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趣涛：我与车耀先

引子

＃本文摘自《少城文史资料》第七辑（1995年1月），作者邹趣涛，原标题《我与车耀先》

正文

（一）革命襟怀 引导后进

车耀先同志是四川大邑县灌口镇人，是我省早期地下党员，二十年代后期曾任24军4师10团团长并担任党代表的职务。1927年“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当局背信弃义破坏国共合作，车耀先同志义愤难平，辞掉军中一切职务，改事经营商业，先经营“我们的书店”和“新的面店”于祠堂街，继又于三桥南街开设“努力餐楼”，以此作为地下活动的掩护。

1929年春，我考入成都外南黄门街国学院（地址在今国学巷川医门诊部），但因家境清贫，无力入学，仍然只得回到家里，过着捡煤炭渣维生的生活。那时，车耀先同志的表弟喻树堤是我的近邻，他原曾任24军4师10团的一名差遣，车辞离军职后，他亦随即退职，到“努力餐楼”任采购。而我的二弟志翔其时亦以同乡关系在餐楼学工（当时叫作学徒），他们经常谈叙家乡情况，车耀先同志因之逐渐对我家和我个人有了较多的了解。那时我已十九岁，家住灌口镇的贫民区一一炭市坝，全家食指既多，父亲负担过重，仅在河边搭了几间茅屋聊避风雨，过着朝不谋夕的生活。车耀先同志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人，当他得知我家和我的情况，便触动了他一贯的以助人为乐的情怀，立即写了一封信，叫他的表弟喻树堤亲回灌口，邀我来成都相见。

喻树堤其人读书不多，却满口新名词，博闻强记知道许多当时苏联和中国苏区的情况，我自小就爱听他讲水浒，说聊斋，摆龙门阵。例如他随口唱给我们听的一首通俗生动，易懂易记的“九子真言”，至今还记忆犹新，琅琅上口，歌曰：

苏维埃，好路子。

共产党，好样子。

中国人，好苗子。

毛泽东，好汉子。

打江山，枪杆子。

为人民，好儿子。

分田地，分房子。

勤劳动，用脑子。

大家过，好日子。

一个月后，我随喻到成都会见了仰慕已久的车耀先同志。地点是在他早年的寓所，陕西街韦驮堂巷（现新华书店内刊发行部），那是一座川西民居型小院落，幽深僻静，有正房，有厢房，有楼房。在四壁素雅，陈设简洁的小客室里，热情好客的主人，很象一位充满激情智慧的学者，身着布衫，手持拐杖，平易近人地说出不平凡的话来。他说：你的情况，我早清楚。一个人不害怕穷，穷是可以改变的，怕的是没志气，没抱负，没理想，浑浑噩噩到处胡碰，你没有条件上正规大学，就进社会大学吧！社会之大，气象万千，处处都是活的学问，要学要做的东西可多着呢！苏联的大文豪高尔基不就是打从基层社会大学努力奋斗出来的吗？在你未来成都之前，我已替你考虑好了，打算介绍你进入社会，到工厂当一个文化工人，从他们那里学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不知你有无其他意见？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村青年，好像一张白纸，只觉得他的一席话说得很新奇，有力量，有道理，使我衷心接受，说不出比这更好的看法来。

当他把我安排在他家楼上住宿时，已经是十一点过钟，发现他的寝室灯光未灭，又闻油印机嚓嚓作响，给我留下“深夜油印声，斯人非凡品”的深刻印象。次日，他约我去新开的努力餐楼便饭，地点在三桥南街东头，亮五间的铺面，楼下半装台，楼上飞来椅，一律漆成红彤彤的颜色，煞是壮观。但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说他“不智”。他不理，坚持特立独行，决心冲破黑暗。而且还站在高罩楼堂四面的大幅竹匾上，黄底红字地写出《劳工神圣》、《革命饭努力餐》偌大十个美术字，字下配以世界语；在阴面临街的玻窗外，挂出《梅兰芳天女散花》、《张学良骑马》、《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等放大的着色照片，俨然构成一行摄影艺术长廊，引得过街游人纷纷前来观看。人们不是说他独树一帜！独出一奇！独领风骚！就是说他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大开古城风气之先！

