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向章士钊等人借钱，三位债主是如何回应他的？

1935年冬天，陕北的寒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毛泽东站在窑洞外，摸着身上那件早已被磨得发白的棉衣，对身边的同志说了一句：“不能再拖了，得想办法弄点钱，让战士们过个冬。”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却还在为几千人的吃饭穿衣发愁。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想到的“办法”之一，就是去向战友“借钱”。

说到毛泽东，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战略、战役，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很少有人会把他和“借钱”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但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确实有过几次极为关键的借款经历。有的是为青年留学筹款，有的是为红军生死存亡，有的，是在生死一线时拿钱贿赂看守。

钱在他眼里并不“体面”，却又绕不过去。几次“开口”，既让人看到那个时代的窘迫，也能看出几位“债主”的胸襟与格局。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债主”，一个是早年就出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章士钊，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个是在战火中打出声望的红军悍将徐海东。三人身份各不相同，政治立场也不完全一样，面对毛泽东的“借钱”，态度却各有意味。

一、“两万银元”的人情债：从北大书库到中南海书桌

1918年，长沙秋雨初歇，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带着一只小箱子和几本书，离开家乡北上求学。他胸中有理想，却没多少钱。那时他才二十五岁，连以后能不能在北京立足都不知道，只是隐约觉得，中国要变，得有一条新路。

到北京后，他在蔡元培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八块钱薪水。日子过得清苦，但他很珍惜这个位置。因为这里能看到书，能接触当时最前沿的思想，比如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社团等。这些，都悄悄改变着他的眼界。

就在这段时间，他收到了恩师杨昌济的紧急来信。信中提到，法国政府准备在中国招募劳工，同时鼓励“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可以借此出国，接触西方文明，再回国服务社会。杨昌济很看好这个机会，希望毛泽东考虑出国。

毛泽东冷静思考后，做了一个有点“拧”的决定：他自己不去，却要设法筹钱，让湖南青年去。他觉得，自己更适合留在国内搞群众运动和组织工作，让更多青年出国学习，回来后再一起干大事，可能更合算。

想法很好，难题马上就来了——钱从哪来？

那个年代，别说几千元，几百元就是一个大数目。要送一批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保守估计也要几万银元。毛泽东摸摸自己的口袋，只有微薄的工资和一点零星稿费，还远远不够。

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是《新青年》的主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声望很高。1920年，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带着设想去见陈独秀，希望能得到资助或牵线。陈独秀听完，态度很支持，夸这件事“有眼光，有气魄”，但他摊开手也只能苦笑：自己身上也没什么钱，不善理财，余钱不多。

话虽如此，陈独秀没有就此打住。他想到一位老朋友——章士钊。

那时的章士钊，在北京已经小有名气。早年写文章反清，被清政府列为眼中钉。辛亥革命后，他办过《民立报》，与袁世凯不合，最后离开上海，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后来又在政坛活动多年，既有声望，也认识不少社会上的“有钱人”。

1920年冬天，毛泽东带着陈独秀的亲笔信，去北大拜见这位“湖南老乡”。握手那一刻，两人都格外热情。一个是刚出茅庐的青年激进分子，一个是见多识广的老文人，中间隔着整整两代人的经历，却都是湖南人，脾气里多少有几分相似的倔劲。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明筹款的用途：一部分是帮助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一部分用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活动。他仔细解释，钱不会乱花，目标也很明确。

章士钊听完，问了句：“还差多少？”

毛泽东报出一个数字：“两万银元。”

这个数目不小。当时北大一个普通职员每月不过十几元，毛泽东图书管理员只有八元薪水，按这个收入算，不吃不喝要两百多年才能凑够两万银元。

沉吟片刻，章士钊说：“这钱可以借给你。不过是借，将来革命成功了，别忘了我这笔账。”语气半真半玩笑，却也有几分认真。

毛泽东当场点头答应。

很快，章士钊通过自己的人脉，帮忙筹到了两万银元。钱到手后，毛泽东没耽搁，大部分按计划用在湖南籍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身上，剩余部分投入到农民运动和组织工作里。后来秋收起义的一部分活动资金，也可以追溯到这批钱。

那会儿谁也不会想到，这笔钱竟然要隔四十多年才慢慢“还清”。

二、“每年两千”的坚持：债主说不用还，他偏说要算利息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也成了国家领导人。看似风光无比，但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百废待兴，日用开支也并不宽裕。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立刻想起那笔“欠账”。倒不是忘了，而是不肯拿“公家钱”来还私人债。他心里有一杆秤，觉得这笔钱不能用国家财政去解决，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偿还。

