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为了生命

苏联姑娘安娜在医学院毕业时，还只是个20岁的少女。当她去人民委员会接受工作分配时，心里真是又激动、又高兴，因为她马上就要走向生活了。

她来到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格里高利伯伯告诉她，派她到阿尔塔沙特区的一个村子里去，在那里单独工作。

安娜顿感意外，自己刚刚毕业，马上就派去单独工作，是否行？她脸上露出一点为难的神色。格里高利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像慈父般地鼓励安娜，叫她拿出信心和勇气。

安娜来到阿尔塔沙特区的一个遥远的村子，她面对这个陌生地方，轻轻吁了口气，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在这里进行工作。

她找到诊所，见到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这女护士是阿塞拜疆人，叫做瓦尔杜什，她见安娜来了，便一面热情地接待，一面向她介绍诊所的情况。

安娜心想：名义上，这是一个诊所，其实只是一个设备不全的医疗站。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也会感到困难，何况自己又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呢！她简直没法想象自己能在这里做些什么。

安娜检查了病人的症状后，心里十分为难。因为照症状看，需要立即给病人动手术；但是这里的设备差，自己刚到这里，还没有把诊所布置就绪，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手术。可是，这一来，病人肯定会死在路上。

安娜想到这里，责任心使她下了克服困难的决心，果断地告诉病人的亲属：现在病人已经衰弱到极点，只有在诊所里立刻动手术，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要送他到城里去，病人的生命就很难保证。

病人的母亲仍然坚持要把儿子送到城里去；可是病人的伯父却劝她把儿子留在这里，因此，引起了争论。显然，病人的母亲不信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多少伤害了安娜的职业自尊心，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坚强的性格和责任心使她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尽一切可能拯救这个垂死的病人。

然后，她把病人的伯父拉到一边，用刚学的阿塞拜疆语向他诚恳地说明：如果他们冒险把病人送往遥远的阿尔塔沙特，肯定会把病人葬送在路上。但是，在这里动手术，也不能保证他的生命没有危险。

老伯伯去说服病人的母亲，但她还是不同意把儿子留下。她绝望地用手扯自己的头发，仿佛这就能救她儿子性命似的。这可怜的母亲，已经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安娜可不容许再拖延下去，因为拖延时间就等于加速病情的恶化。她像一个指挥作战的军人似地，果断地把病人送进了临时手术室。

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已经衰弱得脸色苍白。由于他以前得过伤寒，出现了中毒现象，从肩部到胸廓开始溃烂，情况十分紧急。

安娜从病人的胸廓至肩部作了一个切口。尽管没有施用麻醉剂，但病人什么都不觉得，只偶尔把眼睛微微睁开，又重新闭上，这就是他的全部反应。

安娜还是初次独立操作这样的大手术。可是，她一点也不畏缩，因为她感到党就站在背后支持她，给她平添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器械在轻轻地响动，汗水湿透了安娜的内衣，她竟一点都没感觉到。当她顺利完成手术的时候，才轻轻地吁了口气，想起该问一声病人的名字。

黑夜来临了。安娜和病人的家属一样，默默地守护着贾法尔，贾法尔的母亲每隔一会就瞅安娜一眼，她急切地想从年轻医生表情上，看出儿子脱离了危险没有。

其实，安娜也没有确切的把握，最使她难堪的，是贾法尔伯父的锐利目光。他那毫不掩饰的诧异眼神里，包含着对她精神的钦佩和崇敬。这目光既使安娜感到沉重，又使她感到安慰。

整整一夜，安娜没有离开病人一步，她一定要救活这病人。她不顾疲惫，细心地护理着贾法尔。

天亮前，安娜又仔细地检查了贾法尔的病情，当她断定病人的危险期已经过去的时候，便飞快地冲出手术室，把这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过去了。生命力渐渐回复到贾法尔的体内。有时他把眼睛睁开一会，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看安娜，重又疲乏地闭上了。这给安娜带来了难以掩饰的快乐。

