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西南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隆隆炮声震撼华北平原,硝烟弥漫,炮火冲天。赵冠军的家乡赵家庄,一个地处两省三县交界的偏僻的小村庄,也被战火化为灰烬。逃难的村民,为了免遭日寇屠杀,扶老携幼四处奔波。赵冠军是1929年出生的,这一年8岁。
华北平原沦陷后,鬼子在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建立了伪政权。没有撤退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共产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分散在广大乡村。一九三八年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南桥区公所成立。杨景田任区长,赵冠军的父亲赵庆恩任副区长。一九三九年,杨景田调县工作,赵庆恩接任区长职务,并兼任区中队指导员(即区委书记)。
南桥区抗日根据地,方圆只有几十华里,几十个村庄。西北面是国民党南桥乡公所,乡长李子迎组建的五支队,在兰陵一带活动。南面是江苏省邳县地界。东北面是国民党郯县县长梁麻子的地盘。南桥区公所要向外开展工作相当困难。
赵家庄是南桥区抗日根据地中心,也是南桥区公所的常驻地。区公所的许多工作人员是赵冠军家的常客,吃住都在他家里。他祖父赵益三忠厚好客,对抗战很热心,他像对待亲人那样,热情招待来往同志。
赵冠军的叔叔赵庭恩早在临沂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家有三支枪:一支是德国造的套筒子,一支是日本造的三八式大盖子,一支是俄国造的大鼻子。他祖父把这三支枪,用大红布捆在一起,由儿童团敲锣打鼓,从赵家庄送到两华里远的土桥头村独立营营部。
独立营的组建很顺利,发展也很迅速,有四个排,二百多支步枪,还有两挺歪把子机关枪。机枪是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丢下的,被人埋在土里,老百姓把它挖出来,送给独立营。
不久,独立营被编为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沂河支队第三大队,赵庭恩任大队长,活动在沂河两岸、临沂至新安镇公路两边,坚持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骚扰和打击敌人,袭击敌人的运输车辆。如果缴获战利品,就用人力独轮车,一车一车送到抗日根据地。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在这块抗日热土上,流下了无数革命战士的鲜血。赵冠军的小学同学赵全章和赵传为,在袭击敌人的军用运输车辆时光荣牺牲,年仅十四五岁。
抗日救国运动在南桥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抗日歌声慷慨激昂,此起彼伏:“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救中国、救中国!”“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驱逐日寇决不罢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赵冠军家的大门上也挂上了一块黄底黑字的光荣牌。
随着抗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南桥区各村,先后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团、抗日救国儿童团、姐妹团等组织,雄赳赳、气昂昂,扛着枪的小伙子们,叫抗日先锋队。赵冠军的母亲和婶母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他母亲还担任村妇救会长。
赵冠军也报名加入了苏鲁边干校,被编为儿童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桥区负责儿童团工作,和区里的几个小朋友一起,到各村作抗日救国宣传。他父亲、叔叔参加抗日后,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人员。
一九三八年,是赵冠军全家参加抗日的第一年。这一年,他终生难忘。
王家庄是临沂县和郯城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庄。一九四零年夏天,南桥区公所的同志住在王家庄,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一天深夜,区公所同志突然遭到国民党郯城县县长梁麻子部下的暗杀。
这天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区公所的两个执勤战士,被梁麻子用绳子勒死,又用刺刀刺杀正在屋里熟睡的十几个区公所的干部,有的被刺死,有的被刺伤,有的被俘后,下落不明。
赵冠军父亲赵庆恩被伤员的叫喊声惊醒,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敌人抓住。进屋的敌人,都端着枪,把枪口一致对准父亲,看样子他们早就知道赵庆恩是区长,准备押着赵庆恩回去交差邀功。赵庆恩魁梧高大,身强力壮,当两个敌人拧着他的两只胳膊,走出屋门时,他趁敌不注意,两只胳膊肘猛力向后一拐,将押着他的两个敌人重重击倒在地,即冲出门外,虎口逃生。
一九四四年,15岁的赵冠军从温河县游吾区,返回苍山县长城区,在各救会任青年干事。一九四五年春,又经苍山县委派遣到鲁南干校学习。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鲁南干校三百多名学员和大律村村民,集合在大律村河边的大沙滩上,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散会后,大家踩着高跷,打着锣鼓,扭着东北大秧歌,分几路沿大街小巷边游行边放鞭炮,并高呼:“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和平万岁!”
夜深时分,还有许多人蹲在大门口,拿着旱烟袋,边吸烟边议论:“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能和共产党合作吗?和平真的到来了吗?”
