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他早年时期只是国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卫干事,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王洪文借助造反登上政治舞台,逐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洪文进入高层视线是在1967年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武汉七二零事件后,高层发现上海与武汉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区别,再加上得知了王洪文是“工农兵”三结合,所以就记住了王洪文这个人。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到北京,当时他是带着自己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一起前往北京的。到北京初期,王洪文非常不适应,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知道高层的真实用意,此后王洪文便安心留在北京,并在1973年担任了副主席,官至正国级。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其实,在被捕之前,王洪文仿佛已经预料到自己以后的命运。10月4日,也就是被捕之前两天,王洪文让自己的秘书廖祖康带着儿子返回了上海。当时廖祖康马上要结婚了,这次回上海就是举办婚礼,王洪文自然知道廖祖康的情况,在他动身之前,特意让廖祖康去办公室拿了500元钱,并且把儿子交给了廖祖康。
王洪文对廖祖康说:“我们老家有句话,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摘掉,到时候不仅丢官,甚至会坐牢。”看到王洪文这么说,廖祖康也没有多说什么,带着王洪文的儿子返回了上海,把500元钱以及儿子交给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
其实,王洪文有这种想法要追溯到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之后,1975年,我党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由周总理与王洪文负责,本来“四人帮”准备把这次会议看成夺权的好时机,但毛主席与周总理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长沙决策”,“四人帮”的阴谋也破产。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发觉王洪文的工作能力不行,于是就把王洪文派回上海,让他到上海搞调查研究,积累工作经验。王洪文返回上海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吃喝玩乐上,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1975年9月18日晚上十点,王洪文在王秀珍的陪同下参观了国棉三十厂,当时三十厂正在重建,厂里的干部是一个叫应五妹的人。
在参观过程中,应五妹说:“等厂子建好之后,再请王副主席前来参观。”这句话说到了王洪文的痛处,王洪文回答:“到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紧接着,王洪文还向王秀珍以及应五妹解释起来,他说自己以后可能会坐牢,来不了了。或者犯错误,被罢官。
由此可见,王洪文对自己的前景还是有清晰认知的,这也是他在被捕之前让秘书把自己的儿子带回上海的主要原因。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廖祖康婚礼后一天,王洪文就在怀仁堂被捕,此后被关押起来。
王洪文被捕之后,他的妻子与孩子几乎没有受到牵连,崔根娣本来就是普通的工人,也没有参政议事,彼时王洪文的孩子们还小,他们对王洪文的所作所为基本不知情。公审王洪文之后,王洪文的妻子与孩子们依然生活在上海,过着普通人的日子,从这方面来看,王洪文的妻儿确实没怎么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