不久，他介绍我到成都忠烈祠南街“美利利印刷公司”去工作，这是一所以“成都美以美基督教会”装点面门，以自流井盐局马氏兄弟的资本开设的企业，设备较齐，规模较大，利润收益较丰裕，劳资斗争亦激烈的场合。我在那儿开始接触到进步青年工人，接触到地下党人，接受到新思想、新宇宙观、新人生观、新历史观的影响教育，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等基础知识，参加了一些当时的“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的斗争”，以及厂内工人群众为改善生活的斗争。

（二）通过考验，介绍入党

1930年，我已逐渐锻炼成长为工人队伍里的积极分子。第一次读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批判了悲观思想的抬头。我从乐观方面得到极大的启迪和鼓舞，生活起来干劲频添。在印刷公司排字房，一天要排一万多字，扣上铅板，工余在外间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不但作为车耀先发起的"成都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群众，还参与了成都反帝大同盟领导的华西坝撤墙运动，整队游行到华西坝，汇合一万多人的联众队伍，兵分五路，将南台寺到望江楼一大片土地上已经筑起来的围墙，彻底撤掉，破灭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在成都建立租界的迷梦。而且参加了大墙后街茶社里一周一次的秘密支部集会，在这儿，我接触到成都工运领导人覃宪文，相处久了，了解到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由组织派回四川担任工运的。他头戴破旧鸭舌帽，身穿油污邋遢的工人短装，掩护着他在外东兵工厂（现在南光机器厂）作地下革命活动。这对我年轻的心灵震动很大，为什么这么多有知识有才华的人都埋头革命？这够客观地说明问题，更够我思索学习了。此后就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着主要是印刷工人及其他工运工作。现在追忆起来，约有三事可述：①这时成都提督街97号三义庙茶社里，有一个不定期的成都印刷界茶会，颇有行会味道，老板可以在此雇工，工人可以在此受雇，我以印刷工人和不标名的成都反帝大同盟理事身份常来活动，了解工人生活、情绪诸问题。我们要求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生活，提出要求把微薄的每月8元工资增加到12元。首先从"球新"、"日新"、"美利利"三厂实行起来，影响所及，其他各厂纷纷响应，都获得实际胜利。②为了反对英商华英书局老板彭普善压迫该厂工人，压低工资待遇，我们举行了罢工。我与他厂工人一道，身携着《快邮代电》和标语，直入四圣祠一带张贴，并用土红浆汁在厂房围墙上刷写大字口号：“声援华英工友恢复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童工与工友同酬！”“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中国工人！”③这年秋，外东兵工厂工人爆发“索薪团”运动，我也约同印刷界进步青年工人，前往外东外南城门口人多地段，代为散发《外东兵工厂工人索薪团告白书》和《工人之路》油印小报，站上板凳，作讲演，以示声援。就通过上述这些锻炼，车耀先于策划“广汉兵变”返蓉后，与覃宪文联名，在1930年10月介绍我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三）团结同乡 开展统战

1931年春，车耀先已是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会委员，领导川西地区军运工作，重点作第24军系统实力派上层军运工作。他运用他与四川省主席兼军长刘文辉是大邑同乡的有利条件，再加上该军师长冷寅东（是车的同乡和私塾同学）的促成，组建“大邑县旅蓉同乡会”于东城根上街（现成都医药公司第五批发部），推举刘文辉为会长，冷寅东为副会长，选举乡贤元老及刘的亲信同乡为执行委员，他为驻会执委，我为监委，每月刘拨有比较宽裕的经费，月有月会，周有周会，会必聚餐，赴会同乡一天天多起来，每周的时事讲座多半请车耀先主讲，他讲的情况多，分析深，有声有色，有例有证，娓娓动听，常常是座无虚席，讲座安排星期天，正当24军政治学校、特别班、大邑在蓉读书的青年的休假，前来听讲的更多。当时街面的茶房酒肆，莫不张贴“休谈国事”的纸条，而在此却是另外一个自由天地，大谈国事，如蒋介石派何应钦为总司令，在江西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15天内损兵3万余人，丢枪2万余支。继后蒋介石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统兵30万，发动第三次围剿，挨了朱毛诱敌深入，专打弱点的战略，丧师4万3千余人，丢枪2万余支，粉碎了第三次围剿的种种情况，都夹在国内时事中传播出来。人们听后不能不在思想上引起几个“为什么”的问号。

