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横木，一世恩仇！苏轼与章惇为何会从生死之交变为死敌？

那一年，在陕西终南山仙游潭边，两个年轻人前来游玩。年长者望着潭水对岸的石壁，提议一同前往题字。但要抵达石壁，必须踏上潭上一根狭窄横木，下方便是万丈深渊。

年轻同伴打量着横木，又瞧了瞧深渊，稍作思忖后摇头拒绝。年长者却泰然自若，独自踏上横木，稳稳当当走到对岸。他取出绳子，一头系在腰间，另一头绑在树上，然后攀上石壁，挥毫写下六个字，随后不慌不忙地返回。

年轻者望着他，感慨道：“老兄啊，你以后恐怕能杀人。” 年长者不解，询问缘由。

年轻人回答：“连自己性命都能置之度外的人，杀起人来又怎会手软？”

两人相视而笑。而就在离他们不远处的石壁上，那六个刚劲的题字正是二人的名字 —— 张惇与苏轼。

原来，不敢过横木的年轻人是苏轼，独自过木题字的年长者是张惇。那年，他们都不到三十岁，初入仕途，各自担任着小官职，彼此欣赏，交情甚好。

只是那时的苏轼未曾想到，眼前这位与自己谈笑风生的好友张惇，日后要杀的人竟是自己。

这个故事，如同金庸笔下的武侠开篇，又似古龙笔下的江湖收尾，被南宋学者曾慥记录在《高斋漫录》中，后又被频繁引用，甚至被收入《宋史》。

公元 1057 年（嘉祐二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苏轼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章惇却因侄儿章衡在这一届考中状元，自觉名次低于侄子颜面无光，毅然放弃进士资格。两年后，章惇再次赴京赶考，中了一甲第五名，这才满意。

视声名为头等大事，视科考如探囊取物，章惇的性格与才学尽显。

苏轼与章惇虽为同科进士，但当时并不相识。两人真正结识，是在苏轼守丧归来，担任凤翔府签判，而章惇担任商州县令之时。两个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因仰慕彼此而结识，甚至结伴出游。游仙游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当时，苏轼对章惇十分信任，弟弟苏辙到商州任职时，他还专门向章惇请教，并写下赠弟之诗，将章惇写进诗中。

官场如一台庞大的机器，进士们如同微小的零件，在命运齿轮的驱动下，来到不同的位置。公元 1069 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开始。

章惇凭借锋芒与辩才，得到王安石赏识，一路高升。苏轼虽不完全反对新法，但反对其中的激进之处，被认为是变法的反对者。然而，司马光一派的政见分歧，并未影响苏轼与章惇的友谊。

章惇身居高位，也未忘记苏轼，二人互通书信。不久，章惇因党派斗争被贬为湖州知州。被贬前，他给苏轼寄诗，表达退意。苏轼也回诗两首，回忆往昔，憧憬未来。此时的两人，地位不同，政见不同，但友情深厚。

然而，命运的车轮一旦转动，就难以停下。

公元 1079 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的诗文成为攻击目标，王珪更是领军人物。关键时刻，刚刚回到朝廷的章惇，不顾自身立足未稳，站出来为苏轼辩护，与王珪正面交锋。

退朝后，章惇还拦住王珪追问，直言其陷害苏轼，甚至对他人抱怨王珪无所顾忌。对于一心求上进的章惇来说，这样的举动无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最终，苏轼从乌台诗案中侥幸脱身，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失势的苏轼门庭冷落，而章惇却在苏轼最孤独时，写信慰问，给予精神宽慰。苏轼感动不已，回信中满是感激。章惇还给予苏轼物质上的接济，让苏轼由衷感叹。从此，二人成为患难之交。

本以为这段友谊能成为一段佳话，可命运却另有安排。公元 1085 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新旧党争再次上演。苏轼回到权力中心，而章惇开始摇摇欲坠。在新旧党争的焦灼状态下，章惇挺身而出，与司马光公开辩论。

司马光不是章惇的对手，甚至委托苏轼传话，请章惇不要再羞辱他。然而，随着高太皇太后态度明朗，新党地位急转直下，章惇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参奏章惇的奏折如潮水般涌来，其中，苏辙的一份奏折让章惇彻底破防。苏辙提出罢免章惇枢密使职位，避免其 "祸害国家"。

章惇万万没想到，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苏辙会参与攻击，而苏轼对此保持沉默。五天后，章惇被罢免枢密使，贬去汝州。

更令人意外的是，苏轼也上奏指责章惇，提及章惇招降西夏边民一事，认为这是 "结怨于蛮夷"。

章惇内心无疑是痛苦的，失势的他在旧党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请求罢官。他被安排去杭州管理道观，就算在他父亲去世的守丧期间，旧党仍不放过他。

此时的章惇仿佛活出了苏轼的洒脱，他在诗中自嘲，“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但章惇到底不是苏轼，他是那个当年敢走过独木桥去题字的人，是被苏轼认为是敢杀人的人，他内心孕育的不是平静，是复仇的怨恨。

公元 1093 年，章惇的机会来了。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少年天子反感旧党，开始驱逐旧党，重用新党，章惇重新被启用为宰相，他开始复仇。

朝野上下都知道章惇心里最恨的是谁，苏轼也预感到风暴来袭，上书请求外放。然而，风暴比他预想的更猛烈，苏轼被革去中央职务，贬至英州，后又被改派到更远的惠州。

每到一处，当地官员若对他热情接待或帮助，不久后都会遭遇贬官或调离，朝廷派来巡视的官员，无一例外都是他当年的冤家对头。苏轼明白，这一切幕后黑手是章惇，但他自始至终没有低头求饶，反而表现出随遇而安的心态。

在惠州，他造新居，日啖荔枝，写下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惬意诗句。这些诗句传到章惇案头，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示威，于是，苏轼再被贬至儋州。即便如此，苏轼仍不讨饶，反而认同当地为故乡，写道："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公元 1100 年，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章惇反对立端王（即宋徽宗），但端王还是登基，章惇的命运就此注定。

宋徽宗登基当年，章惇丢掉所有官职，被贬至越州。此后，他不断被参奏，贬谪层层加码。苏轼在北归途中收到章惇儿子章援的来信，章援请求苏轼若回朝身居高位，不要报复章惇。

苏轼回信，尊称章惇为 "丞相"，表示过去的矛盾已成过往，关心章惇的健康，叮嘱带药，提醒不要服丹药。这封信被张家后人珍藏。

苏轼去世后，章惇也在湖州的贬所逝世。

22 年后，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

关于苏轼和章惇的恩怨情仇，实在难以说清。从总体上说，苏轼最多是犯了些小错，而章惇在政治斗争中下手太狠，这主要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苏轼洒脱但耿直，认对错不认人，在王安石变法上，他并非完全反对新法，而是反对其中的激进之处，这让他处境尴尬，两面受气。

他攻击王安石的边疆政策，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确实是他的认知。在乌台诗案中，章惇曾为苏轼仗义执言，苏轼也未曾忘记，但在政治观点上，二人分歧明显。

苏轼认为不要用武力处理边疆问题，章惇是王安石一党主力，苏轼自然会提及他。苏轼并非想报复章惇，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

历史有时会开玩笑，后半辈子受尽委屈的苏轼，却留下了胸襟开阔的美名，而位极人臣的章惇，晚年品尝到了政治斗争的苦果，更被列入《宋史》的 "奸臣传"。这般结局，恐怕苏轼在世也会为这位老冤家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