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历史,涌现出了众多王朝,其中有一统天下的大秦,开疆扩土的两汉,盛极一时的李唐,老夫却独爱宋朝。
原因无它,因为宋朝的皇帝、统治,对文人士大夫足够好。而一个朝代,只要它对文人好,这个朝代就不会坏到哪儿?
翻开中国历史的浩瀚书篇,人们会看到,在北宋的160余年间,竟没有一个士大夫因为触犯朝廷而被诛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这与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有关。宋太祖赵匡胤的著名言论“宰相须用读书人”不用多说,他给赵氏后代的指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把诛戮士大夫看作是违背天意,甚至要以天意的名义,来惩罚赵氏自己之成员,这样的声音,在中华大地上,真是洪钟巨响。它在宋代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宋太祖本人却是一个赳赳武夫,人称“一根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例如: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运动中,由于触犯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引起龙颜不悦,被放到饶州做地方官。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秘书丞余靖,也是欧阳修的好友,上书,请仁宗皇帝“追改前命”——因为皇帝的诏命是错误的;另一位太子中允尹洙,竟向仁宗皇帝表明:自己属于范仲淹一党,“愿从降绌”(愿意随从范仲淹一起被降职)。欧阳修作为范仲淹改革的支持者,本来就坚决站在范氏一边,当他看到左司谏高若讷,颠倒黑白地宣称将范仲淹贬黜为正确之举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讽刺他“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被贬向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做县令。
就在范仲淹与支持他的同僚们纷纷被贬斥时,有一位名叫石介(字守道)的文人写下了一首震动一时的《庆历圣德诗》,热烈赞扬范仲淹、欧阳修等等主持正义、坚持改革的士大夫,他这一支持正气的声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苏轼的《范文正公文集》序一篇文章,就生动地传达了这一消息:
苏轼我还是孩童时,进入乡校读书。有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拿着鲁地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我的老师看。我从旁边窥视,就能诵读通晓其中词句。我问老师文中所赞颂的十一人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小孩子知道这些干啥?”我说,“若他们是天人,我就不敢知道了;如果他们也是普通人,我怎么不可以知道呢!”先生对我的话感到奇特,就把实情都告诉了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人,是人中豪杰啊”。当时我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先生的话,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了。
请看,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政治斗争中虽然处于不利境地,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传遍了全国,就连远在西南的小小儿童苏轼都知道了他们的大名。政治上失败了的范仲淹们的名气更大,成为了国人的榜样,成为了人们交口称赞的明星人物。而这种情况,不正说明皇帝用人不当,皇帝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贬谪,是错误的吗?这对于仁宗皇帝的威信,不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吗?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仁宗皇帝对于他所放逐的大臣名满全国的情况,竟未怀任何戒心,更未加以任何迫害。而且不久以后,还是重用了他们。
试想,在一个专制的国度,皇帝任凭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们的威望升高,誉满全国,这需要何等的情怀与心胸啊!无怪乎史家给他“仁宗”之谥。可以肯定地说,在两千余年的中国专制王朝里,没有哪个朝廷,可以与宋朝的言论自由方面相比;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在宽容大臣言论与广纳奇才方面,可以与宋仁宗相提并论,“为人君,止于仁”。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宋仁宗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由此可以说,仁宗的宽容不但未减杀他的威信,反而给他加了分。人们如丧考妣般地怀念他,决非偶然。
可以得出结论:
宋代文化的辉煌灿烂,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文人群体。在自由发表意见方面有了较前广阔的空间,更可贵的是,统治者承诺、坚持了不杀大臣和言事人这一方针(南宋杀岳飞和陈东,晚节未保,但毕竟是个别事件),这才使人才辈出,文化巨人一代接一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如果宋政权翻云覆雨,诺而不允,那么,蔚为大观的文化高峰景象就只能是黄粱一梦了。文采的绚烂是与诚信的坚守同时并进的。而这种诚信的坚持孕育了几十年之久时,才终于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这样以天下为己任、敢说敢言的文化巨人来的。
宋代文化之核心,是以诚信待人,以宽容对待不同意见,因而,无论行文,还是做事,都出现大批磊落大方、不搞阴谋诡计之士。有此诚信之风,才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平易多采的魅力。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若任不讲诚信的风气畅行无阻,那些机巧之人,善走捷径之辈,定有大展身手的机会,至于浊浪滔天,波及整个民族,其结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