他的私人收入，主要就是稿费。随着他早年文章、选集陆续出版，稿费一点一点多了起来。等到六十年代初，情况稍有好转，他才认真考虑起这笔旧账。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岁生日。这天，因缘巧合，他见到了章士钊的养女——当时刚三十出头的章含之。双方聊得很愉快，毛泽东当场提议，让她当自己的英语教师，日后多来中南海讲讲课。

两人接触多了，毛泽东有一次忽然说：“你怕是不知道，我还欠你父亲四十多年的债呢。”这句话把章含之说愣了，她从没听章士钊提过。

毛泽东便把当年借两万银元的经过详细讲出，又说：“你回去告诉你父亲，从今年起，我每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

章含之回到家，把话转达给章士钊。老先生听完只是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债？那时的钱，我也是向人募来的，又不是我个人的，不存在还不还的问题。”

章含之再把这句话带回去，毛泽东却坚持：“你父亲现在生活并不宽裕，我这是给他一点补助。要是直接说‘补助’，他肯定不会收，不如就说是还债吧。”

这话听上去有点“拐弯抹角”，实际上很合乎双方的性格。一个要还，一个不要，两边都得给个台阶下，不伤情面。

不久，1964年春节前，毛泽东派秘书把两千元稿费送到章士钊家中，说是“还钱的第一笔”。章士钊一看，是毛泽东个人稿费，心里明白，拒绝也不好拒绝，钱只好收下，却一分没动。他对家人说：“等国家需要钱的时候，把这笔钱捐出去。”

从1963年底起，到1973年，共十年，每逢春节前后，毛泽东都会吩咐秘书，按约定送去两千元钱。十年二万，原数正好还清。

1973年，毛泽东又托人带话，说本金已经还完了，剩下该算“利息”了，只要“行老”健在，利息还要继续给。这一句“利息”，既有一点打趣的味道，也藏着他对旧日恩情的珍视。

章士钊知道后，心里反而有些不安。按他的观念，当年的资助已经过去，这样反复给钱，反倒有点“占便宜”的感觉。他几天都睡不好觉，担心因此影响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身边人劝他：“这是主席的一片心意，是在感谢您当年的支持，您还是收下吧。”但事情却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就在这一年7月，八十九岁的章士钊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行老啊行老，钱还没还完，你倒先走了。”

这段时间跨度极长的“借钱—还钱”故事，表面看是一笔两万银元的清账，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看重信用、极在意人情的处理方式。一边是“不要还”的洒脱，一边是“非得还”的较真，很典型地反映出两个湖南人的个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和革命者之间一种微妙的信任。

三、宋庆龄的五万元：一封信、一栋房、一场雪中送炭

如果说两万银元，是一笔在青年时期结下、晚年才慢慢了断的“人情债”，那么那五万元大洋，则更像是彻彻底底的“雪中送炭”。

时间来到1935年前后。长征结束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地点偏远，物资极缺。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还一度中断，来自外部的援助几乎为零。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地主阶级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也暂时收住，靠老办法筹款已不现实。

简单说，就是手里没钱了。

这样的处境之下，毛泽东动了一个念头——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向她求援。那一年，他四十二岁，宋庆龄已经四十多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被不少外国进步人士视作孙中山事业的正统继承者。

毛泽东在信中很坦诚，说明陕北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希望宋庆龄能帮忙，从宋子文那里借来五万元大洋，以解燃眉之急。五万元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足以支撑一个规模不小的军队渡过最艰难时期。

问题在于，毛泽东并不知道，到了三十年代，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已经渐行渐远，在政治立场上分歧很大，彼此关系并不融洽。毛泽东提出的方案，从情理上容易理解，从现实操作上却很棘手。

信送到上海，摆在宋庆龄案头时，她大概也犹豫过。五万元，她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更不想再开口去求宋子文。但她非常清楚一点：毛泽东能写这封信，一定是到了非求助不可的地步。

宋庆龄并没有转寄或转告这封信给宋子文，而是做了一个颇为果决的选择——自己想办法筹这五万元。

那时候，她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抚恤金维持。名义上是“国母”，实际上个人经济并不宽裕。为了凑这五万元，她几乎把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还是不够。最后，只能把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抵押出去，这才筹足了全部款项。

钱凑齐后，宋庆龄通过可靠渠道，把五万元交到送信人手中，由他带去延安，转交中共中央。整个过程中，她没有给毛泽东写任何“解释信”，没有提抵押房产的事，更没以个人名义提出什么条件。

