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1949年10月23日创刊号
《羊城晚报》1957年10月1日创刊号
2012年，杨奇获得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1957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筹办晚报。著名报人杨奇谈《羊城晚报》创刊故事——
他，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报人职业生涯中，曾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持过七份报纸，穿梭粤港，致力于党的新闻与统战工作；他历经《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创刊、发展的那些峥嵘岁月，做出了奠基性、探索性的巨大贡献。他，就是粤港著名报人——杨奇先生。
作为《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的主要创办者与主持者，杨奇先生为岭南报业留下了诸多珍贵史料。在《羊城晚报》创刊65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呈现2015年4月采访杨奇先生的口述实录。
谈《南方日报》创刊
引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百万雄师继续挥兵南下，追歼国民党败军残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据杨奇先生生前受访回忆，“同年9月中旬，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一俟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刊，把全体干部职工（从香港）送到广州，尽快创办《南方日报》”。从10月18日“南下干部”曾彦修等人进入广州，到10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长、东江纵队秘书长、《华商报》负责人饶彰风和时任《华商报》代总编辑杨奇来到广州，再到10月23日《南方日报》面世，为何短短几天内，这份中共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就能在广州创刊成功？
杨奇：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创刊。为何（我们到穗）短短几天就能创刊成功？因为首先，（当时挂帅编辑部的）曾彦修，早已把创刊需有的《广州市军管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通告准备就绪，编于版面上；更重要的是，他10月21日已写成《新的中国·新的广东——本报发刊词》。我21日晚上归来，也获悉前来《南方日报》工作的同仁明天就会全到，包括原《华商报》的杜埃、华嘉、姚黎民和老编辑潘朗等，这些都是老新闻人了；几位很能干的记者司徒坚、成幼殊等21号也悉至。经营管理方面，洪文开和财务、发行、广告、总务各科室干部也陆续到达，所以我认为创刊后的发行和广告工作也能开展。
最大问题在排拼版和印刷，如何顺利出版？《南方日报》的首个社址在光复路，在原《中央日报》办报楼。《中央日报》停刊后，（国民党已命人）把排字房的铜模机器搬到天字码头，准备运往海南岛，（此事）没来得及，因解放军14日晚上就进城了。我们的接管委一进来，就请工人把码头的机器全部搬回。所以我一进这个楼，就找排字工人谈话，问他们23日出报行不行？他们答应得很爽快，说社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出两大张没问题！这下放心了，接下来就是找印刷机。因为此前《中央日报》才印800份，用的是平版印刷机，《南方日报》要发行20多万份，一定要用卷筒印刷机。最后我们委托了同一条街上的民营报纸《越华报》代印。
之所以能三天出报，就是因为有曾彦修写好的创刊社论，有排字工人的就位，有编辑记者、经营管理同事的抵达，所以能马上投入正常工作。
谈《羊城晚报》创刊初期的故事
引语：《羊城晚报》是我国第一张社会主义大型晚报，它的诞生掀开了中国报业史新的一页。1957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筹办晚报。8月中旬，省委意见传达：《羊城晚报》必须在当年10月1日创刊。时任南方日报副社长的杨奇受命参与创办羊城晚报，开始时任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创刊前，他们做了六期试刊。
杨奇：我们要经过六期试刊，确定版面，而且内容跟日报不可重复。（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不要办成《南方日报》第二，第二就不要办了，所以我们要和《南方日报》不同。
当时我还做了个标准流程表，何时发稿给排字房，排字房何时拼好副刊、头版，何时开印——这就是实地练兵，为了看能否在下午两点半印出《羊城晚报》（我当时设定的截稿时间是中午12点半）。日报还有白天可以缓冲，我们晚报从早开始，环环紧扣，十分紧张。
最紧张的一次考验是最后一次试刊。听广播，气象台透露第二天有10-11级台风登陆宝安，我们早上就决定把此作为当天头条。我们带着四个记者，逐个打电话到各相关市县的“海陆空”有关机构采访，当时没有手机，都是通过（固定）电话。记者记录各方新闻，马上综合整理发到排字房，这样的工作没有试过，所以非常紧张，终于当天报纸印出来，比我原定的标准时间晚了10分钟（笑）。