不久，贾法尔身体迅速复原了。安娜把他转为门诊病人，嘱咐他每隔一二天来换一次药，千万别感染了伤口。

从此，安娜对工作有了信心，也更加成熟了。可是贾法尔去了已经一个多星期，他一次也没来换过药，究竟他怎么样了？这使安娜放心不下。

一天，安娜正在看报，有人走进门诊室咳了一声。她抬头一看，一个20岁左右的阿塞拜疆青年，朝气蓬勃地站她面前，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感激的神情瞧着她。

安娜觉得小伙子有些陌生，她把护士瓦尔杜什喊来，请她问问这位年轻人有什么事。小伙子却只是笑着，一眼不眨地盯着安娜。

安娜惊奇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个出色的小伙子就是不久前救活的那个垂死的病人？贾法尔却异常激动地握住安娜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突然，贾法尔用劲拉着安娜走出了诊所，他指着街上停着的一辆铺着毡毯的马车，用生硬的俄罗斯语说，他要邀请安娜到他家作客。

安娜向贾法尔道了谢，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贾法尔坚持了好久，但最后还是一个人赶着马车，怏怏地走了。

过了一会，贾法尔同他的母亲一起来到诊所。母子俩的诚意，深深地感动了安娜，她在瓦尔杜什的劝说下终于应邀前去。

她来到贾法尔家，只见屋里已聚集了许多亲戚和邻居在等候她。他们按照阿塞拜疆人的风俗，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宴会，表示对安娜的无限感激。

贾法尔的母亲一把将安娜搂在怀里，热情地吻着她，激动地说：“我生了贾法尔，可是你救了他，我儿子的生命就是您给的了。”安娜却谦逊地说：“我不过是做了我应做的事，没有权利接受这样的赞誉。

两年后，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神圣的卫国战争开始了。这时安娜已经结了婚，她的丈夫上前线去了，她自己被调往一家陆军医院。

安娜经常要工作到深夜。有时疲乏得快站不住了，但是工作还没有完，她依然坚持工作。

下班时，她偶然回家去休息，但因为心里老是记挂着医院和病人，一刻儿也睡不稳。

有一次，医院里来了一位用手巾半遮着脸部的伤员，躺在担架上烦躁不安。安娜注意到了，她温和地走过去，想安慰他几句，却招来了伤员没好气的怨声。

在旁的几个护士生怕安娜动气，便劝伤员不要对这么好的一位医生不礼貌。可是她们得到的仍然是毫无礼貌的回答。

过后，这个伤员正好分配在安娜负责的病房里。他的一条腿已经锯到膝盖，一动不动地躺着，闭着眼睛，一声不响。

伤员名叫伊凡，共产党员，战前是个教员。

尽管安娜这样努力，可是年轻英俊的伊凡仍打不起精神，有一次竟沮丧地说，他的一生完了，不想再活下去。安娜激动地反驳了他，但他还是很固执。

安娜耐着性子劝告他：在战场上，一切都可能发生。哥萨克是战士，就难保不受伤。可是伊凡执拗地表示：哥萨克应该使敌人残废，而不能自己成为残废万一自己残废了，那就宁愿死去。

安娜轻轻地抚摸他的额头，竭力安慰他，鼓励他，但是毫无效果。他常常蒙着头一动不动地躺上几小时，既不抱怨，也没有任何要求。

一天夜里，安娜回去睡了，护士亚什伊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叫醒她，说是伊凡的情况不好，伤口在流血。

安娜慌忙起身，跑去病房一看，原来伊凡的伤口引发了活动性的静脉炎，看情况必须锯到膝盖以上。

安娜把主任医师请来，经过他的再度检查，认为只有马上再锯去一截，没有别的办法。

安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做这次危险的手术。尽管伤员的情况很严重，但手术还是进行得很顺利，这更增加了安娜的信心。

但是，伊凡在精神上却大受刺激。安娜为了扭转他的颓丧情绪，时常去跟他谈话，读马雅柯夫斯基的诗给他听，想唤起他对事业的向往，但是这一切好像都是白费，没有能使他振作起来。