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这笔钱来得极为及时。陕北根据地的军粮、被服、药品，一度因此得到缓解。一支刚刚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队伍，靠着有限的资源，又多坚持了关键的几年。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五万元在账面上一直被当成“借款”，却迟迟没有“债权人”的回声。宋庆龄长期没有主动提起这件事，也没有以此去打任何旗号。直到1969年前后，毛泽东才在一次谈话中，从别人口中得知当年那笔钱的真正来源——原来并非所谓“宋子文借款”，而是宋庆龄变卖、抵押财产凑来的。

这件事当然让他很感慨，但他没有再专门写文字去“歌颂”。那一代人对恩情的处理，很少停留在语言表面，多半藏在后来的政治安排与态度之中。宋庆龄后来被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并非单一事件促成，却与她那种不计个人得失、长期支持革命的经历，有着暗暗的联系。

不得不说，宋庆龄的态度颇有些“自己扛”的味道。毛泽东“开口借钱”，她既没推给别人，也没拿这事大张旗鼓地宣扬，而是默默扛下，既顾全了中共中央的急需，也维护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

四、预借两千得五千：徐海东的爽快与红军的寒冬

再把时间线拉回到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历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过冬。

那一年，陕北的冬天格外冷。许多战士都是从南方上来的，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单衣，脚上穿草鞋，脸上是风吹日晒留下的皴裂。粮食储备也非常有限，经过盘点，中央红军的“家底”，只剩下一千块大洋。

一千块大洋，七千多人。这么一算，平均七八个人才能分到一块钱。这样的数字看着就瘆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位核心领导，连夜商量对策，气氛十分紧张。

有人提议再向周边群众筹一点，但当地本来就穷，战士吃不饱，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去。再加上刚刚落脚，不宜一上来就搞筹款，以免影响群众基础。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想到一个人——徐海东。

徐海东，黄麻起义出身，从鄂豫皖根据地一路打过来，后来担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他率领的部队，比中央红军更早到达陕北，和当地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后，多少积累了一点家底。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海东同志比咱们早到陕北，又有原来的基础，也许手里还有点钱。可以试试向他借一点。”

说干就干。他叫来红军后勤采办处的负责人杨志成，说：“我写个借条，你去一趟十五军团，看徐海东同志能不能帮这个忙。”语气平缓，却透着一股子笃定。

毛泽东提笔写道：

“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杨志成拿着借条，冒着北风赶到徐海东住处。那边的窑洞里，灯光昏黄，徐海东接过借条，一字一句读完，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不是为难，而是自责。

他扭头就把供给部长查国桢叫来，问：“咱们现在还有多少钱？”

查国桢回答：“还有七千元。”

徐海东想了想，说：“留下两千，保证部队基本开支，剩下五千，全送给中央红军。跟他们讲清楚，这是送，不是借。”

第二天，红十五军团的供给部人员带着五千元大洋，送到中央后勤部门。杨志成把徐海东的话一字不差传给毛泽东：这钱，不是借，是送。

听到这里，在场的许多干部心里都一热。有的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一支烟。毛泽东眼眶有些湿，没再多讲什么，只说：“要记下这笔账。”

这五千元，对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了这笔钱，棉衣、粮食、药品可以暂时维持，部队里冻伤、饿病的情况明显减轻，最难挨的那一段陕北寒冬，好歹挺了过去。

不久之后，毛泽东亲自带着彭德怀等人，去十五军团看望徐海东。他握着徐海东的手，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记住你这次的大恩。”

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提到徐海东，毛泽东几乎都会把这件事翻出来讲一遍。1955年授衔时，他曾当着许多将领的面说：“徐海东，对革命有大功劳。”这话不是泛泛的赞扬，而是有具体记忆在后面支撑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许多资料都提到，毛泽东向徐海东“借”的是二千五百元，但徐海东实际给了五千，还声明“不必归还”。这中间多出来的两千五百元，事实上，是带着某种“托付”的意味：中央红军是全党的希望，不能让他们冻死饿死在陕北。

从态度上看，徐海东的做法很直爽：领导开口“借”，他干脆“送”。对他来说，这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政治信任和战友情谊的自然流露。

五、用“几十元钱”换条命：1927年的惊险借款

上述几次“借钱”，金额都不小，发生时毛泽东已经在革命队伍里有相当威望。但有一笔“借钱”，却发生在更早、更危险的时刻。这次借的钱不多，只有几十元，却几乎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掀起反共浪潮，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7月，汪精卫在武汉变节，“七一五”事变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一带发动秋收起义，试图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受命负责筹划和领导这场起义。那一年，他三十四岁，刚刚经历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巨大震荡。

