个说服了他们。
毛主席看的是实，唯有我们独立自主发展根据地，那革命才可能会胜利，就是这个过程要苦很多。而大部分人看的是名，以为名提升了，国民党会给些实质好处，当下就会过得轻松一点，殊不知这是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
恰好王明善于交际，在诸多场合提升了共产党的名，也得到一些国民党的援助，因此这些人就更喜欢王明。毛主席，在大多时候都是孤独的啊。
说来也有意思，王明能上台靠的是共产国际，毛主席翻盘也多亏了共产国际。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时，王明的靠山米夫已经倒台，继任的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敌，连带着对王明也没好感。
所以季米特洛夫听完任弼时的汇报后，当即给出正确的意见。任弼时因为工作问题，暂时要留在苏联，就改由王稼祥回去传达指示。
1938年7月，延安的干部们都听到了这段话“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支持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其他人就不要争夺领导权了”。
在同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戏再也唱不下去，主席倒没有一直针对他，反而先是帮那些被王明打击过的人平反，随后又公平对待每一个山头，直言无论之前做过什么、支持过什么路线，只要承认错误既往不咎，革命才开始真正往好的方向走。
如果按照王明的做法，抗战胜利后，只要国民党一翻脸，我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四一二”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主席说得好：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才是真理。
也难怪周总理后来感叹：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正确，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