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燕大校长，晚年成为了美国的替罪羊，毛主席写下豪文为其送行

前言

“比起美国人，其实我更像是个中国人。”这是晚年的司徒雷登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司徒雷登是个美国人，但是在中国出生，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在他的治理下，燕京大学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一流名校。

“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司徒雷登曾经鼓励学生们走上街头，谴责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因为鼓励学生参加反日游行，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度过了几年岁月。

乍一看司徒雷登像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友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考虑到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声望，杜鲁门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

从担任美国大使的那天起，他就不再是中国人的朋友，他所作所为全部是为了使美国的在华利益得到最大化，成为了美国在战后控制中国的一个工具。

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这也标志着这一阶段美国的对华政策宣告破产。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中国。

当他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夏威夷补给时，他得知了一条令他心灰意冷的消息。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全面阐述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过程。同时也揭露了司徒雷登的一些对中国的片面报道。

此时的司徒雷登心中五味杂陈，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毛主席在得知消息后洋洋洒洒的写下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一针见血的揭露了司徒雷登的真实面孔。

图｜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了驻华大使，成为了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一、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面对曾经骁勇的八旗子弟时呈现出摧枯拉朽之势。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进行传教，约翰-斯图尔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杭州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自古以来经济就比较发达，同时又靠近通商口岸，这里是基督教徒的天堂。

斯图尔特和妻子在西湖附近盖了一座小房子，从此便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不久之后，夫妻二人便在杭州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雷登-斯图尔特。

为了让他能够在中国方便的生活，他的父母根据他名字的中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司徒雷登。

为了传教，司徒雷登的父母在自己的住所附近修建了一个小教堂，司徒雷登从小就和左邻右舍的中国小孩一起玩耍。

虽说一副白人面孔，但是他说着一口地地道道的杭州话，生活习惯也和一般的中国人别无二致。

1887年，当时的司徒雷登已经11岁了，父母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把他送回美国，虽说自己是个美国人，但是这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

刚回到美国，司徒雷登非常不适应，他平时吃惯了中国菜，他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干酪、奶酪的味道。不光讲不好英语，生活习惯上也和同龄孩子有很大区别。别人吃饭时都用刀叉，唯独他使用筷子，他逐渐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

图｜晚年司徒雷登

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努力去适应美国的生活，在父母的引导下，他来到了协和神学院学习。1904年，司徒雷登从协和神学院毕业，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国人。

但是此时的他非常怀念年少时期在中国的生活，于是他决定继承父母的事业，回到中国传教。司徒雷登的新婚妻子艾琳也非常支持自己丈夫的事业，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丈夫一起来到了杭州。

司徒雷登心里非常清楚，封建传统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推翻他们几千年形成的思维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

所以司徒雷登改变了以往传教士那种枯燥的说教方式，他发挥出了自己语言方面的天赋，不仅重拾了杭州话，还自学了上海话，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一口流利的方言，加上生动的故事，让他充满了亲和力。

1913年，南京金陵神学院给他寄来了邀请函，希望他成为学校的一名希腊文教授。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

虽说有了教授这一新身份，但是他从未忘记传教士这一老身份。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给司徒雷登写信，希望他能在中国筹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当时北京有大大小小多所教会学校，其中就包括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当时这俩所大学正在筹备合并工作。

图｜司徒雷登和老师们的合影

当时两所学校达成协议，合并之后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长，他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必须热爱教育事业；

二、和基督教会联系密切；

三、在此之前和这两所学校没有任何关系。

司徒雷登看到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这不就是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岗位么？于是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两所学校合并后的校长。

但是司徒雷登到了北京之后却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这所大学不仅设备落后，教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只有不到一百名学生，学校仅有五个教室，三排宿舍。

但是司徒雷登还是默默的开始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当时最紧缺的就是资金，司徒雷登穿梭于中国的各大城市，多次往返于中美之间，像是一个乞丐一样与各个基金会联系，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凑够了资金。

司徒雷登在清华园附近买下了一块地当做新校区，不惜花重金聘请了费孝通、陈寅恪、钱玄同等大师来到学校任教。

虽说自己是个传教士，但是他从来不在意宗教课是否是学校的必修课，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教育，并没有把筹办大学当做是教会的任务，只想单纯的为中国培养人才。

