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这个问题无论什么朝代都是关乎国运的。我们读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前后左右不是一个或几十个人，而是一个阶层。如何这个人腐败，他所在的整个阶层都是腐败的。贪腐是国运里面的“邪”，国运就是“正邪之较量”。正胜利了，国家就会强盛；邪胜利了，国家就会衰落。
“国运”这个词，常常是在与人探讨历史兴衰时提到。我们谈起国运，不外乎从三个方面：一说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二说国家发展的定数；三说国家发展的或上升、或平稳、或下降的规律性描述。一为客观，二为主观，三为主客观皆有，相对到位。太主观，容易落入历史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维定势。从历史实践上看似是正确的，但对现实以及对未来没有任何操作价值。
主客观合一的思维，才是符合对未来发展的理性判断。这种趋势性的描述，恰是通过“万事万物的生命周期”来推导出“国家生命周期”。历史学界秦晖教授曾提出的最有名的“黄宗羲定律”，这只是构成国运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国运定律。另外，我们常说的“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朋党定律”、“权大欺主定律”，这些也都不是国运定律，而是权力定律。
真正称得上影响国运定律的常常只有两个：
其一，杜牧《阿旁宫赋》有云：“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说，灭亡六国的，不是秦国，而是六国自己。族灭秦王朝的，不是天下的人，而是秦国自己。假如六国各自爱护自己的人民，就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来抵抗秦国。假如秦王朝又爱护六国的人民，那就顺次传到三世还可以传到万世做皇帝，谁能够族灭它呢？秦人还没工夫哀悼自己，可是后人哀悼他；如果后人哀悼他却不把他作为镜子来吸取教训，也只会使更后的人又来哀悼这后人。中国人爱读历史，却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这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二，孟子有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君子的流风余韵，传了五代便断绝了；小人的流风余韵，传了五代也断绝了。“富不过三代”即来源于此；另外还有“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到底决定国运的是什么？国运这个问题可以有这样几个视角：首先从天的角度，一切皆茫茫自有天数。第二从道德的角度，凡仁德立基，以正立朝的皆是长命王朝，反之，皆不是。第三从皇权角度，一个家族无法确保代代子孙贤能明正，几乎不可能，能有三代就相当优秀了，能有七代的好像只有汉王朝。
所谓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无法确保代代优秀统治。美国、欧洲都有这样的实例。这些都是由国运定律所制约的。所以，一切制度下的国运都会受两个层面的影响：即茫茫天数和道德教化。二者互为体用，一旦丧德缺德，任何制度都会有妖魔鬼怪出现，国运衰败；一旦正德积德化德，任何制度都会圣贤辈出，国运昌隆。
我们常说的命运、家运、国运的密码，恰恰藏在《大学》的“三纲领”里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乃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又是至善秩序，这就是我们常常的“茫茫天数”；“明明德”和“亲民”乃是道德教化秩序，道德教化秩序就是社会秩序和人事秩序。
人事和社会秩序就要效法宇宙秩序，懂得止于至善。只要这样，我们的命运家运和国运才会更加平衡，运行得才会更加久远。同时，我们中国人的君子之道和贵族精神也藏在这里，值得我们好好参悟。
历史上立国、立朝、立基最恶劣的最不正的王朝就是晋朝。让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司马懿智商那么高，而他的子孙不是傻子就是变态？这就是茫茫天数和道德教化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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