除了试版，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发行。当时整个社会，包括广州市，根本没有发行过“晚报”。邮局表示只能第二天与“日报”一起送达——这个谈不拢；发行数量更谈不拢，我提的数目比较高，邮局则表示最多只能（一天送）5万份，他们也不同意增加零售点。而如果不零售，这个报纸就没有办法（发展）。与邮局协商未果，我说，那我们自办发行。
报社一方面委托各大单位的《南方日报》推广站代为收订和零售晚报，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全市的报贩扩充人手，设点零售和沿途叫卖。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了个办法，买了50部自行车（那时候买50部自行车也很不容易），临时雇请了一批青年，请他们沿街叫卖。一时间，“晚报，晚报，《羊城晚报》创刊出版了”的喊声响遍广州大街小巷。（创刊当天的《羊城晚报》实际发售8.4万份。）
发行两个多月后，邮局“告状”说违反“邮发合一”的规定。上面协调下来，次年1月份开始归邮局发行，这时我们发行已突破11万份，大大超过了5万份的规定。
从创刊到当时的三个月，报社的发行方面的各种突破，也属《羊城晚报》的创举。
谈陶铸与《羊城晚报》
引语：据当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匡回忆，当时陶铸对办晚报早有考虑。大约在1957年上半年，陶铸曾一口气讲出了办晚报的思路。他说，晚报的对象就是广大市民。陶铸在晚报创刊初期还经常给予指示。他在乘火车赴京公干的往返途中，沿线经铁路的各大站，都会在报摊上找《羊城晚报》阅读，不时提出要求或批评。
杨奇：陶铸与《羊城晚报》的关系很深，没有陶铸就没有《羊城晚报》。他作为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能够主张办那么一个晚报，能够有那样的办报思路，很难得。他在创刊筹备期间说过的一些话，都不是别人敢说，也不是别人说过的。
他说，社会主义报纸能不能多种多样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他说，晚上回到家里，看看晚报，总比打扑克好。他还说，写文章也可以教育人民，也可以多种多样，文章写得风趣一点。以至于后来他说到副刊，要“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这一切都构成他的办报思想，这样一种思想解放，在当年很不容易。
可以说，陶铸对《羊城晚报》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十分关怀。我举例来说，首先是他自己订了一份《羊城晚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谁喜欢看、谁订，这样才能说明这个报纸是真的受人喜爱。
还有，他看到（我们这）三家报纸，报道省委市委的负责人下去巡视工作开展工作的新闻稿，都说是某某同志作了重要指示，陶铸就此两次表示，省委市委的领导同志对工作的讲话，在没有通过党委讨论作出书面指示之前，只能说是“讲话”，很重要的是“重要讲话”，一般的就是“讲话”。《羊城晚报》率先按他这个意见来报道。他不光在办报方针上提意见，对新闻报道也能这样提意见，非常难得。
个人简历
1922年出生，广东中山人。
194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此后他服务于新闻出版界50余年，是一位穿梭粤港两地、具有多种办报实践的著名报人，先后执掌过7家报社。
1945年第二度赴港工作，创办《正报》，任社长；1947年转往《华商报》，历任该报总经理、代总编辑，参与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副社长。
1957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任副总编辑，后转为总编辑。全面主持《羊城晚报》从创办之初至“文革”停刊前9年间的各项工作。
1973年任中共肇庆地委宣传部部长。
1974年-1978年，先后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
1978年第三度赴港工作，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长。
1988年接任《大公报》社长，为香港的平稳回归做出卓越贡献。
1992年离休，回到广州。
2021年10月1日在广州逝世。
执行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岭南老报人口述历史课题组
采访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资料整理、撰文
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羊城晚报社史》《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杨奇》，图片来自羊城晚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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