司徒雷登为这所大学倾尽所有，最终它成为了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高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燕京大学。

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他却选择交出了大权，退居二线。他认为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中国。

图｜曾经的燕京大学

但是当他退居二线之后，没过多久，日本人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全境沦陷。虽说司徒雷登是个美国人，这件事本身于他无关，但是他还是带领学生们走上了街头，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大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受到他的影响，燕京大学成立了请愿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官邸示威。蒋介石马上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被要求制止学生们的游行运动。

但是司徒雷登却说：“如果这次请愿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参加，那么这就是我这些年教育的彻底失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人都迁往了后方，但是司徒雷登却坚定的留在了北京继续办学。当时有很多爱国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他多次辗转于美日大使馆，保护了无数学生。

当时美国还是中立国，日本的军事扩张还比较依赖和美国的贸易，所以日本人也不敢过多难为美国国籍的司徒雷登。但是日本也对他也是恨得咬牙切齿。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之间终于撕破了脸，美国国籍再也不能当做是司徒雷登的“免死金牌”，很快他就被日军逮捕，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了抗日战争的余下岁月。

在狱中，司徒雷登完成了自己的自传——《在华五十年》，此时的司徒雷登虽说已经沦为阶下囚，但是他的心里依然深爱着中国，深爱着自己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

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司徒雷登也重获自由。走出监狱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返回了燕京大学，宣布复课。

图｜司徒雷登和学生的合照

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如果他能够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或许他永远会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国际友人，但是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的难以预测，司徒雷登偏偏在这一阶段涉足政治。政治领域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就像是个万丈深渊，他的命运也将从此被改变。

二、美国政治的“弃子”

虽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暗流涌动，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初显端倪，两党的军队摩擦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皖南事变”。

在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只能暂时收起武器，与我党在重庆进行谈判，最终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谈判期间，周恩来还亲自会见了司徒雷登，向他表明了我党的一些主张。也得到了司徒雷登的支持。

但是蒋介石在1946年6月撕毁了“双十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之前一直极力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马歇尔也不得不宣布自己计划的失败，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转变为了“扶蒋反共”。

1946年7月12日，马歇尔考虑到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声望，推举他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一建议被杜鲁门采纳，此时70岁高龄的司徒雷登首次登上政治舞台。

图｜马歇尔

司徒雷登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但是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他成为驻华大使后，并没有认清中国的形势，还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共两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但是当时蒋介石已经大举进攻解放区，和平这个词早就已经和中国渐行渐远。我党当时已经清醒的认识到，此时的司徒雷登也并非是纯粹的为了中国着想。

他的眼里只有美国的利益，他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以国民政府为主导，他这一主张一旦实现，中国不仅不能得到民主，民族团结还会受到影响。

说不定还会回到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一个是军阀割据的中国，一个是团结一致，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司徒雷登眼里，肯定是前者对美国更有利。

看似是在为美国的利益考虑，但是美国政府却不买账，毕竟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扶蒋反共”，培养一个彻底臣服于美国的蒋介石政府。

没想到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解放战争依然打的乱七八糟，三大战役过后，主力基本丧失，蒋介石宣布下野，而司徒雷登还在做着促使和谈的美梦，开始全力支持李宗仁上台，并希望李宗仁管理中国南方。

当时解放军都已经快打到南京城了，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而支持李宗仁这一决定更是让司徒雷登得罪了蒋介石，至此，政界新手司徒雷登在共产党、国民党、美国政府三方面前都没落着好。

除了在对华政策上招来了三方势力的嫌弃，解放战争期间，司徒雷登还公开支持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对日本主要实施“限制削弱”政策，但是随着苏联战后的崛起，美国希望把日本变成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

图｜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严格意义上说“扶日反共”政策反的是苏共，但是当时苏共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区别，这也侧片反映出，司徒雷登表面上倾向于调停内战，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像美国政府一样拥有反共基因。