有一天夜里，伊凡急躁起来，黄豆大的汗珠在他脸上滚动，垂危中他呼喊着要喝水。

值班护士亚什伊拿水来的时候，一幅可怕的景象，呈现在她的眼前：床上全是血，地上也有血，伊凡已经失去了知觉，他苍白、冰冷，像个死人。

亚什伊慌了手脚，忙去告诉了安娜。安娜吃了一惊，三脚两步地向病房跑去。

安娜走到病床边，轻轻摸摸病人的脸，知道他还活着。掀开被子一看，松开的绷带已被扯得粉碎。伤口又发炎了，而且蔓延开来。她怀疑是病人自己把绷带扯碎的。

安娜把伤口重新包扎好，立刻又去请来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责备亚什伊：“怎么可以让伤员解开绷带？”亚什伊分辩说： “他嚷着要我去拿水，我去了回来，就看见了血。”

主任医师解开安娜刚才给病人包扎上的绷带，仔细看过了伤口后，脸上露出了难色，暗示他现在毫无办法。安娜还想说服主任医师，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安娜怔怔地望着垂危的病人，她想：这个人真的完了吗？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扭过头去偷偷地流泪。

伊凡从昏迷中隐约听到安娜和主任医师发生的争论，他看到了她的一片赤诚的心。他开始明白，不应该怯懦地逃避考验；他微微动了一下，想向她致谢，嘴里却说不出来。

安娜知道他还清醒着，又产生了治疗的希望；可不知道他听到了她跟主任医师的谈话没有？她怪自己那么不小心，感到发窘。她找到主任医师，又一次要求为病人动手术。

安娜连忙跑进病房，立刻给伊凡动手术。伊凡并没表示抗拒，他直盯着安娜。安娜看到他眼里闪着泪花。安娜觉得奇怪，但此时顾不到这些。

手术的情况是良好的。安娜又悄悄地从自己身上抽了两次血输给伊凡。她看出他的危险期虽然过去了，但是他的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挽救他生命的斗争，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伊凡病情渐渐好转，安娜心中万分高兴，她总是带着幸福的微笑走进他的病房。可是，伊凡见她来了，总是用被子蒙住脸，像是不愿意见到她。

伊凡的健康恢复得很快，不久，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特别使安娜高兴的是：他的精神开朗了，不再悲观失望。

有一次，伊凡拄着拐杖，走到安娜的工作室门前，呆了一会，才轻轻地唤了声：“大夫！”

安娜正在跟几位医生说话，她听到是伊凡的声音，连忙招呼他进去坐了，问他有什么事。伊凡吞吞吐吐地说：“专诚来拜访您··我不知怎样感激您才好……”

不知怎的，伊凡说话的态度有些惶惑、不自然。安娜感到奇怪，当她把他送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对她说：“大夫，我··我离开你不能生活！”

这一句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安娜茫然无措，但她马上镇静下来，像开玩笑似地说：“当然，亲爱的，短期内您的确还少不了我，因为我对你还有责任。”

伊凡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气，他轻轻地说：“我希望能经常看到您。”安娜爽朗地笑着说：“我不是每天来查病房的吗？”说着，扶他走进病房，催促他去休息。

安娜默默地往家走，一路在思索着，是不是自己表现了过分的热情，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了呢？不，自己对所有的病人，绝对是一视同仁，同样倾注了全部的关怀。

她回到家，还在思考这问题，她意识到原先只是完成了挽救病人生命的任务，现在竟牵涉到病人的精神生活了，她要是向他说明不能接受他的感情，他可能掉进悲观的泥沼，那怎么办？

她考虑再三，终于找伊凡作了一次长谈，态度仍然亲切，一点不露出内心的焦虑。可是每当伊凡向她吐露感情时，她总是设法岔开。

可是有一天，她收到了伊凡的一封长信。他向她表示了爱情，还要学习她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今后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因为有她活在世界上。

