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蔚回忆刘少奇到海安与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

刘少奇到海安与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党中央在《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中明确指出:政权建设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大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为了加强党在华中地区抗战的领导，建立中原局，派刘少奇任书记。一九三九年十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到了安徽省定远县的藕塘集。他一路传达党中央关于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的指示。他把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思想讲得深入浅出。他说:“打鬼子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

陈毅也非常重视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还在郭村战斗结束，准备东进黄桥时，他怕我对从军队调出搞政权工作想不通，就再三向我说明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的重要性。他幽默地说:叫化子打狗必须拿着棍子、倚着墙。这种生活中的现象，看来很平常，却包孕着哲理。我们抗日，千革命，必须要有武装，又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作为依靠。军队是根据地的支柱，政权则是根据地的主要标志。这个思想对华中抗日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后，凡是在这方面执行得好的地区，根据地都有了大的发展;反之，则受到挫折和各种损失。

苏北的抗日局面打开后，我们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工作重点放到根据地的建设上来了。在苏北指挥部的决定下，我积极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着手准备正式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这时，刘少奇、黄克诚等同志先后从阜宁东沟出发，经盐城、东台，来到海安。

记得那是一九四O年十一月七日下午，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新四军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和战士们，现陈毅、粟裕带领下，聚集在海安串场河码头上，兴奋地等待着刘少奇的来到。刘少奇等乘的专轮靠岸后，我们即迎上前去。刘少奇、黄克诚一前一后从船舱里走出来时，码头上的人群中哗哗地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刘少奇身穿一套旧的灰军装，面容清瘦。他神采飞扬地跨上码头，亲切地向我们打着招呼。陈毅把我们几个在场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一一介绍与他认识。随同刘少奇到达海安的黄克诚等其他同志，也与大家一一热情握手，互致问候。随后，我们把刘少奇、黄克诚等同志送到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住所休息。

这时正是日军准备对苏北进行“扫荡”及蒋介石在全国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之际。这局势刘、陈等都有了充分的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会甘心让新四军久占苏北这块战略要地，因为这里盛产食盐、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兵源充足，对沟通东西南北的陇海、津浦、京(宁)沪三条铁路干线和长江均有极大的威胁。所以，日顽必然要相互勾结，一起向我们扑来。

刘少奇来到海安后，即与陈毅等一起，和新四军、八路军的有关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如何对付这一将要到来的严重局势，以及如何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

刘少奇和我谈话，主要是谈建政和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根据地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说:“我军坚持华中抗敌斗争，必须作长期打算。我们要抓住时机，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切不可丧失良机。要建立能得到群众认可的合法政权。国民党不会承认我们的政府的。我们用参议会的办法，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由大家选出自己的政权机构。这样才是真正的合法政府。目前，要立即把苏北的临时参政会开起来，并要开好。:在政权的结构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和少数上层分子占三分之一。行政委员会和行委主任由参议会选举产生。这就是统一战线政府的形式。”

苏北临时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到刘少奇的住处向他汇报准备工作的情况，顺便请示一些问题。我走进屋子，刘少奇的秘书招呼我在大厅中间的长方桌子旁坐下，顷刻，刘少奇就从内室走了出来。我站起身来，他招呼说:“请坐，请坐。”他走到长方桌的北头坐下，和我随便谈起来。

“你很忙吧!局面刚打开嘛，百事待理，不能不抓紧时间工作，我们现在老的干部很少，一个人要顶十个人用呵!”我把参政会的筹备情况，给他简略地汇报了。刘少奇接着慢慢地说着，他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使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前门牌香烟，抽出一支点上火吸了起来，问我这次会议的代表到了多少?

我回答:“大约三百七十多人，大多是各县推荐的。”

“他们在会前反映了些什么意见?”

