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自打博古等人负责中共中央并来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苏区干部便被排斥在领导集体之外。

也正是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即使是这样，因为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博古等人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时候想要立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而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所以中央的一切决策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之所以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也看出来了，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失败，中共中央失去了苏区，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早就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同是留苏归来干部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过往有嫌隙），而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

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

双方不欢而散。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自然地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而在红军转移前夕，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出发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如果这样的话，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基层部队去。为此，毛泽东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同行同住。

而遵义会议上，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

此时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

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

但是：

刘少奇、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

陈云、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关系一般。

朱德、周恩来，本来就对博古、李德的军事策略满肚子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

而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此时，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样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

这也正是后来为什么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另一个方面来说，经过事实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