“邛大蒲三县旅蓉学友自治会”也发展起来了，进一步团结了大批求学青年。这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更丰富充实着同乡会活动的内容。适逢邛崃人周寒生（中共党员，长征时殉难于南江）与“赤心社”的孙宏图一起在邛崃领导抗捐暴动失败后前去瑞金（继由瑞金返川），与我们一道，力量更加充沛。他不但带回很多东都见闻，而且致力于邛崃蒲江大邑三县的学运工作，他又联合了岷江大学读过书的宋其康（中共党员）等，造成了更大的声势。凡是三县在成都读书的川大、医专、法专、天府、建国等校的进步青年，无不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纷纷在各校筹组反日会。邛崃籍的医专学生王聪等人，正式借印《反日宣言》，交给“三县旅蓉学友自治会”，代为传发各县，反映青年人读书不忘救国的动向。紧接着自治会编印出版了会刊《鹤声》杂志，除以反日为中心内容外，也报导乡事乡情，鼓动乡村建设。车耀先为该杂志写的发刊词有：“今人的享受，都是前人的赐予，要想后人获得更为丰富的享受，我们只有努力创造，所以说创造历史，服务人群，投入抗战，是现实人生唯一的使命。”的精辟语句，以扩展年青人的视野，把一个低档次的刊物，引导提高到抗日救亡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就当时川西军运的成效来看，24军系统，以团为单位几乎都有青年军官参加秘密军事活动，车耀先在军运工作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他还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去，进行革命工作。

（四）抗日获罪 营救出狱

“九一八”事变的次年——1932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仍然顽固地实行不抵抗主义，不但不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反而变本加厉地镇压抗日运动。是年5月5日，国民党派出代表与日本签定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消息传来成都，激起广大群众无比愤慨！5月9日，在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的号召下，爆发了十余万人的大集会，大游行，大示威（详见《少城文史资料》第六期）。我于5月10日凌晨在工厂被捕，判处14年零3个月的有期徒刑，移转正府街华阳县看守所监狱监禁。

这种抗日有罪的奇闻，早为车耀先愤慨反对，在省委的关心和指导下，由他具体执行策动一次营救活动。

正当车耀先布置的印发传单标语、招待记者、组织游行等营救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事为向传义所闻，准备逮捕车耀先。刘文辉得知此事，就派团长陈拙修通知车耀先。车暂避居小福建营冷寅东公馆，后逃亡上海达半年之久，待事态平静，才返回成都。然而他营救同志们的决心不变，又于同年11月，乘四川军阀成都巷战的混乱局面的机遇，按照省委安排营救一大批地下党人的计划，他身先士卒地完成了全狱政治犯的营救。具体的营救活动是通过24军与29军支部的联系，弄到29军通行证，军装、胸章、臂章（正府街华阳县府看守所属29军防地巷战激烈时县长谢尚庸已携眷逃跑），派出24军军支部共产党员傅舒霖排长等数人，化装成29军长官模样，佯作奉命提人，于夜深人静时，强迫看守所狱吏，手待虎头牌，正式吼唱指名提：邹泽滋！我原以为是搞出去枪毙的，约走过十多间铺面光景，走出正府街西警戒线，先把我一个押送到一户小独院人家，见石厢房里已安排好了几十单人床铺，始知是省委的一个联络点，继我之后，陆续送来梅子干（省军委秘书）、古长林（学联主席）、赵谦益（搞农运的）、王××（搞兵运的）等六人都是中共党员，大家一谈开来，都很兴奋，很感激省委组织救人于危难之际。为了避免通缉，我们就在这间厢房里，经过民主讨论，大家改了原名，我被捕名字——邹泽滋，于此便更改为邹趣涛了。