在这种政策下，美国在对日本战犯审判的过程中营私舞弊，包庇了很多罪孽深重的战犯，国内爆发了多次反美游行，但是司徒雷登依然我行我素，力挺美国这一对日政策。此时他再也不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国际友人”，而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1949年，解放战争基本已经到了尾声，司徒雷登为了不让新中国倒向苏联，提出前往北京与我党洽谈，这一计划被美国政府否决，并要求他马上返回美国。

他认为，既然木已成舟，美国在亚洲树立一个敌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在他的飞机抵达冲绳时，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声明，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这一声明并没有被公开。

飞机刚到夏威夷停留，美国政府便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详细阐述了“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过程，并揭露了司徒雷登之前对于中共的一些偏面言论。

看到白皮书后，司徒雷登心灰意冷，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弃子，成为了“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背锅者”。

毛主席看过白皮书之后，亲自写下了五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其中《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最为著名。

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看似是在为了中国的和平而努力，实际上这种和平只不过是用来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获得，他的心中只有美国的利益，毛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司徒雷登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第一个工具。”

图｜《人民日报》刊登的《别了，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司徒雷登看到了什么呢？除了看到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的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的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都和工农兵学生们一起喊着口号，讲革命。”

“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公文包走路。”

文章看似是在嘲讽司徒雷登，实际上嘲讽的是他背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文章仿佛在向世界宣布：“美国的反共政策永远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三、悲凉的晚年

司徒雷登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到了美国，作为之前的驻华大使，机场居然没有一人迎接他，一股凉风打在他的脸上，让他变得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虽说短暂的进入政坛，但是很快他就被美国政府冷落，此时的司徒雷登孤身一人，他的儿子常年在外地传教，没有多少陪伴他的时间，他的妻子艾琳早在20年前就在中国病逝了。

回到美国之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处处受到别人的冷眼，只能重新从事宗教活动，这才勉强维持生活。

但是命运在一次戏弄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一次传教活动中，司徒雷登不幸摔倒，这让原本就患有中风的他雪上加霜，这次活动之后他便半身不遂，只能在轮椅上度日。

由于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他在美国没有房产，之前的存款也都大部分拿来筹建燕京大学，他被美国的医保系统拒之门外，生活极为悲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参议院麦卡锡掀起了反共的高潮，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反共情绪日益高涨。

麦卡锡主义者想到司徒雷登曾经主张美国与中共进行沟通，于是把他定义为共产主义的“走狗”，一些极端人士甚至闯进他的临时住所，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司徒雷登进行侮辱谩骂。

在司徒雷登走投无路之时，曾经的一位叫做傅泾波的学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早在燕京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傅泾波就非常仰慕司徒雷登，于是报考了燕京大学，后来他成为了司徒雷登的助理，帮助他处理了很多事务。

图｜麦卡锡

傅泾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了家中，把他当做是自己的父亲去照料。傅泾波的妻子也并不反感这位老人，经常为他做地地道道的中国菜。

每当吃起傅泾波妻子所做的中国菜，司徒雷登都会回忆起在中国的岁月，想起曾经燕京大学的校园。随着往事不断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泪水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司徒雷登始终由傅泾波一家人精心照料。司徒雷登离世之前向傅泾波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埋葬在燕京大学。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病逝。傅泾波按照他的遗愿，来到中国与多个部门进行沟通。但是曾经的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早在1952年，燕京大学就已经被撤销，它的文科和理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并入了清华大学，法学、社会学并入了中国政法大学。

原来的校舍已经被北京大学接收，傅泾波就埋葬司徒雷登一事与北京大学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当时处于中美关系敏感时期，再加上司徒雷登曾经的反共言论，北京大学最终拒接了这一请求。

图｜左白崇禧，中司徒雷登，右傅泾波

为此傅泾波经过了长达四十年的努力，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怀念的中国，被埋在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自己的遗愿也算是满足了一半。

司徒雷登是个悲剧人物，其实他原本可以永远的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教育家，但是最终却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其实这是美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通病，国内老有人吹嘘美国的学术环境有多么纯净，其实并非如此，美国高校的教授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有参与政治的习惯，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美国高校内的一个潜规则。

如果不谈论立场，司徒雷登是个优秀的教育家，虽说他在后来走入了歧途，但是不可否认，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