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经问大臣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大家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仍可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
房玄龄他们说得不错。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也是数得着的伟大帝王。他仁爱亲民、朴素节俭、对腐败贪污深恶痛绝，锐意进取开拓新局面。其勤政图治、夙夜匪懈的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隋文帝不仅临朝听政要忙到日落西山，而且经常把文件带回住处半夜批阅。在历史上，皇帝并非每日都上朝，比如清朝皇帝，差不多十日一朝。但隋文帝竟做到了“每旦临朝，日侧不倦”。
对此，李世民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因为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伤身劳神，也未必每一事均切中要领。同时，群臣既然已知晓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建议，所以隋朝到了第二代就灭亡了。
李世民的思维方式的确有独到之处。他没有从隋文帝的美德出发，而是从隋朝“二代而亡”的事实出发，来考虑问题。虽然隋朝灭亡的主要责任在于隋炀帝，但隋文帝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和中国历史上很多雄才大略的帝王一样，隋文帝也是只允许自己从别人手里夺得天下，但不允许别人效仿自己。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时时处处提防着群臣，就像怀疑邻居偷了自己斧头一般，看着谁都像是要造反的样子。为此，他经常暗中派人到地方上调查官员的吏治得失，并且采用了“钓鱼执法”的方式，暗设圈套，引诱官吏犯罪然后予以严惩，无所宽贷。
到了他晚年，他更是对人猜忌，“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危险一时似乎是解除了，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才可以使用了。同时，他又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废除掉了为人正直宽厚却有奢侈等毛病的长太子杨勇，立了善于伪装、奸诈善变、沉溺酒色的杨广为太子。因此，从得人、用人、待人方面论，隋文帝的格局比不过李世民。
李世民批评了隋文帝，汲取了他的教训，两人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泾渭分明的。文帝凡事亲力亲为，对于地方政府的具体事情也常常插手；太宗则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各司其职，而最后的决策权、赏罚权则在朝廷，颇似我们今天的民主集中制。文帝一人主意在前，群臣没有敢提出异议者；太宗则明令各司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李世民虚怀纳谏的例子，已经属于常识，勿需赘言。
从隋文帝与唐太宗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比如，领导者和团队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重要。没有信任，就没有理解，就没有高度的团结一致。常言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本质上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信任人，天下到处是可用之人；不信任人，则天下无可用之人。
比如，要发挥上级和下级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上级和下级各有自己的职责定位，缺一不可。上级要善于分权给下级，给下级以创造的空间。这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超脱一些，更好地集中精力来思考关系全局的重要事情。另一方面，给权力也就是给责任，可以更好地督促下级做好工作。分权也并不是大撒把，而是要把分散和集中结合起来，有所为有所不为，大事要事管住、小事琐事放开。
再比如，领导者要注意集思广益的问题。一般说来，领导者由于站位较高，信息较多，经验丰富，因而往往在视野上更开阔，谋划上更胜一筹。但正如唐太宗所说的，天下是如此之大，为政者再聪明，也不敢保证每件事都是内行，每个决策都能切中要领，因此必须善于集中众人智慧。重要的是，通过虚心纳谏、民主决策的过程，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如果像隋文帝那样，自己的主意先放在前头，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天长日久，众人的积极性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磨掉了。
这其中，有方法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胸襟问题。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来源：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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