（五）抗捐失利 接头重逢

1933年前后，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将我派往邛崃参加上川南抗捐军活动，转变为川康工农红军的任务，这段将近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与在成都的车耀先直接联系。1934年夏，抗捐军在邛崃受挫，除留一部分继续在邛崃乡区游击外，我与抗捐军政委余宏文（又名陈佰峦）率一部分武装潜移大邑雾中山、侧座庙、李家营一带，开辟新区，接连又遇叛徒告密（叛徒何明亭解放后被镇压），匪运出事（大邑匪首孔锡之，混名“孔金钢钻”，扮演假投降，夺枪杀人。）县支破坏（大邑凤凰村支书何辉庭被捕）等内外三夹攻而再受挫折，余宏文与我暂入戴家沟戴姓“纸扎匠”家掩蔽起来，由余以百矾调水写在粗糙草纸上的向省委的报告交我携往成都面送原约妥的地点及有符号的人，但我恐其中生变，仍先赴祠堂街努力餐楼找到车耀先，请他代为转送这分草纸报告。他当即应允，并很快将报告转到了，还得到他口头传达的指示两件：一、车耀先调上海；二、邹趣涛调上海商务印书馆。组织关系在车身上。从而更加深了我们的联系。由于地下党无经费，由各人自筹，成都到上海相距数千里，这笔路费不是一个穷工人的我所能解决的，还是车耀先给予帮忙，请他的幼年好友，时任西康建省委员驻京代表的冷杰生返康述职回京之便，把我乔装为随员先带到南京，等他来京后，再一道赴上海。这已是1934年秋天的事了，但这时的车耀先已经是成都的著名抗日群众领袖，事繁任重，一时不能脱身出川，当时政治环境恶劣，他在成都便提倡“国音”运动，办起《注音符号传习班》，借以积蓄力量，此后又发起组织《成都市救国联合会》，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在信函联系中得知的。我流落南京时，也曾把创办《南京五月文艺社》、《首都新闻》、《南京早报》等等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告诉他。直到1937年春，他在成都办起旗帜鲜明的抗战刊物《大声》周刊来，约我作周刊的驻外通讯，我写过：《采石旧来》、《离京之前》、《武汉观感》等三篇抗战报告文学寄回成都发表在《大声》周刊上。

1938年冬，我随着抗战的形势撤退到了汉口，车耀先写信给我，说成都各个方面的朋友，为了促进中苏文化交流，有利于抗战起见，打算筹建一个成都中苏文化协会，托我在汉口代为向中苏文化武汉总会接洽成立，几经奔驰，办妥手续，获得同意，但此事进行中也曾发生特务漫骂捣乱的怪事。

