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先后在南方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香港当时隶属于南海郡番禹县，自此，香港正式在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直到清朝时期，国家腐败落后，民族毫无斗志，成为像个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也是香港屈辱史的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失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撒切尔夫人曾多次在各种公共场合笃定地说道：
“英国从来没有、也不会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我们把香港人民也当成自己的人民，任何经济发展都是在位香港人民谋取福利！”
所以当时的西方媒体以及政客，一致认为英国并没有在香港获取任何利益，非但如此，还想保卫自己领土一样保护着香港。
1995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首相上台，他坦言道：“英国在香港的投资在900—1000亿英镑左右，确实从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套发言完全打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脸。
依据梅杰首相的说法，外交部原副部长周南先生特意算了一笔账，英国每年都会从香港拿走一千多亿人民币。
他还在自己的回忆录《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详细揭开英国人丑恶的嘴脸。
周南回忆录
周南先生的回忆录披露，自1982年开始，中国与英国对香港回归问题展开了正式谈判，一直谈了两年，直到1984年的9月，中英双方才达成了协议。
周南回忆道：“英国就没打算归还香港，不是扯这个问题，就是提那个要求，他们想证明什么呢？无非想告诉全世界香港只有在英国政府的管理下才能繁荣，没了他们香港经济就会一蹶不振。”
自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外都迎来和平发展的趋势，香港作为东亚地区最优质的港湾之一，当然汇聚了所有商人的目光。
而且香港除了地区优势以外，四周的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它的繁荣，因此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
当时香港人口从抗战期间的65万激增至160万，这些涌入的难民只能充当最底层的劳动力，甘愿听从指挥、任其剥削，只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从来没有权利的概念。
曾经的首富李嘉诚就是在二战中跟随父母逃难至香港的。
在抗战爆发初期，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香港工业火速扩张。不少广东企业涌入香港投资建厂，打下香港的工业基础。
投资者有了、人才有了、廉价劳动力也有了，这种环境想不创造财富都难。而且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大量涌入，香港内部产生了良性竞争的局面。
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恒生银行何善衡、爱国企业家霍英东等好多企业家试图击垮英国资本家的垄断。
在此刺激下，英国资本家重新重视香港的发展。在这种良性循环下，香港的区经济愈发繁荣，成为亚太的金融中心。
成为战后“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无疑变成了英国政府的提款机。
同时香港又是亚洲的服务、航运中心，这种地理优势和经济规模，英国政府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手？
这在英国看来，香港日益发达的经济并不取决于这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全是凭借着他们的管理和投资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
但自从鸦片战争结束后，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正逢清廷内忧外患，许多富豪都跑来租界避难，汇丰就成为他们存钱的必要选项。
就连清廷没钱时，也是通过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款，使其从中国卷走大部分财富。
怡和集团最先做着鸦片生意，转而向内地开设铁路和船厂等实业，后来也开始向清政府放贷，大力敛财。
最可气的是太古集团，给中国百姓营造了一种出洋赚钱的景象，看似实在向外输送劳动力，其实就是拐骗中国百姓出海劳作，和贩卖人口没什么区别。
所以知道现在劳工贸易还被戏称为“卖猪仔”。
这三个英资财团不断地剥削劳动人民，可以这么说，他们一直都是协助英国政府敛财的罪魁祸首。直到今天，这些企业仍旧存在。
众所周知，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最大的区别就是，农耕文明会羡慕你的财富，并努力达到你的高度；而海洋文明只有两个字：掠夺。
纵观东西方文化和历史发展，不难看出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血腥的资本积累也展开了帷幕。
他们四处掠夺和殖民，仿佛寄生虫一般贪婪地汲取宿主的养分，北美印第安人流失的真金白银以及非洲的黑奴贸易都证明了这一点。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其实也是海洋文化，由此可见其掠夺成性的本质。
顺带一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超过一千万件，很多已无法追回。
其中3000余件文物通过香港走私，我国花费巨大精力，与英国政府协商，于1996年成功追回了这些文物。
英国自然也是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的手段无非就是建立殖民地、压迫当地的人民，并推行出“光彩炫目”的各种福利措施，以此削减当地人民内心的反抗欲望。
然后被西方文化渐渐侵蚀，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人家的二等公民。