9月初，毛泽东在长沙秘密活动，准备前往江西铜鼓一带，与起义部队会合。9月6日前后，国民党在湖南境内加紧“清乡”，地方民团和正规军联合盘查可疑人员，形势异常紧张。

途中，毛泽东在潘心源等人的陪同下，行至某地时，被当地“清乡队”抓住。所谓“清乡队”，实质上就是替国民党做事的地方武装，专抓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旦身份暴露，多半是就地处决。毛泽东镇定下来，对抓捕他的人谎称是路过此地去探亲的普通读书人。身上没有携带明显的文件和证物，这一点有利于他的掩护。

然而，清乡队的人依然起了疑心，准备把他押送到民团总部，再与其他“嫌疑分子”一并处理——说白了，就是准备批量杀掉。押解途中，毛泽东一边观察周围环境，一边悄悄接近身边的另一名囚犯。

那名囚犯身上带了点钱，几十元大洋。毛泽东低声对他说：“借我一点钱，用来打点一下这些人，或许还有生路。”对方看他气定神闲，隐约意识到这不是一般人，犹豫片刻，还是把钱借给了他。

有了这几十元，毛泽东试着去贿赂押送他的士兵。普通士兵本就拿的不多，突然手里有了几十元，自然心动，对他的看管也就放松许多。不过，具体能不能放人，还得听上面的。

身为小兵，他们敢收钱，却不敢擅自放人。上级长官态度很硬，坚持要把所有抓来的“嫌疑人”送到民团总部统一处置。钱虽然没换来直接放行，却换来了一个效果：看守的士兵不再那么严紧，有时也会分神聊天、偷懒。

就在这样一次松懈的间隙，毛泽东抓住机会，沿着田埂、沟渠拼命奔跑，一口气冲进田野深处，摆脱追兵。随后，他设法联系到了当地农民赤卫队，最终成功脱险。

这几十元钱，确实算不上大数目，却实实在在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那位狱友的“借款”，没有对看守士兵的那一段“打点”，押送过程未必会出现那样的疏忽。历史不会写假设，但稍微想一想，如果那次逃不掉，后来的许多事情，也就无从谈起。

从这次极端情况下的“借钱”，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死关头依然保持的冷静和判断力。哪怕身陷囹圄，只要还有一线机会，他都会选择抓住。而那位肯在监途中把钱借给陌生人的囚犯，名字已不可考，却真实地参与了一段转折性的事件。

六、借钱背后：态度、人情与时代

把这几次“借钱”放在一块看，会发现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地方。

一方面，毛泽东并不热衷于钱，也没有什么私人财富积累。但在关键节点，他不得不面对钱这个问题：筹学费、筹军费、筹逃命的钱。钱在他眼里，是工具，是手段，是为革命服务的资源，而不是个人享乐的资本。

另一方面，那几位“债主”的态度各不相同，却又有共通之处。

章士钊是早年就崭露头角的文人政客，性格有点“孤高”。他当年的出手，大半出于对这位年轻湖南同乡的看好，也有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认同。后来他坚持说“不用还”，更多像是一种风度：那时候救急，不是为了等你回头还钱。毛泽东却偏偏要还，而且要用“自己挣的钱”来还，这种较真，本质上是对那段旧情的一种尊重。

宋庆龄则完全是另一种姿态。她没有公开谈判，没有周折往来，收到求助信后只是默默变卖和抵押，把钱凑齐送走。她把政治信念与个人生活紧紧绑在一起，愿意承担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这种做法既有理性感，也有相当的决绝。

徐海东的做派则非常“军人化”。见借条，先自责，后痛快决定：借二千五，干脆给五千，说明白“不是借，是送”。在他眼里，这不是一笔私人帐，更不是一次生意，而是红军之间互相救命。正因为那五千元在最困难的冬天救了中央红军一把，他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也变得格外沉甸甸。

还有那位在押途中把几十元借给毛泽东的无名囚犯，虽然名字不会出现在史册显要位置，却同样用一笔小小的借款参与了历史的转折。

这些故事连在一起，可以看出，在那个动荡年代，“借钱”远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背后连着的是信任、人情、立场，以及各自对未来的判断。钱可以算得很清楚，人情却往往算不清。有人说“不用还”，有人硬要“按年分期还”，有人干脆说“这不是借，是送”。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时代选择，都折射在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琐碎”的钱账故事，才值得被反复提起。里面有算得清楚的数目，也有说不尽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