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千年科举第一榜：天才只是入场券，章衡为何能独占鳌头？

公元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的科举考场外，文坛领袖欧阳修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叹不已，直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这位令欧阳修甘拜下风的天才，正是年仅21岁的苏轼，然而，当放榜之日到来，状元之名却并未落在苏轼头上，而是归于一位后世鲜少提及的人物——章衡。

这场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考试，究竟有何特殊？为何连苏轼、程颢、张载等旷世奇才都未能登顶？答案就藏在一场集改革、机遇与命运交织的历史洪流当中。

千年科举第一榜：为何是嘉祐二年？

嘉祐二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历史上，获得了“群星璀璨之最”的赞誉，其产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朝代知名的科举榜单，像唐代被称作“龙虎榜”的那次科举，还有明代的“洪武四年榜”，嘉祐二年科举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

人才密度空前：

在嘉祐二年这一榜科举中，出现了众多在不同领域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都在这一榜中高中进士，苏洵虽是以布衣身份被荐举，但也与这一榜有着紧密联系。

此外，理学的重要奠基人程颢、张载也在这一榜中崭露头角，不仅如此，还有9位未来的宰相出自这一榜，比如吕惠卿、章惇等。

这一榜可谓是文坛、政坛、思想界的三重盛宴，如此高密度的人才汇聚，在科举史上极为罕见。

文风改革里程碑：

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借着嘉祐二年科举的机会大力推行古文运动，他坚决摒弃那种华而不实的“太学体”文风，倡导“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

在阅卷过程中，欧阳修态度十分坚决，对于那些文风浮夸的考生，他甚至写下“秀才剌，试官刷！”这样辛辣的批语，直接淘汰了他们。

通过这次科举，欧阳修成功地重塑了北宋文坛的审美标准，让文风朝着更加务实、有内涵的方向发展。

制度创新：

嘉祐二年的科举在制度上有一项重要创新，那就是首次实行殿试不黜落制度，在这之前，殿试是会淘汰考生的，但嘉祐二年开始，所有通过省试的考生都可以获得进士功名，只是排名有所不同。

这一举措起到了缓和士子之间矛盾的作用，同时也让朝廷能够更广泛地吸纳人才，为国家储备更多的可用之才。

主考官的铁腕与慧眼

嘉祐二年的考官团队，可以说是“史上最强伯乐”，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眼光，选拔出了众多优秀人才。

欧阳修（主考官）：

欧阳修是凭借《醉翁亭记》而名垂千古的文坛宗主，但他在嘉祐二年科举中，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选拔人才的。

在阅卷时，他看到一份非常出色的答卷，以为是自己弟子曾巩的作品，为了避嫌，便将这份答卷降为第二，而这份答卷其实是苏轼的。

欧阳修对“太学体”文风的考生严惩不贷，他的诗《礼部贡院阅进士试》中“赖有群公识鉴精”这句诗，也道尽了他在选拔人才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

梅尧臣（副考官）：

梅尧臣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他的诗歌主张“平淡”美学，这种美学观念与嘉祐二年科举改革所倡导的务实导向不谋而合。

在担任副考官期间，梅尧臣以自己的文学理念为标准，协助欧阳修选拔出了许多符合要求的人才。

王珪（副考官）：

王珪后来官至宰相，他以骈文大家的身份参与到嘉祐二年科举的阅卷工作中，在选拔人才时，王珪能够平衡文采与政论的标准。

既注重考生文章的文采，又看重其对政治问题的见解，为选拔出全面的人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被章衡“压制”的天才们都有哪些？

即使是在嘉祐二年如此严苛的选拔标准下，这一榜的考生名单依然如同是一部“宋代名人录”，其中有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

苏轼在嘉祐二年的科举中位列乙科，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在文坛上的成就，他凭借着《赤壁赋》《念奴娇》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巅峰地位。

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极为赞赏，称他“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事实也证明了欧阳修的眼光。

程颢、张载：

程颢开创了“天理”学说，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张载则提出了“为天地立心”的关学纲领，他们二人的思想共同塑造了宋明理学的根基，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巩：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醇儒”，他的策论以逻辑严密而著称，在嘉祐二年科举中高中后，曾巩的仕途也较为顺利，后来官至中书舍人，负责执掌朝廷的诏令，在政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惠卿、章惇：

吕惠卿和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手腕和改革魄力，虽然后世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他们的政治活动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缩影。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在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巨匠们，在嘉祐二年当年的榜单上，都未能超越章衡。

章衡：低调的状元与历史的隐喻

章衡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嘉祐二年当时，他的才华得到了两极的高度评价。

苏轼的叹服：

苏轼对章衡的才华十分叹服，称“子平（章衡字）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苏轼作为文坛巨匠，能给予章衡如此高的评价，可见章衡的才华确实出众。

宋徽宗的盛赞：

宋徽宗对章衡也有很高的评价，称他“内德温纯，外容庄重，翰苑词宗，国家梁栋。”

从宋徽宗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章衡不仅在文学方面有很高造诣，在品德和政治才能方面也备受认可。

章衡为何能夺魁？

综合能力至上：

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视策论与经义，章衡的答卷以逻辑严密、引经据典著称，他特别擅长将儒家经典与实际事务相结合。

这种能力正好契合了欧阳修所倡导的“文道并重”的选拔标准，所以在考试中脱颖而出。

政治素养突出：

章衡在仕途上历任地方和中枢的多个职位，他曾经主持过外交谈判，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他还参与修订礼法，在这个工作中也体现出了他对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的深刻理解，章衡的这些经历，展现出了他作为“治世能臣”的全面性，与苏轼等人的文人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时代的选择：

嘉祐二年的时候，北宋正处于积弊待革的时期，朝廷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像章衡这样的“实干型”人才，能够切实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是需要纯粹的文学天才。

章衡的能力和特点正好符合了时代的需求，所以他能够在这一榜中夺魁。

总结

嘉祐二年的科举，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科举制度的复杂本质：天才的文学光芒只是入场券，而最终的胜出者，须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

章衡的“低调夺冠”，恰恰印证了欧阳修改革的前瞻性——科举不仅选拔文人，更在遴选治国之才。

千年已过，当后人惊叹于此榜的群星璀璨时，亦当深思：历史的评价从不止于才名，更在于谁真正推动了时代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