面对金钱的诱惑，英国当然不可能想要放弃香港这块肥肉，可是香港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如今清政府早已泯灭，新中国无论经济还是实力都在不断成长，英国想要霸占香港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周南先生回忆道：“当时陈毅元帅说过，英国不想归还香港，我们都不用出动正规军，广东省公安部队和警察就足够让他们喝一壶了。
不过这种方式对中英两国的关系并不友好，既然一国两制的政策已经提出了，放桌子上好好谈吧。”
英国的目的也很简单，他们放不下这块肥肉，可如果真的和中国开打，且不看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国际舆论问题，单单是军费支出，就是一笔不少的费用。
香港距离英国那么远，在别人家门口打仗，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更何况英国政府本就是为了赚钱，因为要赚钱反而要大笔大笔的花钱，这显然很矛盾。
就在这种局势下，撒切尔夫人看到无法逆转乾坤，就做出了刚刚那句发言，说英国并未从香港谋取任何利益，都是在为香港人民谋取福利。
这就很搞笑了，如果真的没有油水，谁会跨越半个地球把摊子支在人家的家门口？
经过二十二轮唇枪舌剑地谈判，中英两国终于1984年12月签署协议。
英国方面在得到一国两制的保证、英国商人于香港的财富保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等保证后，终于答应归还香港。
冠冕堂皇的强盗思维
按照这种算法，香港所能带来的利益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可这些钱都流向哪儿了呢？不是说为了香港人民吗？很明显，这些都是西方维京海盗似的思维和谎言。
表面上英国的港英政府给民众一种平等、富裕的假象，但从来香港人民就没有和英国公民一样的权力，香港的制度也没有达到英国所许诺的人人平等。
自1842年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开始，一直到1997年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卸任为止。
这百年中，担任地区领导人的角色里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任香港总督是通过香港人民的选举诞生的。
最令人吃惊且气愤的是，他们所有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当中，从未写过要对香港民众负责，只是首先保证在港英国人的利益，和商人的安全。
所以从一开始，歧视香港人民就被刻在了所有在港英国人的心里。
就连1843年港英政府在法律中也明文规定，为了保证香港居民的利益，减少“盗贼”带来的恶劣影响，华人禁止夜间出行，如果必要，则必须手持灯笼，以便警察识别身份。
这种带着歧视味道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律，一直到了1897年才被废除，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可法律终归是法律，远远没有现实生活中见到那样令人心寒。
如果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侮辱，那么港英政府在这方面做得的确“尽善尽美”。
港英政府的法律上还有规定，华人不能于英国人公用一切公共设施，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华人仍旧不能进入外国人的家庭。
无论是做客还是什么，以及大部分娱乐会所也禁止华人入内。
在那个时候，西方的强盗逻辑开始向中华民族的文化进行入侵。
他们打断了男人的脊梁，为了生活，男人不得不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或是抱上白人的大腿，心甘情愿成为他们的走狗，迫害自己的同胞。
他们又消除了女人的廉耻心，让许多迫于生活的年轻女性自愿成为白人的万物，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甚至还会“聘用”未成年做工，美其名曰社会福利和政府援助。
在这种环境下，香港诞生了许多混血儿，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来没见过、或仅仅见过几次自己的父亲，后来都被狠心抛弃，完全不被父亲所承认。
香港著名演员黄秋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在他年幼重病时，父亲从未照看过他，也没有出国一分钱。
不仅如此，港英政府的贪婪早就闻名国际社会，他们不仅自己贪，还放纵自己的手下各种敛财，丝毫不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不管是由刘德华主演影视作品《雷洛传》，还是陈奕迅主演的《金钱帝国》，讲述的都是那个盛行贪污的时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很快沁入骨髓，为香港的黑社会团体提供了信仰和力量。如同美国纽约被称为“罪恶之城”一样。
在杜叶·锡恩的书中，她称香港为“罪恶的天堂”，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香港的印象：富有，新潮，但犯罪率极高。
杜叶曾经这样描述她1951年来到香港时看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露宿街头，四处都是纸板搭成的棚子，连贫民窟都算不上。
数以万计的本地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跟别说医疗服务。”
1966年愤怒不满的杜叶女士于回到伦敦拜谒议员，想要为香港人民争取一些民主。
可她却被议员们质疑：“您是英国人，为何要替中国人发声？”
看到杜叶女士仍旧不依不挠，议员只好搪塞道：“1997年香港的租期就要结束，我们没被要也没时间实行这些改革。”
直到1982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才对华人有了些许改善，可所谓的“民主”也是在1992年才实施下来。为的并不是替港人谋福利，而是给我党找麻烦。
在这种思想入侵下，很多年轻的香港青年深受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尚不完备，丝毫不能看透西方政客的阴谋诡计，很多都成为他人的枪手，对着自己的祖国各种输出。
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有，可谓是用心险恶。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今各种平台上都暗藏了所谓的公知，无所不在地向不明情况的老百姓发出暗箭、煽风点火，想要炮制和香港一样的局面，制造焦虑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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