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官府对私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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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商指以私人资本经营并为自己谋利的商人。在宋代，扩大了的私商群体还包括以经营为副业的农民、官吏、贵族和文人等。与全部利用官府资本并为官府或军队谋取商业利润的官商相比，宋代私商的分布更广泛。

随着商品经济及行会的发展，宋代私商在数量及资本等方面有了非常突出的增长，整体实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活跃在各地的市场上，为百姓的生活和宋王朝的财政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因为私商的实力大增，他们对社会及政权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这种影响力不但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私商对社会及政权的消极影响使其与当时统治者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主要包括：私商的经营活动侵蚀小农经济；导致劳动力减少；与当时官府争夺商业利润；扰乱政治秩序、扰乱经济秩序；影响传统思想并威胁国家安全。

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实力雄厚且人数众多的私商们不遗余力地经商，因此这些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

针对这些矛盾，宋代官府遂对私商的发展采取了控制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作用于私商的人数，经营活动及社会地位。具体而言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劝课农桑等政策防止经商百姓过多；通过专卖、收税等政策控制私商经营；通过抑制私商入仕、舆服及与宗室联姻等政策控制其社会地位的提高。

这些控制措施以保护私商对政权的积极作用为前提，以最大化地降低私商的消极影响为根本目的。

这些控制措施使大部分私商不能无所顾忌地从事长途贩运，导致当时市场的商品集散功能减小，影响了私商的商业利润向扩大再生产资本的转化。

但是并非所有控制措施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有些措施一改再改，乃至成为无人遵守的空文。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容人为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官府执法不严、因人而异、以情代法的结果。

宋代私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增长。鉴于宋代不再实行“市籍制度”，所以对于其增长的具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是宋代私商的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却完全可以从城市、墟市、草市数量的增长及城市中店铺的繁华进行推测；也可以从当时“行”的盛行加以估计。

据统计，“唐代 10 万户的城市仅有 13 处，而北宋则多达 40 个。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又上升到 50 多个。”城市是各种经营场所的聚集地。在史料中，不乏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经营场所的描写。

商馆、酒楼、铺、席、店、肆等经营场所中商人活跃的背影带来了各种各样喧哗热闹的景象。因为宋代官府的专卖垄断主要集中在有巨额利润的商品，并且多将资本投放于源头产业，所以可以说这种种繁华景象的缔造者主要是私商。在没有坊市制度限制的城市里，店铺随处可见。

他们奔忙的身影也因宵禁的取消而出现到深夜。除在大城市中的私商有了明显增长外，更能说明私商数量增长的是各种集镇、草市、墟市的大量出现。“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全国府界及诸路坊场河渡等共有草市 27607处”。

就地展席或沿街叫卖的小本买卖在宋代的村镇随处可见。这种私商的数量比城市中经营店铺的私商更多，分布更广。所以通过对宋代交易场所数量的增长及交易市场的繁华程度完全可以推知宋代私商的数量较之前代有了惊人的增长。

另外“行”在宋代的发展也是私商数量增多的又一例证。宋政府规定，“每一个在城市谋生的经营者，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必须‘投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行”的种类和数目都有增加。这种以行业增多为基础的种种表现是从业者数量增长的最好说明。

私商对小农经济的侵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对农业结构的影响和对务农劳动力的减少。

首先，私商导致当时的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意义重大。但是宋代私商的经营活动却间接地对小农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商品经济并非只在宋代才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在宋前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宋前的商品多为特产与奢侈品。换言之，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购买商品，绝大多数宋前农民过的都是织而衣，耕而食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私商势力多么庞大，受到影响的也只是少部分人。

但是在宋代，除特产与奢侈品外，很多生活必须品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例如当时科技及漕运的快速发展已经打破了千里不籴的局限，使越来越多的私商做起了长途贩米的生意。在人多地少或山多地恶等粮食自给率低的地方，商品粮的输入显然可以使摆脱粮食生产困扰的农民根据当地情况安排生产从而有效地利用土地。

例如当时地域狭窄，无田可耕的福建路一直都是商品粮的输入地，不必自行生产粮食的当地农民大多利用山区地形，大力发展茶叶、水果等商品生产。这种扬长避短地安排产业结构的方式无疑会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除粮食之外，很多生活必需品，诸如布匹，柴畜，服饰、用具等都成为商品走向市场。长此以往，宋代私商这种扩大了的经营活动必然会使农业产业结构出现新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市场和商人产生的依赖性。宋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有选择地放弃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走向市场。

一方面，他们需要将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另一方面，他们更需要在市场上获得生活必须品。这样的买卖过程表明宋代原本一向自己生产、自己消耗的小农再也无法避免与市场发生联系。

如此一来，百姓因为与私商建立起了一种以市场为连接点的依赖关系而省去了生产某些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这无疑是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侵蚀。各种史料证明，私商的势力越强，这种侵蚀就越强大，而当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权就越不稳定。

例如，宋代严州就因为多山而不能种植粮食，只能依靠商品粮。当商品粮因故不再出售时，当地人就无粮可食。这种由于商品粮缺乏而引起的“凶年”对于统治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对于统治而言，这种动摇自给自足生产模式的现象是一种的极大威胁，一旦农民放弃了某样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就意味着其对市场的依赖加重，这同时也意味着封建社会借以束缚百姓的土地逐渐失去效用。

马克思指出：“商业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因此宋代私商这种促使农民改变产业结构、侵蚀小农经济的做法必然为政府所不容。

其次，私商导致当时务农劳动力的减少。对于封建政权而言，最重要的劳动力就是农民。只有农民安心于创造物质财富，一切剥削才有可能。用土地束缚百姓中的大多数，再配以税收、杂役是封建时期主要的剥削手段。

因此统治者是不愿看到农民从商的。宋代兼业私商的存在使我们看到宋代经商风气的浓厚，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私商的影响力。但是这类人毕竟没有放弃原本的谋生手段，换言之，他们还保留着经商前的身份。但是私商的影响力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的种种做法对农民弃农从商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宋代私商与政府间的另一个主要矛盾是他们推动社会形成新风气进而对封建统治阶级一直提倡的传统思想造成威胁。具体而言，新风气中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即：重利思想和奢华之风。

在宋前，私商作为受人鄙视的群体而被社会所排斥，为了金钱而为贩夫是可耻的。但在宋代，在私商暴富例子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金钱的诱惑。当他们看到致富的私商中不但有身份低下的流民和生活穷苦的农民，还有高贵的官僚和显赫的贵族时；当他们看到过去受人鄙视的群体过着富贵的生活时，儒家思想中重仁义、轻利益的传统观念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于解决私商给宋王朝带来的诸多消极影响而言，控制私商人数的确是一个直接而有效的办法。但是经济发展的脚步是不容人为阻碍的，当百姓的生活已经对商品交换产生依赖性时，当百姓因为习惯或者其它原因不能自行生产所有生活必需品时，求助于市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此时一味依靠减少私商数量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不但不能完全奏效，还会影响百姓生活。宋代作为一个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统治阶级不会认识不到商业的巨大力量。所以在控制数量的同时，官府还针对私商的经营活动推出了控制政策，并把这种控制政策作为解决私商问题的主要方法而极力发挥。具体而言，对官府私商经营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府专卖、控制私商盈利和控制商品流通。

宋代官府对私商的控制意图是清晰的，控制手段是多样的。这些措施给私商的发展带来诸多不便。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却又略显畸形的一个原因；也或许可以为宋代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争论提供基础。在纷繁的史料中寻找线索，由表象推知当时统治者对私商实施的种种控制，将对探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全貌起良好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