“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表示赞成抗日;二是希望二五减租能少减或不减;三是对我们委派县长、区长有意见，要求民主选举。”

刘说:“这次会的任务是选举政府负责人;颁布一个施政纲领，在纲领中要规定建立一个廉洁奉公的政府;共产党员犯法要罪加一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代表中有些合理的意见也要吸收到施政纲要里去。在会上你要做一个施政纲要的报告，把目前的抗战形势讲讲，使大家了解。有关行政工作、财政工作、教育工作、武装工作，都要讲讲，特别是二五减租要讲清楚。为什么要二五减租的意义要讲一些，这是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决策。这次参政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中上层士绅，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二五减租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我们要耐心地做解释说服工作。”

他停顿了片刻，抽着烟，深思熟虑地说:“你要和士绅们个别谈谈心，对他们说清楚。过去农民整年辛苦劳动尚无法养家糊口，嫌地租太重，要求减免，是合理的;二五减租，对部分地主的收入暂时会有点影响，这也是事实。但实行减租后，既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农民参加抗战的热忱。工农生活改善后，盗匪必然减少，社会秩序方得安定，这对地主资本家和全国人民都有好处。

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有爱国天良的士绅，都要深明大义，不要只顾眼前的一己私利而不顾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当然，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会按照具体实情采取公道合理的方法处理，如出现过头的要求和行动，会加以正确领导和说服，让士绅们也能过较好的生活，请他们放心。”

我点了点头。

“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让大家充分讨论，然后作出决议，正式公布。”他又间，“你们有没有主席团领导会议?”

“有"

“多少人?”

“二十多人。”

“少了一点，要三十多人，占到会人数的十分之一才好，要照顾到各个方面。”

他还要我谈谈苏北影响大的士绅的情况。

我告诉他:在苏北影响最大的士绅是韩国钧。开始时，他的思想是中间偏右，对我们新四军认识不清，后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他才对我们有了较深的了解，就同情和支持我们了。其次是朱履先，此人很耿直，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甚至对我们党和军队有信仰，处处在替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旗帜很鲜明，是对我们新四军有信仰的士绅。

我还谈了不少苏北士绅的具体情况。刘少奇很认真地倾听着，有时插一两句话。当我讲到有些士绅还不是真心拥护我们时，他说:“会议一定要发扬民主，不能由我们包办。要让到会的各方面人士讲话，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管人家的意见对还是不对，都要认真听，让人家畅所欲言，切不可压制。对的要接受，不对的要耐心地加以说明。”

我请示:“他们要求县长由民主选举产生，这行不行?”

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不行，这个要求目前还不能同意，条件不成熟，不能操之过急。他们要求选举议长和副议长可以同意，要求选举县长和区长的意见，暂时还不能同意。现在二五减租还没有搞，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如果选举县长、区长，就会选到地主阶级的手里，那我们的政权就丢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委派县长、区长比他们选举要更加民主些，因为我们委派的县长、区长是真正代表人民的。”

刘少奇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自从黄桥决战以后，国民党的县长都跑了，区长虽然大多没有跑，但也躲藏起来了。在基层，大部分的乡长、保长没有跑，也没有藏，依然作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工具在行使职权。我军打开苏北局面以后，虽然立即委派了一些县的县长，接管了县以上的政权。但由于干部缺乏，基层政权一时还无法替换国民党留下的那批乡、保长，因此不得不留用旧人。对这种权宜措施，刘少奇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称之为“解放牌”政权。意思是说，这个政权是解放过来的，尚未得到彻底改造。以后到二五减租实行，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有大批群众领袖涌现出来。我们把这大批的群众领袖培训成区、乡干部，情况就会改观了。

刘少奇又问我:“你们议长人选酝酿好了吗?”

我回答:“大体酝酿好了。这是和各方面代表再三协商，才初步定下来的。准备由韩国钧担任苏北参议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

他点点头，说:“可以。”又问我，“你打算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我说:“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没有立即表示态度。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可能太空洞了。他沉默了一会才说，原则是重要的，但没有具体的措施，原则会落空的。我们抗日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国土上赶出去;另一方面是要努力发展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现在国民党政府不发给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一粒粮食，相反天天在计算着如何把我们消灭掉。他们进攻黄桥，就是这个目的的赤裸裸暴露。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自己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自己发行钞票，自己收税，不依靠任何人。

谈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在革命现阶段的条件下，统一战线是为着抗日救国，不抗日救国就没有统一战线。如果统一战线被人家统了去，那就要犯大错误。我听得出，他是有所指的。

刘少奇还谈到，现在国共合作尚没有破裂，估计在短时间内不会破裂，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单独进行抗战的，而且如果他想公开投降日本，全国人民是不允许的，英、美也不会同意。所以他们还是要扛着抗日这面大旗，表面上还要和我们合作。当然，他们骨子里会勾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我们，但投降派在国民党中只是少数。所以我们现在只提反对投降倒退，不提“反对国民党”，我们要争取他们中间大部分赞成抗战的分子。在苏北地区我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爱国士绅，如韩国钧、朱履先等，要让他们在参议会中充分发挥作用。

