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军权方面，张国焘不仅掌握了相当大比例的军权，而且还把麾下的人安排进了军委之中。
然而，仅有大部分军权，没有最高LD权力张国焘自然不甘心，为此在芦花会议结束后，按照中央部署应该火速北上进军陕甘地区，红一方面军迟迟不肯北上，红军总部原先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在张国焘的拖延下夭折。
这个时候红军的处境极其危险，蒋介石分别从南、北、东三个方向不断向红军所在地压缩，眼见包围圈越来越紧，朱老总赶紧制定了第二套进军方略《夏洮战役计划》，其目的主要还是通过草地，北上陕甘宁地区。
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档口，张国焘再次提出利用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时间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
说是检讨全盘工作，实际上真实目的双方都不言自明。
在这种形势之下，红军总部又不得不在毛尔盖南边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
其实，在芦花会议上，红军内部的氛围就很紧张了，高层的矛盾基本半公开化，除了底层的军官不知道，中层军官或多或少都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而到了沙窝会议召开之际，两军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当时的沙窝会议召开时的场面有多紧张呢？
据张国焘多年以后回忆，沙窝会议尚未开始，由于开会地点在红四方面军的地盘，红军总部为以防不测，抽调中央纵队司令部的人负责站岗，站岗的警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使用的也是有别于红四方面军的特殊口令，宛如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沙窝会议召开时，此时的张国焘要的可不是军权了，而是红军总部最高领导权力。为此，在会议中，张国焘率先发难地提出，红一方面军自中央苏区撤出后，为什么一路会损兵折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犯了路线主义的错误。
要知道，在遵义会议上全体参会人员也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归结于军事指挥问题层面，不敢把问题触及到路线主义这条红线上来。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一旦此时提出路线主义出了问题，无异于否定zhongyang，就相当于否定了zhongyang的权威，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zhongyang就必须得换人。当时的红军首要的问题是生存下去，而不是彼此之间相互斗争。
显然，张国焘作为政治老手也十分清楚这条游戏规则，所以，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态度鲜明地要红军总部承认路线出了问题这条红线，只要承认触碰到了这条红线，张国焘自然就能堂而皇之地推翻总部，自己坐上总部的头号交椅，毕竟，以张国焘当时兵强马壮的态势，除此以外还有谁能担此“大任”？可见张国焘的第二步心机之深沉
对于张国焘的小伎俩，伟人等人自然看得无比透彻，因此，在会议上，伟人始终语气缓和，始终强调红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其余众人也始终与在伟人的这个主旋律上保持着同一个频道。
张国焘见此计不成，于是退而求其次地提出第三个办法，要选派九名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
这一招就很厉害了。如果张国焘此计得逞，那么一旦九名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政治局，那就相当于他攫取了最高LD权。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才只有8个人，张国焘此举用意在场所有人没有不心知肚明的。
但倘若不答应张国焘的要求，红军F裂势必无法避免不说，而且以张国焘军阀式作风，能不能安全离开他的驻地都不好说。
鉴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伟人于是巧妙地回应道：
“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干部来中央工作没问题，但部分同志只能去中央其它机构工作。
最后经过来回博弈，会议最终通过让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进入政治局，李先念、傅钟、何畏进入政治局候补名单。
对于这个结果，张国焘是自然不满意的，但为了安抚他，红军总部最后经过商议，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这样一来，才算勉强稳住了张国焘。
至此，红军的左路军和右路军开始北上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国焘率领的部队到了阿坝后就停下不走了，尽管中央一再催促可最后张国焘还是毅然决然地背离了革命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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