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看过《红岩》的朋友对“重庆渣滓洞”都不陌生，在这里曾关押过无数我党的革命烈士。敌人们妄图施加淫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白色恐怖只会激起更高的反抗浪潮！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随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清查特务的工作。很快，一大批潜藏特务落网。可是却始终没有发现杀害杨虎城、罗世文等革命烈士的凶手—杨进兴。
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一定要得到人民的公正公平的审判，但杨进兴究竟躲到哪儿去了？是否还在进行地下活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心狠手辣，迫害革命志士
杨进兴，生于1917年。要说起他的早年行径，真可谓罄竹难书！他1940年参加军统，1941年前往重庆担任军统看守所看守，1944年当上戴笠的副官。但1946年随着戴笠飞机的失事，杨进兴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之后便被调往白公馆看守所做了看守员。
而老主子死后，杨进兴更急于立功。他残暴成性，在狱中大肆屠杀革命者，很快提升为看守所所长。《红岩》中所描写的许多毒辣手段，都是他发明并实施的。
当然了，这其中最让人“记忆犹深”的自然是：他一手炮制了抗日名将杨虎城一家，还有最小烈士小萝卜头一家的惨案。
就在重庆解放前夕，杨进兴仍不悔改，他奉周养浩之令，将艾仲伦、黄细亚等32人杀害。12时许，听到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后，他才爬上车，急匆匆往成都方向逃去。
毫不夸张地说，杨进兴的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罪大恶极。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把抓获此人作为重大案件立案侦查，并报告中央，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追捕。
人口普查查出可疑人物
公安人员首先赶到杨进兴的浙江老家，但随后查明他根本没回老家。之后，我方通过对杨进兴的上司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问询才得知杨进兴被安排去打游击，在解放前夕，徐远举给他布置打游击任务的。
同时还交给他165块银元，一些伪证件和联络方式。随后，杨进兴又向川北方向逃窜，他带领的小分队共有18人，配带有各种武器。这意味着杨进兴属于极度危险人物，若不尽快抓获归案，他将会给人民财产造成重大灾难！
随后，我方粉碎了杨进兴团伙的几次叛乱。但杨进兴本人却一直未曾露面，案件一直没有进展。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1953年8月，当时正在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一普查办公室却反映上来一条重要线索：当地查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叫杨大发，此人自称祖籍广安，可广安警方却查无此人。
是不是杨进兴改名杨大发呢？案件追查组的人员立即行动，前往南充县以普查人口身份为由进行侦查。
显露马脚，侦查人员进退两难
很快，侦查人员便发现几处可疑现象：可疑点之一：村民滕明忠反映，1950年正月初五，杨大发约他一块儿上华莹山，但途中杨进兴突然变卦，一个人找借口鬼鬼祟祟上了山。
正月二十日，杨大发又约滕去买东西，在住客店时发现身上没钱，一行人打算用货物抵钱，但老板不答应。杨愤怒地说：“若不是现在解放，我叫你生意做不成”。
可疑点之二：村民汪大才回忆，1952年，杨大发夫妇曾发生争吵，他媳妇戳他背问：“现在到处抓特务，有本事去乡上坦白吗？”杨立刻哑口无言。汪大才后来还看见杨大发曾拿过贵金属去换了钱。
还有村民反映，他看见过杨大发穿过黄呢子衣服，还戴一只手表。可以说，杨大发极大可能是杨进兴，但侦察人员仍不敢肯定。
照片辨认嫌疑犯
正当大家无可奈何时，有人向公安人员献计：可以照一张杨大发的照片，让被关押的国民党战俘一认不就得到证明？侦察人员不由拍手叫好。而杨大发在村中也爱表现，此时竟然已是村中的互助组长。
于是，侦察人员扮成报社记者，带上照像机，给当时正在劳动的杨大发照了个像，还为他夫妇二人照了个合影。照片冲洗出来后，马上发到重庆石板坡看守所，让徐远举、周养浩去认照片中的人，他们反复看了多次，几人肯定道：“他就是杨进兴！”
侦察人员在确定后兴奋极了，却一点不敢大意，他们知道杨进兴手中有枪，不敢冒然去抓人。不久后的一天，当地干部安排杨进兴将几把椅子送到区公所，杨进兴去了区公所，扮成区干部的公安人员搬板凳给他坐，又递上茶给他喝，他正喝茶时，几个公安人员走到他身后，猛地将板凳一掀，将杨进兴摔了个四脚朝天，将杨进兴捆成一团。
后据杨进兴交待，他假装积极，又收买了附近几个村民，才没人揭发他。他整整躲藏了6年，1955年，《人民日报》以“一个奇怪的贫民”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揭露了杨进兴伪装贫农，假积极，在人民群众举报和公安人员的侦破下抓捕归案。
1958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终于，一声正义的枪声结束了杨进兴罪恶的一生，让惨死在他手下的英魂得以告慰。杨虎城一家，小萝卜头一家，大仇终于得报，此时距离他们去世也已经9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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