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字旗与川军塑像同框 川军后人讲述“父亲送儿上战场”背后的家国大义

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一面白色旗帜正中，写着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在“死”字的一旁，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分”“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等激昂文字。

这面体现了川军抗战精神的死字旗，是抗战时期，四川安县（今安州区）的王者成亲手写给出川抗战的儿子王建堂的。这面旗帜，是父亲对儿子的嘱托，也是川人对抗战视死如归的态度。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死”字旗传承人，65岁的王烈勋将这面旗帜，带到了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这是川军曾经出川誓师的地方，“既是祭奠川军阵亡将士，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这背后的抗战事迹”。

奔赴前线 父亲送儿一面“死”字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四川安县曲山场（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25岁的爱国青年王建堂放弃了原本私塾先生的职业，联系同乡、同学等热血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抗日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向安县政府申请出川抗日。

1937年冬，安县社会各界人士在县城的“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召开出征大会，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送行。

在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送来了一个包裹。打开，是一面长约5尺、宽约4尺，且写有一个大大“死”字的白旗。

王烈勋带着“死”字旗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死字的右边写有：“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写有：“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烈勋回忆，当时50多岁的爷爷知道大伯要上线前后，他感到非常自豪，非常支持，但想到上了战场后可能会牺牲，再也不会回来了，生离死别之际，便亲手写了这面旗帜作为出征礼物。

“看到这面旗帜后，现场的人们情绪非常激动，有感动的哭声，有壮行的呼声，也有人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王烈勋说，他听当年在现场的长辈们说，所有人咬紧牙关，将紧握的拳头高举过双肩，用脚狠狠跺着大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激愤之情，“整个场面十分悲壮”。

参加抗战 带着旗帜历经多次作战

出征后，王建堂一行步行至重庆，经过三个月训练后，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王建堂从军后，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他随部队转战在湖北、湖南一带。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受勋。

王烈勋介绍，这面“死”字旗王建堂一直随身携带，他自己或者战友负伤后，就撕下一块包扎止血，最后用完了，“1949年底，伯父回到了家乡”。

传承抗战精神 捐赠多面手写“死”字旗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兴起修地方志，我爷爷和伯父的故事被县志办作为重点写进去。”王烈勋介绍，1987年，王建堂在北川文化馆的一面办公桌上，亲手书写，复制“死”字旗。“我当时是馆里的职工，伯父写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当时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涂改，就写好了，这面旗帜也就陈列在馆里。”

遗憾的是，这面旗帜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被埋了。

“这面旗帜是我们家的根，是川军的魂，也是属于国家、民族的，作为后人，我有责任去承担传承的责任。”王烈勋介绍，此前很多地方复制的“死”字旗跟原件有一定差距，布料、大小都不一样。

2018年，王烈勋找到了和爷爷书写“死”字旗一样的布料，“我是学美术的，有一定书法基础，而且我的字体和伯父的很像，我就照着当年伯父写的临摹了10多面，无偿捐献给多家纪念馆、博物馆。”

他说，“传承历史、铭记先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未来会一代接一代地讲述‘死’字旗的故事，将抗战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