之后,赵冠军从鲁南干校毕业,被分配到枣庄工作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挖铁路的民工正在休息,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民工被刺刀刺伤、刺死数十人,工作队发现后立即鸣枪示警,民工才慌忙向四处散去。这是日寇投降后与国民党勾结,犯下的新的滔天罪行。
不久鲁南区党委决定,将枣庄工作队改为邹县工作队,开辟铁路沿线的新解放区工作。此时,邹县已解放,赵冠军被分配到邹县大夫区任区委文书工作。
一九四六年,邹县坚持温和均衡的土改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中不动,两头扯平”,就是邹县当时的土改口号。
邹县北面的兖州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经常派武装特务,深入到大夫区暗杀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土改积极分子。大夫区麻町村的三位土改工作队员和土改积极分子,便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尸体被扔进钢山山上的枯井里。
区委决定派赵冠军去麻町村继续完成那里的土改任务。
赵冠军到麻町村后,一手拿枪,一手分地,动员十几名土改积极分子组成民兵,住在一家地主的炮楼上,夜间出来巡逻,保护群众利益,按计划进行土地分配工作。
一天深夜,麻町村的一个土改积极分子向赵冠军报告:“国民党从兖州派来的武装特务,一行五人,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赵冠军将这一情况迅速转告给住在大夫村的区委书记张继忠。张继忠同志带领区中队,连夜将特务住地包围。
天刚亮,一个打扮成商人模样的特务,被我区中队识破,抓获后捆在一棵大树上。后面的四个特务,一见事情不妙,拼命地向兖州方向逃跑。区中队奋力追击,除了两个敌人逃回兖州外,其余一人被击毙,一人被击伤。这次战斗缴获敌人短枪三支,子弹一百多发。
在此次追击战中,赵冠军使用的是一支捷克式步枪,边追击,边端着枪射击,一直追到邹县和兖州交界的地方才停下。他把枪稳稳放在一个坟头上,用左手掌着枪柄,用右肩抵着枪托,在扣动板机向敌人射击时,只听一声巨响,枪膛被敌人动了手脚,被炸成两半,值得庆幸的是他的两只手都安然无恙。
他父亲赵庆恩也由鲁南区党委党校,分配到邹县工作,任邹县峰山区区委书记,领导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赵庆恩组织分得土地的农民成立了二百多人的保田队。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前夕,保田队光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敌人先头部队,已越过邹县县境,到达沂蒙山区。邹县县机关、各区区级机关三百多人,被围困在匡庄东面的一座大山顶上。
山脚下的村庄,已经住满了敌人,敌人不断向山上放枪放炮,但并没有向山上进攻的迹象。敌人是过境的,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所以虽然山下周围村庄已住满敌人重兵,但300多人也能在山顶上逗留数日。
在被围困的第三天,县委决定,三人编为一个小组,分散隐蔽,向小沂蒙山区突围。赵冠军和区委书记张继忠还有一个小通信员编为一个小组。等到天黑时,他们沿着山间小路,走了整整三夜,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到达目的地沂蒙山白马关。
第二天,县委对队伍进行了整编。
县委传达了中央对目前形势的战略评估和决策,概括起来,即全、无、大、中、小五个字。“全”指的是解放全中国;“无”指的是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占领,解放军必须从外线出击,到国民党占领区作战;“大”指的是解放区的扩大;“中”指的是解放区保持战前面积不变;“小”指的是解放区的缩小。
县委动员突围的同志,要在国民党先头部队过境后,迅速插回原地,坚持敌后斗争。当时口号是: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爬山头,立大功。
整编后,突围的同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年青力壮的干部,先行插回敌后,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第二部分作为预备队,随野战军转移,待机插回敌后;第三部分是老弱干部和随军撤出的家属,转移到黄河以北,敌人尚未占领的解放区。赵冠军的家相应分成三部分:父亲插回敌后,坚持武装斗争;赵冠军作为预备队随野战军转移,待机插回敌后;母亲带着三个小孩转移去黄河以北和解放区。
在白马关整编后的第二天,赵庆恩带着区里最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员,连夜动身,回到峰山区。此时邹县县城仍驻有国民党的重兵,还乡团在区、乡挨家挨户搜捕我党未撤出的干部,威胁军人家属把儿子送回来。
赵庆恩插回峰山区后,在农村已无“立足”之地,只好把峰山作为依托。白天钻进纵横交错的山洞里,夜间深入到各村,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赵庆恩的到来,给国民党地方势力当头一棒,为了保命纷纷缩回邹县县城。
对峰山区的群众来说,赵庆恩的到来,是莫大的鼓舞和欢欣,他们深知解放军的撤退,是为了伸出拳头重重地打击敌人。我军在沂蒙山区取得胜利的消息,也源源不断的传来,更是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解放。华东支前司令部下属几千名支前干部,在完成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的支前任务后,作为接管新解放区的骨干力量,整体编入西南服务团。
赵冠军家四个人,跋山涉水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来到四川。他叔叔赵庭恩任荣昌县县长,二姑赵惠恩随军进驻南充市,后参加抗美援朝,赴朝作战。赵冠军已结婚,和爱人徐继荣分配到璧山县委工作。为支援新解放区工作,他父亲赵庆恩也从邹县调到浙江省杭州市搬运工会任主席。
在那个烽火年代,赵冠军他们这个十五口人的大家庭中,有八位亲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这一大家和其他革命战士一道,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战斗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