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在贩奴贸易、帝国征战和殖民统治中诞生

所评图书：

书名：《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作者：（美）吉姆·唐斯

译者：孙艳萍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3月

18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医生显然知道空气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不知道在拥挤的空间里，人会如何受损。

1756年6月，英国在孟加拉的一支驻军被莫卧儿王朝孟加拉的世系统治者俘获后，关押在闭塞、狭窄的空间中，总共146人身陷囹圄。被囚禁的人们不断乞求看守给予水，但因为铁窗狭窄，所以可以实际获得的水非常少。空气越来越污浊的情况下，囚徒们内讧，部分人被杀死。这批人最终被释放时，只有23人还活着，其他人要么死于内讧要么窒息而死。

这样一场悲剧印证了在我们而言理所当然的知识，那就是新鲜空气、通风装置对于人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悲剧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18世纪是贩奴贸易的高峰期，欧洲人和美国人将大量的非洲奴隶转运到美国。奴隶主为了让奴隶能够卖出好价钱，往往会在运奴船出发前，将奴隶喂得异常肥胖。但是跨越大西洋的运输中，奴隶被关在船舱底部的房间中，人们寸步难行，胳膊贴胳膊地紧紧锁在一起。

很快，奴隶主们就发现，从非洲出发后不久，就会有奴隶罹患坏血病，经常吃着吃着饭就突然断气，皮肤充血，血肉模糊。

1783年到1784年搭乘运奴船工作的苏格兰海军医生托马斯·特罗特注意到，奴隶中的坏血病患者，与他此前观察到的其他坏血病患者一样，都表现出对酸性食物的强烈渴望。他由此生发了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酸性食物包含人体必需而无法从其他食物得以补充的养分，进而开展了对照实验。实验证明，食用了柠檬或橙子的奴隶不再表现出坏血病的症状。

应该指出的是，在18世纪奴隶贸易开展几百年前，早于大航海时代开启，中国明代发起的多次下西洋征程中，从未出现类似的船员、士兵因长期航行而罹患坏血病的记录。显然，中国明代的水手和航海家们，完全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更多地将之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并未形成理论化的知识，更没有因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托马斯·特罗特的发现，不仅极大地减少了贩奴贸易中的人口死亡，更重要的是助推了坏血病的医学研究，指出这种疾病由营养不良造成，完全可以通过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得以治愈或预防。这也驳斥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种族主义论调，也就是非洲人、黑人是因为肤色、尚处于所谓的未开化阶段所以容易患病。

尽管托马斯·特罗特的发现在当时起到的直接作用就是减少了奴隶主、贩奴商人的经济损失，但他还给出了若干重要判断，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新鲜空气的缺乏会导致奴隶大量死亡、奴隶贩卖运输中长时段迫使奴隶呆坐不利于奴隶健康，既具有医学意义，也产生了社会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盖茨堡学院吉尔德·莱尔曼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内战时期研究与历史讲席教授吉姆·唐斯在其所著的《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一书中，分多个章节谈论了近代的医学知识发现背后的故事。书作者指出，医学知识被后人铭记，使得整个社会受惠，但这些知识的诞生过程却意味着巨大的苦难，为医学分析提供信息的人们被医学研究、历史研究长期遗忘，甚至被刻意抹除。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书中谈到，托马斯·特罗特对于滑雪板和船舱底部缺乏空气的影响所开展的医学分析，对于流行病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病例研究，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因此进一步展开了预防疾病的相关研究。如前述，托马斯·特罗特还确定导致疾病的社会条件，研究了人群的健康而非个人的健康，这初步搭建了公共卫生的概念。而这些发现对于化学的研究发展也起到了佐证作用。

18世纪末，英国慈善家和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发起了监狱改革，采用类似于托马斯·特罗特的方法揭示了逼仄的监狱环境对于囚犯，尤其是很可能最终会被宣判无罪的轻罪嫌疑人的健康影响，此举对于改善欧洲各地的监狱甚至医院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近代欧洲各地的医院，空间逼仄程度甚至超过监狱。这些发现以及因此纳入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知识，还带来了欧洲各地城市空间的改善：政府开始致力于清除城市街道和农村道路上的动物尸体，制定法规制定下水道和排水系统的法规，为各类公共空间增加通风装置。

正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19世纪30年代的马耳他检疫站职员、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军医，都揭示发现了为鼠疫、霍乱患者清洗衣物和床单的洗衣女工，并没有传染疾病。这可以很大程度上驳斥此前有关鼠疫和霍乱的传播方式的经验，迫使医学家和医生去寻找别的感染链条。在19世纪40年代，医学家开始将感染性疾病和触染性疾病分开，所谓触染性，包括梅毒、癣、狂犬病等物质，只有人们直接接触病人患病部位或身上取下物质时才会传播，不存在污染空气的情况；而感染性疾病则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至于麻疹和天花则可能同时通过两种方式予以传播。这些发现在当时首先改善了欧洲和北美部分国家、城市的货物、人员检验检疫的方式，减少了人员隔离时间，但没有恶化一些传染病传播的情况；而且为传染病医学科学研究锁定致病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方向。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这本书还谈到，我们经常会谈及南丁格尔作为护士、女性主义者的贡献，但他作为公共卫生权威或流行病学家的工作却很少为人所知。南丁格尔在考察克里米亚战争前线的军队医院情况后指出，医院的布局应当更趋合理，需要配置更好的通风条件和更为严格的下水道。而在后来，南丁格尔进一步考察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通过数据化分析印度建筑、水路、下水道和排水系统，以及出生、死亡、发病率等情况，指出疾病会在不卫生的环境下滋生甚至进一步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