这时，陈毅走了进来，刘少奇转过脸来对他说:“我们正在谈苏北参议会的工作，你对这里情况熟悉，给他多讲讲。”

陈毅就在我对面坐下来。我望着陈毅，等他的指示。他说:“你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去做，我没有什么可讲。你放手去干，要发扬民主，要团结好这批大知识分子。”

刘少奇的这次谈话，把政权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讲明白了，对我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一月十五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十四个县都派来代表参加。其中丹阳虽位于江南，扬中、崇明位于大江之中，但在组织关系上仍属我们领导，所以也派正式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实到代表人数三百八十八人，包括各党派(主要是国共两党)、各阶层人士。许多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其中共产党员七十二人，占五分之一弱;苏北工业不发达，工人代表只有五人;还有列席旁听的代表二十多人。我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员也不少，除了国民党老前辈朱履先等先生外，还有祝惟干、盛仁东。祝、盛以后政治上一直很进步，并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会议开始时，我按照刘少奇、陈毅的指示精神，讲了这次会议的宗旨、任务和开法。

会前我曾登门拜访韩国钧，请他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我记得他到了会场，坐在我旁边。他坐了片刻，因年事已高，就告退了。黄逸峰、朱克靖、朱履先、季方则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大会发言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二五减租问题。一部分地主阶级的代表在会上公开表示不赞成减租减息，理由是:这几年战争频繁，兵祸连绵，国民党苛捐杂税又多，农民交的一点租都被搜刮去了。他们生活很苦，连农民也不如。如果再减租，就没法活下去了。

以朱履先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们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苏北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几百亩、几千亩的地主不少;大地主对农民进行了超经济剥削，一般均以“三七分”或“四六分”，有的还有“花利头”、“大利分收”、“额外小租”等名堂，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却大部分送到地主仓库里;而地主生活糜烂，许多人家中有三妻四妾、奴脾成群……。不减租减息，农民才真正活不下去。也有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提出:二五减租是照顾到佃农和地主双方利益的，是应该的，但希望能保证交租交息。如果减了租，地主又得不到租，那末生活就困难了。

二是县、区长的产生办法间题。一部分代表主张立即举行选举;另一部分代表同意委派，俊条件成熟后再实行民主选举。争论也颇激烈。我看会上争论的问题没有超出我们事前的估计，并且会前又请示过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心中有了底，因此月稣有成竹，等代表们把话讲完后，就根据刘少奇指示的精神，结合代表们的不同意见，一条一条作了解释。关键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决不轻易让步，但思想工作尽可能做得细致深入一些。我强调了一切要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土地政策，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民生主义和平均地权等内容。

我们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把这内容写进自己的施政纲领，作为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贯彻下去，认真执行，谁也不能违抗。政府负责人，在目前情况下还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会委派为好。我们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过慎重考察和遴选的干部，实际上比条件不成熟而匆忙选举出来的人更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这样一明确表态，争论也就平息下来了。

在会议结束前，我又去找刘少奇、陈毅等同志，请他们到会和代表们见见面，讲讲话。他们欣然同意了。代表中许多人见过陈毅，早为他的人品和才学所倾倒。对刘少奇也是仰慕已久，很希望能见到。

当刘少奇、陈毅等人一起进入会场时，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他着重对我们的施政纲领作了提纲挚领的阐述。他指出:“我们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它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证各阶层抗日人民的利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主要任务;它采用‘三三制’的民主形式，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希望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一个廉洁奉公的政府，为苏北的抗日斗争努力作出贡献。”

陈毅讲话，首先介绍了黄桥决战胜利后，我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大好形势。接着，他说:“黄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省韩坚持反共，才酿成这次事件。即使这样，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他能改变态度，和我们一起坚持苏北抗战。最后指出:新四军是人民的抗日部队，是革命的部队，是新式的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的部队就要靠人民的支持。希望各界父老和我军团结一致抗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会议通过了施政纲领;通过了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各县成立参政会的决议;通过了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决议。大会选举韩国钧为苏北参议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我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季强成为副主任。最后，我致了闭幕词。

这次苏北临时参政会是在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下举行的，会议顺利地完成了既定的任务。代表们说:这样的民主政治与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适成鲜明对照，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政治局面。