她看了信，不明白是高兴还是难过。她的病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信，说明他的精神已接近复原了，总算她在治疗过程中，没有白费心血。可是，她绝不希望赢得病人对她的好感。

她几次拿起笔来写回信，但终究没有写成，因为她不知道怎样回复才能不使伊凡伤心；同时，她也不愿以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去搪塞他。

第二天，伊凡在走廊里遇见了安娜，他拦住了她，像小孩似地嘟起嘴唇，问她为什么不回信；而且声明，以后他还要写下去。安娜并没有表示反对，她只是说，她尊重每一种纯洁、高尚的情操。

从那天起，安娜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伊凡的信，他的感情表达一封信比一封信炽热。她的痛苦也一天比一天加深。她不愿他伤心，只希望他很快恢复健康出院，迎接新的生活。

但是，伊凡对她的理智态度渐渐有点不满起来。安娜想到既然伊凡已经完全复原，不需要“精神治疗”，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明确告诉伊凡。有一次，她约伊凡到花园里谈谈。

伊凡听到这话，忙回答说：“不，我不知道，我只是爱您。您是我的一切！我的整个生命都是您挽救的！”安娜不等他说完，便明确地指出他的错误。伊凡红着脸给自己辩护。

安娜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说仅仅为了我才值得活下去，这种想法未免太狭隘了。您，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为了我才活下去，而是为了党和祖国，党员同志！

伊凡像被针尖刺了一下，他抓住安娜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然后垂下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匆匆走开了。

以后几天里，伊凡情绪低落，话也不说，老是闷闷不乐。安娜又担心他回复到悲观失望的心境里去，就主动去看他。

可是，伊凡一见她，又向她表述他的感情。他说：“我希望我对您的感情不要使您不安。在我没有权利爱您的时候，偏偏爱上了您，我才更感到自悲。我觉得您白白救了我的生命。”

安娜觉得伊凡的话有夸大意味，她虽然同情他不幸的遭遇，却否定他的生活态度；她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只得怏怏地离开了。

安娜不知道今后怎样应付伊凡，只得去找党支书沙赫纳扎良，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她，请她指示。

党支书告诉安娜：“伊凡同志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但在受伤后，心理上受了很大的刺激，这次犯错误，党对他应该更多关心和耐心教育。尽量帮助他改正缺点···”

安娜说：“我已经跟他谈过了。”党支书严肃地说：“谈得还不够，你应该帮助他找回失去了的党性，必须斩断他心中的乱麻。他现在完全健康了，你别怕谈了会刺激他。

安娜得了党支书的指示，一天，她见了伊凡，就先从医院的情况谈起，慢慢谈到医院里住着几个意志坚定的病员，最后又说到伊凡最钦佩的霍里亚克中尉。伊凡高兴得笑了。

伊凡眨着眼睛说：“我跟他不一样，他天生是乐观性格。”安娜反驳说：“这不是性格问题，他不光是感到自己的不幸，他也考虑人们，考虑生活，考虑自己将来如何参加劳动···”

说到这里，安娜用婉转的语气，请他原谅她的率直，她设想她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同样会感到灰心失望；不过，她决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个人的得失上，她可能逐步缓和，直至战胜这种失望情绪。

伊凡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直到后来，才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喃喃着，默默地拿起拐杖走了。他陷于苦思之中，甚至安娜扶着他走了一段路，他都没有觉得。

次日，伊凡走进安娜的工作室，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放在她的桌上，转身离去。

安娜急切地拆开信封。信上说，安娜不仅救了他的生命，还使他重新获得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党性。

在信的末尾，伊凡再一次强调说，他对她的感情是对人格的爱，他请求她不要蔑视他的这种感情，他要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安娜读到这里，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几天以后，伊凡的假肢已经改装接上，可以出院回家了。临别时，安娜对他再三叮嘱，两人都热泪盈眶了。

伊凡回到家，跟妻子、孩子见了面，夫妇俩感念安娜的救命之恩，商量要请她来作客。他八岁的儿子，马上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道：安娜阿姨，您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请您到我家来作客，您一定要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