1938年夏，我担任了西康驻武汉代表。党为了团结地方实力派的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配合党坚持抗战到底政策，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在汉口长春街八号八路军办事处约见了我，并介绍我与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保持经常联系，其实罗世文是我六年前在成都作地下党活动时的直接领导，罗一见面就说：“我离开成都前，与耀先碰过头，他把你的组织关系交给我了，你现在搞的统战上层工作是周公（指周恩来）亲自布置的，更要慎妥作好。”我听到自然无比高兴，工作劲头更大。刘文辉亦由此时起点发展到1949年12月9日由他领衔的川康实力派的《彭县起义》，从而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六）抗战殉难 缅怀忠烈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仿照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以中伤德共的依样葫芦，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以造谣诬蔑共产党，挑拨党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车耀先与罗世文于此同时被捕，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在国民党用飞机将车耀先秘密载往重庆望尤门特务机关（原海关署）单独押禁的短暂期间，他乘凌晨上厕所之机，发现厕所后边的僻巷里，正有一个捡粪的贫苦老妇人走近，他即将事先写好的一封长信掷给了她，请她速带到两路口我的住处交我，信封上写明：“请给送信人20元”。我当时照付，并嘱咐老妇人此后凌晨都到原拾信处，等待坎上厕所丢信下来，每封信照数酬劳不误。但此后却没有接到过他第二封信了，想必他又转移到别处关押了。当我拆开这封沉甸甸地用打字薄纸写就的信，是向西南局汇报狱中情况的。事隔五十多年，这封数千字的信，无法记牢全文，只记得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机关，有鉴于硬的酷刑无效，就采取软的诱降，知他对爱国领袖冯玉祥将军比较崇敬，就暗示他可由冯介绍加入国民党，然后便委他任四川民政厅长。他对此断然拒绝，毅然表示：“宁死不同意”等语。信后注明两点嘱咐：一，速将原信亲送曾家岩；二，望在《中央日报》、《扫荡报》刊登广告，使他放心（因为狱中只能看到国民党这两种官办报纸）。我即于5月10日至11日两天的人事广告里，登出了这样一条广告：“一兮兄：来信收到，均照办。速将住地及近况告知为盼。棣佛。”（一兮是车耀先一个笔名，也是在信中告诉我用这笔名的。“棣”与弟古通用，“佛”即“印佛”是我的化名之一。）这封冒了极大风险送出来的长信，至关重要，我亲自携带至曾家岩五十号，本想面交西南局书记周恩来收存的，适周不在，只能面交当值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见他细阅一通后向我说：“五十号办事处，左右前后都有特务监视叮嘱，不便留存，你仍带回编号保留，适当时候通知你再行交来。”这封来之不易的珍贵长信，虽然我保存在一口皮箱底层，只有我心里明白，不幸在一次日本飞机狂轰乱炸两路口一带时，连同住所衣物书籍一齐焚毁，令我痛惜终生，但只有把仇恨铭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血泪史上了。

九年后的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罪恶滔天地把车耀先用汽油焚毁于松林坡。

解放后，党和政府及人民，事事着眼革命，处处缅怀忠烈。省市区县对他都纪念：1950年，四川省文联主办的《五月文化社》，特辟一楼，成立《耀先图书馆》。1981年，《四川画报社》出版了《纪念车耀先烈士》专页。1985年，成都市西城区委和区政府，在蜀都大道金河路，新建一座一楼一底的古建筑，由张爱萍题匾的《努力餐》。成都市博物馆，按照革命遗迹景点，辟厢房为“车耀先纪念室”，加以布置，专门介绍其生平，陈列各个时期的照片，供人参观瞻仰。1986年，车耀先的故乡，大邑县委和政府，在城厢北部新建《静惠山公园》里的苍松翠柏丛中，辟地为景，建立车耀先全身塑像，同时，修建《车耀先纪念馆》供游人参观，年年清明节，更成了红领巾青少年宣誓的好所在。1988年，大邑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作出决议，在车耀先的出生地，大邑北乡灌口场，将《悦来镇完全小学》改名为《耀先小学》等等，这都是为了纪念铮铮铁骨威武不屈的先烈——车耀先同志。

此外，重庆渣子洞烈士纪念馆里，有车耀先的塑像，松林坡上有车耀先、罗世文的合墓，有周恩来题碑的：《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他们生前都是我的直接领导，也是我的引路人，我于1958年夏前往扫墓，正值墓门两侧花台上血红般的“象牙红”怒放时节，不禁触物怀人，悲愤俱来，热泪盈眶，献素花一束，口占俚句四言：

为民音容心扉存，

般般遗爱焚中寻，

嘉陵江畔涛声啸，

无限山河吊忠魂。

资料来源：

《少城文史资料》第七辑（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